在一個合理地正義（reasonably just）的國家中，公民是否有一種廣泛的道德義務去服從該國法律？這便是政治義務（political obligation）的問題。按照當前主流的看法，政治義務之所以重要，乃是因為它是國家正當性（state legitimacy）的必要構成部分，即僅當一國公民負有一種廣泛的道德義務去服從該國法律時，該國家才是正當?shù)�。以西蒙斯為代表的哲學家否認政治義務可被證成，并因此得出所謂的“哲學無政府主義”（philosophical anarchism）結論。與之相對，另外一些哲學家為了抵制哲學無政府主義的立場，發(fā)展了各種政治義務理論，試圖對上述問題給出肯定性的答復。朱佳峰著的《告別政治義務(邁向一個新的正當性理論)/法哲學與政治哲學文叢》的核心觀點有二：一、我將提出新的論證以表明現(xiàn)有的政治義務理論都是不成功的；二、但不同于西蒙斯，我認為即便政治義務不存在，我們也無法得出“哲學無政府主義”的結論。為此，我發(fā)展并辯護了一個“寬松的正當性觀念”（a permissive conception of political legitimacy），按此觀念，政治義務并非政治正當性的必要構成部分，它因此切斷了從政治義務的缺失到哲學無政府主義的推論。
在政治和法律的世界中，我們首先所觸摸到的總是各式各樣的制度，恰如在自然世界中，我們首先觸摸到的是各種實實在在的物質一樣。人類理性總是試圖超越這種直接的被給予性而尋求背后更基本的東西。由此，我們發(fā)現(xiàn)了物質及其活動背后的自然法則，制度及其運行背后的觀念、利益、考量等等各式各樣的人類心智活動。然而，與物質不同的是，制度的存在并不依賴于其自身，而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它背后的人類心智活動。法律和政治的哲學性思考就是對于這些人類心智活動的總體性理解，并同時也反轉過來型塑并在一定意義上支配著這些人類心智活動，由此以更為隱秘的方式型塑和支配著制度的運行和變遷。所以，在這個意義上，研習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最核心的任務之一就是要超越這種直接被給予的制度性事實，進而深入到其背后那些支撐著它們的基本觀念。
眼下中國的法學界，不僅受制于狹隘的且嚴格限于學科劃分的法學觀念，認為它是一門獨立且自成一系的科學體系，無需其他學科的支撐就可理解其自身，而且受制于一種極度實用化的法學觀念，認為法學的首要目的就是“實用性”，法學教育的宗旨就是“職業(yè)化”。這兩種既狹隘又膚淺的法學觀念不僅讓我們現(xiàn)在的法學變得越來越技術和庸俗，而且也變得越來越幼稚，它偏離了法學作為一門有關人類共同生活之基本原則的學問這樣一種在古典世界一直被傳頌的觀念。因此，我們現(xiàn)在的法學不僅有著對于經典作家以及經典作品的極度忽視，而且對于那些涉足道德和政治的論題有著天生的陌生感。本文叢的設立即在于打破這樣一種分隔，它試圖讓法學的、政治學的以及哲學的學者可以在一個更廣闊的共同空間進行共同的探索和對話。它不僅希望法學學者能夠走出去，而且希望那些關注同樣問題的政治學者、哲學學者可以不帶學科分際地參與進來，進而對他們所共同分享其思想淵源的經典人物、經典作品以及經典論題進行共同的研討、論辯和思考，進而推進漢語學界有關這些人物、作品以及問題更為深入的理解和把握。至此，我們也誠望學界有更多的聲音和力量參與進來，支持這套叢書。謹為序。
吳彥
2017年夏于上海
這是我的第一本書。我希望本書簡明清晰地呈現(xiàn)了分析政治哲學研究領域內關于正當性和政治義務的一項原創(chuàng)性研究。容我稍作說明。首先，我所謂的“分析政治哲學”僅僅是指采納“分析進路”的政治哲學研究，它也是當代英美政治哲學的主流。關于分析進路，我受惠于葛四友教授在不同場合的論述，如果我沒理解錯，其要義是：分析進路的研究著眼于一階問題，而不僅是對他人如何研究該問題的研究(用我很喜歡的一句話說，它要求研究者“像亞里士多德那樣思考，而不僅僅思考亞里士多德在思考什么”)，并試圖以簡明清晰的分析與論證推進對該問題的解決，其主要手段是提出并辯護新的(概念)區(qū)分，并對已有的論證進行合乎邏輯的批判。其次，上述對分析進路之研究的界定也幫我回答了什么是原創(chuàng)性研究：該研究必須推進對一階問題的理解或解決，而不是僅僅介紹和評述已有的論證。最后，關于“簡明清晰”的要求，以略夸張的方式說，分析進路對研究者實行“有罪推定”：如果具備相應知識背景和閱讀能力的讀者看不明白，那就是作者沒寫清楚;它特別警惕研究者有意或無意地施加如下不平等負擔于讀者：通過玄奧、晦澀、含混、跳躍的寫作“迫使”讀者認為其論述必然意義重大。
以本書為例，我試圖解決的一階問題有二：在一個合理地正義的國家中，公民是否有一種廣泛的道德義務去服從該國法律(此為政治義務問題)?政治義務是否為國家(統(tǒng)治)正當性的必要構成部分?在闡述自己對上述兩個問題的回答中，我通過引入一系列區(qū)分(如“合作”與“回報”的區(qū)分)辯護了自己立場，同時批判了現(xiàn)有的、與我觀點相左的論證。此外，本書也力圖滿足“簡明清晰”的要求。具體點而言，我在寫作中力圖達成如下目標：任何一個讀完了一篇(靠譜的)政治義務問題導論的讀者，或者沒讀過此類導論但對當代英美政治哲學有一定興趣與涉獵的讀者都能讀懂本書。我也希望本書的寫作足夠清晰，以便學術共同體的同行們就我的觀點與論證提出批評;當然，面對批評我通常也不會“坐以待斃”(就我有限的投稿經驗而言，沒有什么比回應學術批評更為酸爽的了)。
本書基于我的博士論文，但用中文進行了重述�；诋厴I(yè)后這三年對相關問題的進一步思考，我對博士論文中許多論證作了改寫和擴充，也增添了新的論證。因此，本書的成形首先要感謝我在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系的博士論文指導老師Uwei Steinhoff。本書獻給他。Uwe是一個嚴謹(但亦幽默)、犀利、好辯且高產的政治哲學家。關于其高產，我僅舉一例，一次我寫郵件給他，他回復：“我現(xiàn)在手上有13篇文章在審稿中，另外有2篇論文快出版了。”同時他也是一個能對學生給予充分尊重與支持的導師。(當然，對大部分不熟悉他的政治與公共行政系碩、博士研究生而言，大概對他的印象無外乎香港冬天穿短袖的大高個，以及他響徹系走廊的魔性且爽朗的笑聲。)Uwe的嚴謹與犀利總是讓我交給他的論文草稿每次都以“慘不忍睹”的模樣返回到我手中：從英文標點符號(如dash和hyphen的區(qū)別)以及字符之間的空格，到英文的用詞和句式，再到我提出的具體論證，以及整個論文謀篇布局，他或在正文處直接標記改動，或在空白處給出精妙到令人絕望的反駁，和綿長到讓人頭皮發(fā)麻的評論。但他從不干涉我的研究，也不會指派我?guī)退案伤交睢?相反，他完全把我看成是一個獨立的研究者，并盡可能幫助我成長。除了提供學術批評與建議，他還慷慨地提供了用于我期刊投稿論文和博士論文英文校對的費用(這不是一筆小數(shù)目)。Uwe的犀利與好辯是其高產的重要原因(他經常是看完一篇論文就順手寫個短論投出去商榷)，這兩點多多少少也影響了我，盡管我仍不及他十分之一，但這足以使我們倆在“吐槽”某些學術作品時意氣相投，也促使我在讀博期間就試圖寫文章挑戰(zhàn)他人觀點。關于Uwe的好辯，還有一個趣事，不妨一提。2016年暑期，我有幸和他一同在上海參加了復旦—哈佛—紐約大學阿布扎比分校合辦的政治哲學國際會議(感謝復旦大學哲學學院白彤東教授邀請)，會上他對羅爾斯的“理想理論”(ideal theory)大加撻伐，哈佛大學的Mathias Risse教授(主要研究全球正義)就開玩笑，稱他為 Uwe Bashhoff(bash即為猛烈抨擊之意)，引全場大笑。
我還要感謝博士論文的答辯委員會成員，陳祖為(Joseph Chan)教授、慈繼偉教授和George Klosko教授對論文的肯定以及提出的中肯的修改意見。特別值得一提的是，Klosko教授的雅量和對后輩的鼓勵展示了一個真正學者的風范。我因為一篇主要批評他的論文(參見本書第五章)而認識他，他不但對論文給予了高度評價，還答應成為我博士論文答辯委員會成員，在我求職時他亦幫我寫推薦信。
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學系主任劉擎教授在我博士畢業(yè)之后“收留”了我(劉老師同樣為我的香港大學讀博申請作了熱情洋溢的推薦)，并一直給予我無論是在學術還是生活上諸多的關心與支持。入職華東師大政治學系后半年，在時任華東師范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長茅海建教授的提議和思勉其他資深研究員的支持下，我被選拔成為了思勉青年研究員，因此享有三年不受打擾的時間安心從事學術研究。在華東師大工作期間，我也有幸與哲學系葛四友教授有諸多交流。葛老師不僅提供了許多有益的學術信息與建議，也敦促我盡快撰寫此書。沒有以上諸多師長的幫助和敦促，本書的成形恐怕也將遙遙無期，對此我深表感激。
此外，本書的出版也有賴于華東師范大學法學院吳彥博士聯(lián)合中國法制出版社組織《法哲學與政治哲學文叢》，并把本書收錄其中。對吳彥博士以及中國法制出版社馬穎編輯在組織、出版這套叢書中所展現(xiàn)的學術熱誠和所付出的諸多辛勞，我謹致以誠摯的敬意與感謝。
最后，本書部分內容取自我本人已經發(fā)表的學術論文。我對以下期刊允許我在本書使用這些內容表示感謝：
1. “Legitimacy as a Mere Moral Power: A Response to Applbaum” , Diametros 33, (2012): 120-137. 論文部分內容收錄于本書第七章，收錄時略有改動。
2. “Fairness, Political Obligation, and the Justificatory Gap” , Journal of Moral Philosophy 12, (2015): 290-312. 論文構成了本書第五章的主要內容，收錄時略有改動。
3. “Farewell to Political Obligation: In Defense of a Permissive Conception of Legitimacy” , Pacific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advance article, (2015): 1-21, DOI: 10.1111/papq.12128. 論文構成了本書第八章的主要內容，收錄時略有改動。
4.《論道德權威的證成》，載《社會科學研究》2017年第2期，第135-143頁。論文構成了本書第三章第1至3節(jié)的主要內容，收錄時略有改動。
朱佳峰
2017年4月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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