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為余欣主編的《中古中國研究》的第一卷，收錄了來自中、日、美、法等多個國家學者的13篇論文。其內容廣泛，涉及政治、思想、宗教、美術、社會生活等眾多領域。既不乏對當前學界研究的熱點和前沿問題的成果，也有以往關注較少的比如歷學方面的研究。
在新材料和新理論的推動下，中古中國研究的論域與視角日益呈現(xiàn)多元化態(tài)勢，中外學者運用文獻、考古、藝術相結合的方法，不斷開拓新學境，創(chuàng)獲甚豐。而本書以中古中國知識-信仰-制度整體研究作為把握中古時代基本歷史脈絡，構建“世界圖式中的中古中國景象”，并藉此對中古時代的文明和氣質進行博觀與省思。
弁言
在新材料和新理論的推動下，中古中國研究的論域與視角日益呈現(xiàn)多元化態(tài)勢，中外學者運用文獻、考古、藝術相結合的方法，镕鑠古今，會通東西，不斷開拓新學境，創(chuàng)獲甚豐。然而，我們是否可以在認識并揭示制度與社會變遷進程與趨向外，更為活性化地探求中國歷史深層波瀾之源和天數(shù)世道潛運默移之故?在傳統(tǒng)的政治、經濟、文化史研究范式所構建的“大印象”之外，是否可以嘗試更真切地觸摸感知時代的氣息和脈動?在中國史研究逐漸被納入世界史敘事的今天，如何在與國際漢學的對話中發(fā)現(xiàn)中國學術內在理路與精神?換言之，重繪中古中國的時代格，是否可能?如何進行?前景何在?亟須海內外學界共同構筑新基盤。有鑒于斯，我們創(chuàng)辦《中古中國研究》，以期為學術與思想的激發(fā)，埋下一顆新的燧石（Firestone）。
以中古中國知識—信仰—制度整體研究作為把握中古時代基本歷史脈絡，構建“世界圖式中的中古中國景象”，并藉此對中古時代的文明和氣質進行博觀與省思，是論叢的基本理念。盡管論叢發(fā)起者“復旦大學中古中國研究班”主要成員多為歷史學者，但這并不是一個校內同仁刊物，也不以史學研究為限，而是開放給所有跨界“游牧者”的新天地。
“梯山航海訪收儲，要為天朝補石渠。故園猿鶴應笑我，難將身跡混樵漁�！眱忍俸嫌隗@濤駭浪里作《航歐舟中》，慷慨意氣，揮斥八極。夫豈不懷，高山仰止，懸于卷首，以明心志。
余欣，1974年生，浙江黃巖人，現(xiàn)任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敦煌學、中國古代博物學、中古宗教社會史、寫本文化與知識社會史。
從西郊到圓丘——《文館詞林�6�1后魏孝文帝祭圓丘大赦詔》所見孝文帝的祭天禮儀（佐川英治）
“開皇”年號與道教“劫運”思想（劉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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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皇”年號與道教“劫運”思想
劉屹
一引言
1957年，芮沃壽（ArthurF.Wright）先生在討論隋文帝治國的意識形態(tài)時，認為隋朝的第一個年號“開皇”，有可能是文帝受道士張賓的影響而采用的道教術語。周一良先生亦認為“開皇乃道家語”，“蓋楊堅取周而代之，故多方制造輿論，援引道家之說亦大有可能。”李剛先生進而坐實其論，認為“開皇”是隋取材自道教神仙系統(tǒng)的年號，以此作為隋文帝力用道教大作宣傳，為其政權合理性尋找依據(jù)的例證之一。多年來，學界持有類似觀點的論述還有很多，當然也有并不強調此年號是來自道教的觀點，在此無需一一列舉�？傊�，這似乎仍然是一個沒有定論的問題。而無論對“開皇”年號取自道教的觀點是否認可，學者們所依據(jù)的都是有限的史家記述，一直缺乏從道教教義角度出發(fā)的觀照。
例如，論及“開皇”年號時，被引用最多的是《隋書?經籍志?道經序》的相關記述：
道經者，云有元始天尊，生于太元之先，稟自然之氣，沖虛寧遠，莫知其極。所以說天地淪壞，劫數(shù)終盡，略與佛經同。以為天尊之體，常存不滅。每至天地初開，或在玉京之上，或在窮桑之野，授以秘道，謂之開劫度人。然其開劫，非一度矣，故有延康、赤明、龍漢、開皇，是其年號。其間相去經四十一億萬載。
這段話中關于道教“劫數(shù)”的論述，應是本自魏收的《魏書?釋老志》：
又稱劫數(shù)，頗類佛經。其延康、龍漢、赤明、開皇之屬，皆其名也。及其劫終，稱天地俱壞。
兩相比較，還是能看出些許的差別。例如，《魏志》認為延康、龍漢、赤明、開皇都是“劫數(shù)”之“名”，《隋志》認為延康、赤明、龍漢、開皇，都是元始天尊“開劫”的“年號”。這就引出了新問題：如果道經中的“開皇”是元始天尊“開劫”時所使用過的年號，那么楊堅是為要模仿元始天尊的“開劫”才使用“開皇”年號嗎？但他為什么不選擇其它三個同樣是元始天尊“開劫”的年號？
實際上，《魏志》和《隋志》對所謂道教“劫數(shù)”的論說，并不能與道教經典教義完全符合。無論是魏收，還是《道經序》的作者，對道教相關理論都存在一知半解的情況。這提醒我們在利用《魏志》和《隋志》來解說中古道教時，應持謹慎的態(tài)度。我們當然應該不滿足于僅憑這兩份來自史家的記述來做出判定，而應去追溯道教方面有關“開皇”的“劫數(shù)”理論，究竟是一種怎樣的概念？這才是判斷楊堅究竟是不是在了解和接受道教“劫數(shù)”概念的前提下而采用“開皇”年號的一個重要條件。這是我想在本文中要解決的一個具體事例。而在這一事例的探討過程中，還想關注一個或許更重要的問題：在道教內部歷經多次反復后，在經典文本中建構起來的某種新的理論或知識體系，在實際中又能夠對中古時期的道教內外產生怎樣的影響？從中又可反映出經教道教與中國古代社會存在怎樣的一種互動關聯(li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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