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主題學與傳統(tǒng)文化》：

　　三 婆婆異化、兒媳優(yōu)越感與弱男懦怯的代價

　�。ㄒ唬┙鼓傅男詣e異化與家長的責任

　　長詩由婆媳關(guān)系引發(fā)出一個東方社會慣常性的家庭問題：個體女性與封建家長的沖突。在焦家，父親早逝，而焦母就是實際的執(zhí)行家長，她在守寡的艱難歲月里，現(xiàn)實存在的種種迫使其性別角色既偏執(zhí)又趨于變異，甚而獨斷、專行而頗接近專制化。為了焦家血脈的有效延承，焦母不惜重金聘娶受過良好教育、資質(zhì)優(yōu)秀的劉蘭芝：“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誦詩書。”而焦母當初為此付出很多彩禮，“受母錢帛多，不堪母驅(qū)使”，此既可看出焦家的殷實，也可看出焦母的雄心膽略。有此謀略的焦母為什么最后與兒媳有如此無法彌合的矛盾，以致家破人亡呢？這其中的問題大約集中在以下幾點：

　　首先，作為家長的焦母，愛子心切，付出巨額彩禮娶來訓練有素的媳婦。這大約是傳統(tǒng)家長所思考的最核心問題：如何使家族光大興旺，并能在社會體系中獲得一定的地位。在這一選擇上，焦母無疑是成功的，同時說明焦母很顧及焦家的顏面。

　　其次，作為傳統(tǒng)女性，焦母的個人素養(yǎng)卻實在不夠高，處于更年期前后的焦灼暴躁的婆婆形象，嚴重影響了她對婆媳關(guān)系處理分寸的正確把握。兒子為媳婦求情，“阿母得聞之，槌床便大怒”，這是積怒已久的爆發(fā)，何以不能盡早解決或及時消減？而蘭芝拜別時，本屬應有的禮節(jié)，“上堂拜阿母，阿母怒不止”，基本的面子都不肯給，顯得過于刻薄尖酸；因而，訓練有素的兒媳受到其兒子的傾心眷戀。與庸俗的母親相比較，兒子更尊重、親近能干有一定預見能力的媳婦，而不是對母親的只有敬畏（除了下定必死之念時），這就使家庭的權(quán)力核心有些撼動和傾斜。因此，并非劉蘭芝“舉動自專由”，也不是她“無禮節(jié)”，而是劉蘭芝作為一個真實的“他者”永遠存在于焦母的對立面，劉蘭芝是一面時時折射出焦母庸俗不堪的鏡子，時常挑戰(zhàn)著焦母的權(quán)威，除非劉蘭芝在焦家消失。因此，早在唐代喬知之《定情篇》就詠：“……廬江小吏婦，非關(guān)織作遲�！�

　　最后，焦母雖然性情異化，但她依舊是個女性，是焦父缺席情況下?lián)碛屑彝ヌ幹脵?quán)力的家長。狹隘的生活視野與權(quán)力欲望的自我膨脹，使得焦母也為兒子選擇終身伴侶的標準問題，頗費躊躇：“四德”兼?zhèn)涞耐昝老眿D與“四德”不全的有缺陷媳婦，哪一類更適合焦家？哪一類更易于統(tǒng)治？哪一類更能延續(xù)和體現(xiàn)焦家特征？而這個“四德”不全的人物正是“東鄰之女”，而從故事的敘述中，顯然“東鄰之女”曾經(jīng)是劉蘭芝的手下敗將。事實上，正是在現(xiàn)實生活的各種參照中，焦母發(fā)現(xiàn)了“東鄰之女”的“賢”這一價值，由此會對未來自己權(quán)威的“可持續(xù)性”有決定性的影響。

　�。ǘ�）劉蘭芝的女性自我膨脹與世俗年輕女性角色權(quán)力的匱乏

　　這可以說是一個“知識女性”往往難以回避的悖論。

　　對于成長之中的劉蘭芝，因為讀書明理導致她較之世俗的傳統(tǒng)女性，更多意識到“女人自身也是一種存在”，而不是借助丈夫與子女的間接存在。但世俗的傳統(tǒng)女性普遍遵守“多年的媳婦熬成婆”的生活原則。劉蘭芝的反傳統(tǒng)行為是其自殺的直接推手，從劉母的大驚“不圖子自歸”，到焦仲卿的久久無法解決復婚問題，都是明證。

　　再看劉蘭芝的再嫁，似乎仍屬于“選婚”，由劉母劉兄操縱此事。當時，女性本人一般沒有婚配自主權(quán)，《世說新語·假譎》寫東晉名將溫嶠（288-329）婦喪，他早就青睞從姑之女，就假意承領(lǐng)了代為選婿的重任，實則自薦并以珍貴的玉鏡臺為聘禮，而女方事先并不知曉，婚后才撫掌大笑：“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①說明婚前新娘對配偶情況幾乎完全不知，并沒有決定權(quán)甚至知情權(quán)。為了免生枝蔓，男女雙方家長事先可能互有欺瞞。劉義慶該篇還寫，王文度之弟阿智毛病不少，年紀偏大也無人與婚。孫綽有女邪僻乖張，嫁不出去。孫就拜訪文度，求見阿智。見到后很有策略地揚言還可以，只是自己女兒不敢高攀，要阿智主動一些，文度很高興地告訴了本族的藍田侯王述，藍田驚喜。只是成婚后才明白，那女的冥頑不靈、愚妄奸詐的程度，其實超過阿智，這才知道孫綽的狡詐。子女逾時未嫁，相對來說，實在是女方家長比較焦急心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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