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憲喬，字義堂，一字子喬，號少鶴，山東高密人。清代乾嘉間重要詩派高密詩派的代表性人物。其仕宦始于廣西，十七年間輾轉(zhuǎn)廣西各地，最終卒于廣西。然而，歷來史家大都只論及其詩論詩派，對其人其事則語焉不詳，且多有誤。如嚴(yán)迪昌《清詩史》：“李憲喬，字子喬，號少鶴，著有《少鶴詩鈔》、《鶴再南飛集》等。乾隆四十一年（1776）以召試舉人官廣西歸順知州。”[1] 實則召試賜舉人四年之后，始出任廣西岑溪知縣；又過了十年，才官歸順知州。劉世南《清詩流派史》：“李憲喬，字子喬，號少鶴，乾隆乙酉選貢高第當(dāng)除令，年十九。高宗見其年幼，罷歸。陳文恭慰之曰：‘君名臣子，終當(dāng)以科第起家。一令不足辱君也�！�丙申召試，賜舉人。官歸順知州。有《少鶴內(nèi)集》、《少鶴外集》，又有《鶴再南飛集》、《龍城集》、《賓山續(xù)集》�！盵2]
一、李憲喬生卒年及其旅桂宦歷與著作考
（一）李憲喬生卒年考
關(guān)于李憲喬的生卒年，歷來史家大都從略不談，如錢仲聯(lián)主編《中國文學(xué)家大辭典?清代卷》即標(biāo)“生卒年不詳”。唯袁行云《清人詩集敘錄》云：“（憲喬）生年推為乾隆十年，卒年據(jù)集中詩當(dāng)為嘉慶元年�！盵3]然其所敘生卒年均未確。其實可據(jù)有關(guān)材料推出。先說生年。有兩則材料，其一，單鉊《李少鶴集序》云：“少鶴生有異才，年十九，以選貢第當(dāng)除令。”其二，《清詩匯》、《清史列傳》均記少鶴“乾隆三十年拔貢生”。 [4]由此可推知其生年為乾隆十一年（丙寅，1746年）。次說卒年。李秉禮《〈韋廬詩外集〉序》云：“子喬丁巳從軍西隆，尋返桂林，次永福庵一夕死�！盵5]李秉禮是李憲喬最要好的詩友，憲喬歿后，秉禮以千金歸葬，并出資刊刻《少鶴詩抄》，故其言是可信的。綜上，可以推斷：李憲喬生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卒于嘉慶二年（丁巳，1797年），享年51歲。
（二）李憲喬旅桂宦歷考
一般史家對于李憲喬的宦歷，亦僅概言“出為岑溪知縣”或“官歸順知州”，甚至只泛稱“筮仕粵西”。錢仲聯(lián)主編《中國文學(xué)家大辭典?清代卷》所列稍詳：“官廣西岑溪知縣，歸順知州。卒任上�！钡�亦未列全，更非卒于該任上。今據(jù)李憲喬《少鶴先生詩鈔》、《少鶴先生日記》（稿本）、《清史列傳》、《岑溪縣志》、《蒼梧縣志》、《歸順直隸州志》、《柳城縣志》、《寧明縣志》等文獻(xiàn)的記載，綜合考述其宦歷如下：乾隆四十一年（1776）召試賜舉人，四十五年（1780）出任岑溪知縣，四十七年（1782）曾寓梧州，四十八年（1783）復(fù)岑溪任；五十一年（1786）乞養(yǎng)歸故鄉(xiāng)；五十五年（1790）署歸順州（今靖西縣）知州，五十八年（1793）改任柳城知縣，至六十年（1795）重任歸順知州；嘉慶元年（1796）初，調(diào)任思明府寧明州（今寧明縣）知州，十月離任，赴省城桂林；二年（1797）三月，在省奉委赴百色軍營，入西�。ń衤×挚h）從征貴州興義苗起事，事畢監(jiān)押案犯入京，中瘴毒卒于永福道中。
李憲喬之父李元直，字象山，官至山左侍御。雍正七年（1729），任四川道監(jiān)察御史�！鞍碎喸拢�章數(shù)十上，疏劾諸用事大臣如大學(xué)士朱軾、張廷玉等，時有‘憨李’之謂”。其剛直不撓與李慎修齊名，時稱“山東二李”。 [6]袁枚《隨園詩話》亦載：“雍正間，孫文定公作總憲，李元直作御史，陳法作部郎，三人嶷嶷自立，以古賢相期，京師號曰‘三怪’。余出孫公門下，采其略，為作神道碑，后與李公子憲喬交好，為撰墓志�！盵7] 因此，當(dāng)李憲喬拔貢生卻被天子以年幼罷歸時，時任宰相的臨桂人陳宏謀才會以“君名臣子”等語安慰他。李憲喬也確能秉承父志，廉潔勤政，以致“歿而妻子不能歸葬，松圃以千金送其喪”。 [8]
（三）李憲喬著作考
李憲喬的詩集《少鶴先生詩鈔》十三卷，是在他辭世之后，由李秉禮、劉大觀出資，單鉊選編，王熙甫校定完成的。初刻于清嘉慶間，與憲噩、憲暠詩集合刻為《李氏三先生詩鈔》，光緒十二年從曾孫李楹重刻之。光緒本藍(lán)色封面題書名為《少鶴文集》，內(nèi)題則為《少鶴先生詩鈔》。該本《內(nèi)集》十卷，收詩444首，依次為《秋岳集》、《石溪集》、《未詳當(dāng)屬何集》、《焦尾集》、《蕭寺集》、《過江集》、《過嶺集》、《縣居集》、《澄江返棹集》、《凝寒閣續(xù)吟》；《外集》三卷，計237首，分別為《鶴再南飛集》、《龍城集》、《賓山續(xù)集》。內(nèi)外集詩凡681首。袁行云《詩人詩集敘錄》在敘及李憲喬光緒版詩集時，千字文內(nèi)有多處差錯�，F(xiàn)對諸光緒本予以糾正：《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誤為“重訂《中晚唐主客圖》”；《內(nèi)集》三原為《未詳當(dāng)屬何集》，誤為“《焦尾》”；《澄江返棹集》硬拆為“《澄江》、《返棹》”二集，以湊夠十卷之?dāng)?shù)。[9]袁著這段文字還有可議之處，此不一一指出。
李憲喬還撰有《拗法譜》一卷，附《通轉(zhuǎn)韻考》一卷，有光緒間刊�！陡呙芾钍显u選孟詩》一卷，有同治間刊。評選陶淵明、韋應(yīng)物、王維、孟浩然、儲光羲、柳宗元詩為《六家詩選》，孫殿起《販書偶記?續(xù)編》著錄其原稿本。《二客詠》二卷，有乾隆間刊。選訂李秉禮《韋廬詩內(nèi)集》四卷，中有點評，后有跋語，有乾隆辛亥版、嘉慶戊午版、嘉慶戊辰版、嘉慶已卯版。[10]另有《少鶴先生日記》稿本，內(nèi)為《崇桂紀(jì)程》、《龍柳紀(jì)程》、《北旋紀(jì)程》、《百色軍營》，今藏山東青島市博物館。
此外，單鉊序所云“賦頌雜文若干卷，《龍川雜紀(jì)》一卷，《曇呵集》一卷，繕寫成帙。又著《詩經(jīng)直說》，未就”等著，眾史家均未敘及，似已絕跡。
二、李憲喬詩論及廣西高密詩派的形成與流播
（一）李憲喬的詩論和詩壇活動
李憲喬的詩學(xué)思想集中體現(xiàn)在其為李秉禮《韋廬詩內(nèi)集》所撰的評跋中。[11]他強(qiáng)調(diào)“詩言志”乃是詩人“安身立命處”，正如杜李韓蘇之許身救民、傲睨權(quán)貴、逆鱗諫君、萬死不悔：“古所謂詩言志者，非僅鑄為偉詞，揚詡盛氣已也。必將有生平心力之所注，至真至確不肯以庸靡自待者，宣寫流露于吟詠之間，乃所謂志也。許身稷契救天下之饑溺，雖不能至，志則有然，此少陵安身立命處；傾抑而密疏奸邪如楊李之輩，睨視嬖幸如貴妃力士之類，以流離佯狂傲然而不悔，風(fēng)云屠釣大人棿杌，此太白之安身立命處；甫為近侍即激切諫爭，患難死生不為移變，皇皇無君之鑿枘不入，此昌黎之安身立命處；至大至剛之氣不以少屈，嬉笑怒罵之態(tài)不以少斂，萬死投荒甘之若詒，此東坡之安身立命處�！彼�還進(jìn)一步指出，詩人由于所處時代與社會環(huán)境的不同，其安身立命處或有別，但就根本而言仍應(yīng)不渝其志：“人之所處有不同，其安身立命處亦不同。若元道州之志在存恤，恥于躁進(jìn)；韋蘇州之志在恬淡，不為物牽；姚武功之輕心塵爵，為文致功；司空表圣之亮執(zhí)高節(jié)，深究詩味；林和靖之追琢小詩，傲睨葛謝；陳后山之矢音酸苦，鄙夷權(quán)貴，是皆不渝其志者，余可以此推之�！彼麍詻Q反對當(dāng)時盛行的脫離現(xiàn)實、婉弱空洞、饾饤膚廓、風(fēng)格頹靡的習(xí)氣：“詩自朱王狎盟以來，吮毫之子爭以雕繢為工，旖旎相尚，風(fēng)格寢以頹靡。較之云間、歷下、竟陵、公安，余習(xí)又不知齊楚孰得失也�！�
為了糾正詩壇積弊，李憲喬與其兄憲噩（又名懷民，號石桐）、憲暠在山東高密發(fā)起宣揚中晚唐詩歌的運動。他們模仿唐張為《詩人主客圖》而作《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取唐元和以后諸家五律，辨其體格，奉張籍、賈島為主，朱慶余、李洞以下為客。他們所倚重的是張籍、賈島的“寒瘦清真”，目的是力救時俗“藻繢甜熟”之氣。李懷民這樣解釋重訂《主客圖》的動機(jī)：“張籍天然明麗，不事雕鏤而氣味近道，學(xué)之可以除躁妄、去矯飾；賈島力求險奧，不吝心思而氣骨凌霄，學(xué)之可以屏浮靡、卻熟俗�！�…中晚唐人得盛唐之精髓，無宋人之流弊，嘗舉梅宛陵‘發(fā)難顯之情于目前，留不盡之意于言外’二語，以為道盡古今詩法�！盵12]汪辟疆《論高密詩派》一文指出：“先是，清初詩學(xué)，以虞山漁洋為主盟，天下承風(fēng)，百年未替。然末流之弊，宗虞山者，則入于饾饤膚廓，宗漁洋者，則流于婉弱空洞。李懷民生于國勢隆盛之時，親見舉世阿諛取容，庸音日廣，慨然有憂之。乃與少鶴精研中晚唐人格律，而救以寒瘦清真，一洗百年以來藻繢甜熟之習(xí)……高密三李之起，獎掖提攜則同里單書田、單青侅、單紹伯開其先；詩派成立，則石桐、少鶴扶其奧；羽翼倡，則以王氏五子為專功；紹述光大，以后四靈為獨至。劉松嵐則有流布宣揚之勛，孫顧崖則有識曲聽真之賞�！盵13]文中提到的山東高密詩派的主要成員，“三李”指李憲喬及其長兄李憲噩（又名懷民，號石桐，諸生，有《石桐詩抄》等）、二兄李憲暠（字叔白，號蓮塘，諸生，有《定性齋集》等）；“三單”指高密前輩詩人單書田（楷）、單烺（青侅）、單紹伯；“王氏五子”指王克紹（新亭）、王夏（蜀子）、王萬里（希江）、王克純（穎叔）、王子和（寧焯）；“后四靈”指李五星（治經(jīng)）、王熙甫（寧?）、王丹柱（寧烻）、單鼒（子固）。此外還有劉松嵐、孫顧崖兩人，系李憲喬宦游廣西時的親密詩友。
（二）廣西高密派的形成與傳衍
汪文并敘及高密詩派在廣西流播的情況：“自少鶴筮仕粵西，其交游則有臨川李松圃秉禮、桂林朱小岑、長洲孫顧崖、趙松川延鼎、劉正孚、江西胡茂甫森諸人。其弟子則有歸順童毓靈九皋、童葆元汝光兄弟，唐夢得昌齡、袁子實思名、馬平葉亮工時晰。又有黃鶴立、曾傳敬、農(nóng)大年昌豐諸人，皆從少鶴問詩法。其造詣亦高，于是廣西有高密之派。臨川李松圃以業(yè)鹺籍桂林，因得與少鶴相習(xí)，既館少鶴于其家，死后又為之歸喪刻書。春湖先生宗瀚，守其家法，并及高密二李緒論�！盵14]今參考汪文提供的線索，并結(jié)合地方史志文獻(xiàn)資料作必要的補(bǔ)充、闡釋，按李憲喬宦游廣西的蹤跡，將廣西高密詩派的活動情況與傳衍軌跡梳理如下：
1.兩任岑溪知縣及寓居梧州時期。李憲喬出知岑溪后，李懷民、李憲暠亦南游岑、梧，“三李”以詩文唱酬開一地文風(fēng)。當(dāng)?shù)卦娪延懈咴ィㄗ纸ㄖ�，秀才）、徐奇士（孝廉）、歐陽介石（名鎬）、謝素猷（名坡）、王推烈、余亮、李詒璋（李憲喬之子），以及岑溪黎叟、梧州溫先生（時任梧州府提點刑獄公事）等。常于岑溪清風(fēng)亭、易使橋，梧州三界廟、西江船上雅集唱和。李憲暠病逝于岑溪時，諸門生為詩哀悼之。
2.兩任歸順州知州時期。師從其門下的州城人有：童毓靈（字九皋，貢生，有《岳廬集》《秋思集》《賓山集》等）、童葆元（字汝光，附生，有《皆玉集》）、袁思名（字子實，又字監(jiān)川，庠生，有《島鶴集》）、唐昌齡（歲貢，歷仼廣西灌陽、雒容縣訓(xùn)導(dǎo)）、李祖能（字恢先，貢生）、彭紹英（字澍漢，號百川，貢生，選授思恩縣訓(xùn)導(dǎo)，兼署河池州學(xué)正）、曾傳敬等。常偕游州城東北的賓山、龍?zhí)逗印⒐律教珮O洞等。在鎮(zhèn)安府及府治天�？h交游的有：府縣同僚親密詩友劉大觀（字正孚，號松嵐，直隸邱縣人，時任天保知縣，有《玉磬山房詩文集》）、汪為霖（字傅三，號春田，江蘇如皋人，時任鎮(zhèn)安知府，有《小山泉閣詩存》），天�？h城門生黃鶴立、農(nóng)日豐（字大年），上甲村二黃生等。常到鎮(zhèn)安府署周邊的云山、獨秀峰、響水瀑布、鑒隘塘等地游賞唱和。
3.轉(zhuǎn)崗柳城知縣時期。有昔日詩友朱心池（柳江書院山長）、紀(jì)曾藻（直隸文安人，時任貴縣知縣，有《小癡遺稿》）、孫顧崖（江蘇長洲人）、王若農(nóng)（浙江嘉興人）等，柳州門生龍振河（字雷塘，拔貢生，曾任恭城教諭，有《雷塘詩草》）、葉時晰（字亮工，號鶴巢，有《越雪集》）、李寅齋、歐陽鎬、歐陽桂、黃章、羅希賢、王愚山、王克純、黃淦、傅邦衛(wèi)、姜元照及憲喬之子李詒璋等人。曾吟游柳城縣名勝烏鸞山，又到馬平（柳州）建“仙弈詩社”，與眾詩友、門生游仙弈山西麓，觀賞宋代丞相王安中《新殿記》摩崖并分韻賦詩。為葉時晰點評詩作并為其集題名為《越雪集》。李懷民在高密去世時，梧、柳二郡諸生也各為詩相吊。
4.調(diào)任寧明州知州時期。有喬寧甫（曾任天河、靈川縣令）、張予定（字汝安，號云樵，山東平原人，曾到桂林為縣令）、梁昆華（越南語譯者）等。并曾召請諸生宴游唱和，作《燕寧明州諸生》詩，稱“矯矯諸文彥，實維在野英。……中有千古誼，此會良非輕”。
5.在省城桂林及赴百色軍營時期。有親密詩友李秉禮（字敬之，一字松圃，號韋廬，又號七松老人，江西臨川人，曾任刑部江蘇司郎中，有《韋廬詩集》）、朱依真（號小岑，臨桂人，袁枚稱之為“粵西詩人之冠”，有《九芝草堂詩存》）、李宗瀚（字公博，號春湖，又號北溟，秉禮之子，乾隆五十八年進(jìn)士，官至工部左侍郎）、劉大觀、楊石墟（李秉禮家?guī)煟�、李桐岡、許密齋（興安縣令）、王若農(nóng)、浦柳愚（桂林書院山長）、朱心池（柳江書院山長），以及晚年來重游桂林的袁枚等。李憲喬與諸詩家遍游獨秀峰、七星巖、杉湖、隱山六洞、普陀山寺等名勝地，又在李秉禮私家環(huán)碧園、西湖莊中與眾詩友唱酬無虛日。
（三）廣西高密派活動大事記
1.李憲喬與袁枚、李秉禮等的交往。乾隆四十九年（1784）秋，來游桂林的性靈派領(lǐng)袖袁枚與寓桂的高密派宗主李憲喬晤會，并介紹憲喬與由江西臨川定居桂林的李秉禮訂交，攜眾多詩友遍游吟賞桂林風(fēng)景絕佳之處。憲喬又引其兄懷民與秉禮相識。此后，秉禮與憲喬以風(fēng)節(jié)相砥礪，并從之學(xué)詩。憲喬為秉禮一一點定詩作，編為《韋廬詩內(nèi)集》，并詳加評跋。兩人不時舉辦的詩社集會亦為桂林藝壇盛舉�！堆�橋詩話》記其中一事云[15]：“少鶴嘗于普陀山寺招同松圃、石墟、密齋、柳愚、若農(nóng)及朱小岑同游，用范石湖‘七人姓字在棲霞’句分韻賦詩。山水友朋之樂，亦足記也�！睉梿套溆诠伲�秉禮經(jīng)紀(jì)其喪事，并出資編印其詩文集。
李憲喬在桂林與袁枚的交往，也透露了高密派同性靈派的分歧與對抗�！肚逶妳R》載：“少鶴詩名在群從中最高，袁簡齋游粵西，見少鶴詩文，目為‘今之東坡’。詩出入唐宋諸大家，而能空所依傍，蓋有真意以運之也�！盵16] 袁枚亦自言：“余在粵，自東而西，常告人曰：‘吾此行，得山西一人，山東一人�！�山西者，普寧令折君遇蘭；山東者岑溪令李君憲喬，字義堂。二人詩有風(fēng)格，學(xué)有根柢，皆風(fēng)塵中之麟鳳也�！盵17]他在離桂后致李憲喬函中有“高密高風(fēng)，光遠(yuǎn)有耀”之語。李憲喬在回信中認(rèn)為沈德潛論詩，“以‘溫柔敦厚’四字訓(xùn)人”，“遂致流為卑靡庸瑣”，希望與袁“起而挽之”。[18] 實際上，“卑靡庸瑣”正是性靈派給高密派的總體印象，只不過憲喬作為晚輩，不便直說，只好托之于沈德潛而已。其兄李懷民對袁枚其人其詩的反感則直接得多。他在《北歸日記》中說：“諸人仰袁簡老，如太山北斗。予每覽其詩文，頗蕪雜率易，不足驚喜。吾子喬亦未免以其譽(yù)己而許之。松圃為刻石，簡老游棲霞洞詩也，張諸壁間。嗚呼！士負(fù)虛名，傾動小儒。阮翁而后，又有袁子才。子才贈少鶴詩，少鶴刪改幾半，尚未免馀憾。其棲霞洞詩，視少鶴作，何啻梧竹之與榛栗？而松圃為子才刻石，不知供奉少鶴詩。天下事，往往如此恨恨！子才歷游天下名山大川，到處以才名打取贐儀，窮無極欲，非真詩人本色也。子才所到處，大吏小官，爭以詩投，而子才因以攫利，壯夫不為也�！盵19]山東高密派成員多為安貧樂道的苦吟詩人。如單書田貧困至食盡門前樹葉，猶吟哦不輟；李五星苦寒堅臥，其友王熙甫為制羊裘方能強(qiáng)起游眺；李憲暠屢試不第，遂隨其弟憲喬到岑溪佐其治，越歲遘疾竟卒于官；李懷民亦久困場屋，乃憤而盡棄舉制之文而專一于詩。這些以“志”“氣”相標(biāo)榜激勵，忍饑傲寒而不失“真詩人本色”的齊魯“壯夫”，如何看得慣鼓吹“性”“情”至上，“到處以才名打取贐儀”的這位江南老才子！何家琪指出：“昔隨園氏才恢張，坐令詩教流俳倡。當(dāng)時崛起高密李，兄弟力以清真瘦削之筆回瀾狂�！盵20]高密詩派興起的原因之一，正是為了矯正袁枚性靈派“蕪雜率易”、“卑靡庸瑣”的流弊。
2.李憲喬在桂西壯族地區(qū)的文化傳播活動。李憲喬兩度蒞任知州的歸順州，屬桂西鎮(zhèn)安府（府治天保，即今德�？h），歷來為壯族聚居地。地處邊陲，西鄰滇黔，南與越南交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歷代中央政權(quán)對這一地區(qū)執(zhí)行羈縻政策，是廣西境內(nèi)開發(fā)最晚、經(jīng)濟(jì)最落后的地區(qū)之一。直到清雍正間改土歸流，隨著外省籍官員及流寓文人的陸續(xù)來到，先進(jìn)的中原漢文化才在這里逐漸傳播開來。李憲喬即是其中一位從事漢文化傳播的杰出活動家。
民國版《靖西縣志》記載：“（李憲喬）敏明剛斷，禮士愛民。尤工于詩。政暇嘗以教州人士。州人粗知韻語，皆憲喬所教也。貢生童毓靈、庠生童葆元皆經(jīng)其陶育。一時風(fēng)雅稱彬彬焉�！盵21] 據(jù)乾隆三十一年（1766）出為鎮(zhèn)安知府的趙翼記載：“廣東言語雖不可了了，但音異耳。至粵西邊地，與安南相接之鎮(zhèn)安、太平等府，如‘吃飯’曰‘緊考’、‘吃酒’曰‘緊老’、‘吃茶’曰‘緊伽’，不特音異，其言語本異也。然自粵西至滇之西南徼外，大略相通。余在滇南各土司地，令隨行之鎮(zhèn)安人以鄉(xiāng)語與僰人問答，相通者竟十之六、七�！盵22]從趙翼所舉的語例看當(dāng)為壯語，與壯語相通的“僰人”當(dāng)為西南少數(shù)民族中的與壯同屬漢藏語系壯侗語族的傣族。李憲喬要教“言語侏離”，“不特音異，其言語本異也”的土著壯族“諸生”或“州人士”學(xué)會“辨音法”并“粗知韻語”，寫出“風(fēng)雅彬彬”的漢文詩來，其教學(xué)的難度與敬業(yè)精神可想而知。從李憲喬詩題看，他“政暇教州人士”可謂隨時隨地、傾盡心血：或在州署與眾弟子講學(xué)，或同游名勝實地啟發(fā)創(chuàng)作，或在同品書畫時切磋唱和。他賦贈諸生的詩作不少，諸如《與諸生》、《示州父老子弟》、《招諸文士》、《游濱山寺》、《歸順書感》、《攜黃生鶴立登西城帶山，亭子坐竟日，鶴立有詩，予和之》、《與鶴立步訪上甲村二黃生》、《下雷土州舍與門人童正一同宿》、《和正一早行》、《汪太守以陳洪綬畫<韓文公訪盧仝>卷見贈賦謝并示歸順諸生》、《贈黃生》、《喜雨和門人童正一》、《贈袁生子實（思明）》、《月下送子實》、《九日游太極洞讀楚辭，因同其體作歌，命門弟子和之》、《九月十七夜與童正一登懷遠(yuǎn)樓》、《將去鎮(zhèn)安前一夕留贈黃生鶴立》、《敘吟示正一》、《鎮(zhèn)安寓舍贈農(nóng)生大年，并示童正一，即以留別》、《鎮(zhèn)安與童正一別后卻寄》、《鎮(zhèn)安離席聽童、曾二生歌詩，音韻凄切，因復(fù)留贈（童名毓靈，曾名傳敬）》，等等。
李憲喬《改建懷遠(yuǎn)樓記》稱：“此州士子好學(xué)者多來問業(yè)，常數(shù)十輩。惟是培植深厚，尚需將來，應(yīng)運而起，當(dāng)不乏人�！盵23]僅在李憲喬詩題中提及名姓者，即有歸順州城人7名、鎮(zhèn)安府治天�？h人4名，而以“二童”兄弟和袁思明、黃鶴立、農(nóng)大年、曾傳敬等最優(yōu)秀。“童毓靈，字九皋，貢生；童葆元，字汝光，附生。皆州城人，明敏好學(xué)，尤工于詩，一時有‘二童’之目，為州官李憲喬所激賞。執(zhí)贄李門下，凡有盛會雅集，更迭唱和，兩生靡不與焉”。 [24]李憲喬《將去歸順和樂天杭州二詩》亦載：“獨有童氏子，經(jīng)通行且修。能來同我居，對床置衾裯。夜半讀楚騷，燈闇風(fēng)颼颼。因與論古今，掩卷涕泗流。共言無倦聽，晨坐盡更籌。”童毓靈有《岳廬集》、《秋思集》、《賓山集》，童葆元有《皆玉集》。張鵬展《嶠西詩鈔》收有童毓靈詩30余首，童葆元詩數(shù)首。
童毓靈的詩歌作品中，五律占多數(shù)，風(fēng)格以學(xué)習(xí)中、晚唐五律詩為主；其余為古體詩，四、五、七言紛然雜陳，靈活多變，不拘一格。如《獨秀峰呈穎叔先生》：“百粵無地?zé)o山峰，千幻萬化形難窮。奇到桂林奇不去，杜老此語未足憑。吾郡去桂三千里，豈亦有煩神鬼工？龍攫虎拏紛無數(shù)，中間一岊尤 。掉頭山外不回顧，勢欲獨專南服雄。眾峰那無崛強(qiáng)者，只若壁觀莫敢攻。一時俯首盡培塿，倚天放出萬丈松。我自弱歲即壯之，思排閶闔吟高空。謝眺有句未足攜，安得劍筆齊崆峒！坐恐此奇竟泯滅，先生一笑來海東�！痹娭兴鶎憽蔼毿惴濉痹阪�(zhèn)安府治天保縣城北面，山崖峭壁鐫“云山”二字，筆勢遒勁。峰半慈云洞內(nèi)有乾隆初修建的觀音閣，峰腰有鐘靈閣、毓秀巖、流云洞。洞中豁然，別具天地，多有歷代名人題辭刻石。與桂林獨秀峰的清秀獨標(biāo)不同，詩人筆下描塑的這座獨秀峰像昂首天外、崢嶸挺拔、坐鎮(zhèn)群山的巨靈。詩中“龍攫虎拏紛無數(shù)，中間一岊尤 ”二句，以剛健靈動之筆，極寫眾山簇?fù)碇�下獨秀峰的險峻奇麗。其中用了三個古壯字：“岊”，上聲下形,即讀若當(dāng)?shù)貕言挕鞍汀币�，意指高而尖的石山�！?”，左形右聲，即讀若當(dāng)?shù)貕言挕八伞币�，意指（山）高；兩字疊用，即很高很高。壯族人寫漢文詩偶爾夾用古壯字，對理解詩作并無大礙，反而使筆下景物別具異域風(fēng)味，更顯奇麗怪偉。這些土著壯人夾用古壯字寫漢詩與國內(nèi)名家唱和，堪稱相映成趣、獨特絕妙！[24]
（四）高密派以廣西為根據(jù)地向全國輻射傳衍
汪文還記載：“胡森亦以江西人與少鶴往來，自是詩人多有傳其《中晚唐主客圖》者，于是江西有高密之派。孫顧崖以吳人官粵西，而最服膺少鶴、石桐詩說，以為今日詩道之存，實賴二李。則孫顧崖固能為二李之詩者，于是東吳有高密之派。逮于清季，臨川李梅庵瑞清僑居金陵，嘗稱其家學(xué)，曾舉其家藏鈔本《中晚唐詩主客圖》，授和州胡俊。而胡氏《自怡齋詩》亦遠(yuǎn)宗張、賈，近法石桐，并以身丁世變，棖觸萬端，辭旨詭譎而不失于正。至其‘穿天心出地肺’之語，見之者罔不驚走卻步，目之為怪，惟陳伯嚴(yán)、王冬飲知之，蓋胡氏正從高密出也，然則高密二李之詩派垂二百年猶未絕也。”[25]于是，高密詩派由山東崛起，以廣西為發(fā)展根據(jù)地，逐漸輻射到江西、江蘇、安徽等地，再向各省流播，在全國范圍內(nèi)形成聲勢不小的詩歌流派，其影響至清末“垂二百年猶未絕”。

三．李憲喬詩歌的思想內(nèi)容
《少鶴先生詩鈔》中的思想內(nèi)容十分豐富，就其主要可分為四個方面。
（一）關(guān)心民瘼，對封建官吏虐民實質(zhì)有清醒認(rèn)識和深刻揭露
李憲喬之父貴為御史，以剛正清廉、狠劾弊政而有“憨李”之謂，其兩兄和朋友圈又多為安貧樂道以“志”“氣”相尚、“盛世”中憤世嫉俗的苦吟詩人，這對他方正而“狷介”品格的形成均深具影響。登上仕途后，他以親民自快，“以民為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 “與民相約，惟日存實心，說實話，行實事”。（《改建懷遠(yuǎn)樓記》）“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惟以達(dá)志通欲為尚，而無取矯戾更張。”（《花王廟碑記》）他不僅秉“三實”（“存實心、說實話、行實事”）認(rèn)真為民辦事，尊重邊疆少數(shù)民族風(fēng)習(xí)，而且非常關(guān)心民瘼�！缎捃┲{》寫官府為修建烽堠，勒令各村“一丁出百磚，十戶供萬瓦”，待到農(nóng)民“典盡兒女衣，稍具磚瓦資”，卻還“更驅(qū)自轉(zhuǎn)運”，導(dǎo)致錯過農(nóng)時，造成絕收人禍：“田秧雖得插，廢棄如枯葑。秧枯即絕食，餓死行可必”。在《猛虎行》、《續(xù)猛虎行》、《后猛虎行》三首樂府舊題詩中，他借用典故傳說表達(dá)了對猛于虎的酷吏的極度忿恨、嘲弄�！睹突⑿小分�，他質(zhì)問食人的老虎：“虎虎爾何不往噬，貪婪喪良之酷吏。縱噬千百不汝罪，底何殘此蚩蚩氓？”希望老虎吃盡另一種“食人猛虎”即貪官酷吏，吃得再多也不怪罪，這種憂憤是何等深廣！《續(xù)猛虎行》則嘲笑那些貪酷之吏“不酷安得威，不貪安得貨”，字里行間充滿了蔑視厭惡之感。在《后猛虎行》中，他更指出酷吏為害之烈遠(yuǎn)甚于食人之鱷、食人之虎，“靜思鱷之害，不過食民鹿與豬；何況公然入城市，血人于牙如虎乎？結(jié)引貪酷官吏與為朋，此乃于不貪之境肆無忌�！必澒倏崂艚Y(jié)為朋黨，虎狼成群，魚肉百姓。他最后憤怒地質(zhì)問：“用狼牧羊已可忿，姿虎屠民寧更忍？”已經(jīng)把矛頭指向了最高統(tǒng)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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