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夏季，我就像大夢初醒一樣。我問自己，為什么只對文化作考察性的批判？為什么我們的學術界被稱為模仿者？為什么不展開建設性的工作？從此，我開始探尋能為文化奠定基礎的認識和信念。我為自己直到現在才想到這一點，而不是從一開始就把《我們模仿者》作為論證文化基礎的導論而感到慚愧。

　　我逐步認識到，文化歸根到底就是一種肯定世界和生命的態(tài)度。后來，我把它精確地表述為：“倫理地肯定世界和生命�！睂ξ襾碚f，通常善的概念并不能把肯定世界和生命與倫理結合起來，因為它不夠基本和普遍。幾個禮拜以來，我一直在緊張地思考。我從哲學中所了解的一切都不管用。1915年9月，我正在海邊，有人要求我到上游200公里的恩戈莫去，為一個傳教士的妻子彼洛特太太治病。一只正要起航的小汽船，是我能夠找到的惟一交通工具，它要拖著超載的駁船逆流而上。駁船上只有我和一個黑人。我們慢慢地在河流中行駛。當時正值旱季，我們必須在大沙灘之間尋找水路。我心不在焉地坐在甲板上，苦苦思索著在哲學中找不到的基本和普遍的倫理概念。第三天傍晚，在落日的余輝中，一群河馬游過駁船旁，我的腦海里突然出現了一個概念：“敬畏生命”。我現在明白了，我能夠怎樣論證倫理并把它與肯定世界和生命結合起來。

　　這樣，文化批判就成了建設性地論證文化的導論。當然，在我開始寫《文化哲學》時，就像在寫作耶穌生平研究史和保羅思想世界研究史時一樣，，我的系統(tǒng)化的天性又支配了我。對于耶穌生平和保羅的思想世界，我認為不能只是簡單地敘述它，而應把它作為所有先前研究成果的邏輯結論來把握。同樣，對于敬畏生命的倫理，我也似乎被強制不能立即把它與肯定世界和生命結合起來，并由此把它作為真正的文化信念加以發(fā)揮，而是感到應該首先探討至今為止的所有關于倫理論證的嘗試。在蘭巴雷內，我已有了一部分為這次寫作所必不可少的書籍。至于還缺少的其他參考著作，蘇黎世的動物學教授斯特羅爾及其夫人寄給了我。生活在蘇黎世的著名的巴赫歌唱家羅伯特?考夫曼，非常關心我通過日內瓦有關機構的幫助與外界順利地保持聯系。

　　1917年9月底，我和妻子作為戰(zhàn)時的敵僑要被遣送回法國，為此我們必須趕緊收拾行李。當時，我無法考慮把《文化哲學》的手稿隨身帶走。在任何一次檢查中，這些手稿都可能被沒收。因此，我把手稿托付給當時在蘭巴雷內的美國傳教士愛德華?福特。福特先生坦率地向我承認，他覺得這些手稿包含著許多“不信神的意見”，因此最好把它扔到河里。但是，出于基督教的愛心，福特答應我很好地保存它，等到戰(zhàn)爭結束后還給我。

　　直到1918年3月中旬被（作為戰(zhàn)俘由法德兩國——譯者）相互交換之前，我們先后被關在加賴松和圣雷米省的拘留所中。在那里，雖然沒有任何參考文獻，但我還是利用照料病人之余的時間，開始撰寫有關“文化國家”的章節(jié)。

　　當回到斯特拉斯堡時，我患了直腸周炎，必須動手術。這是我在被遣送回歐洲的途中，于波爾多染上痢疾的后遺癥。在受這一疾病折磨幾乎兩年之后，我才恢復了先前的精力。

　　由于在圣尼古拉教堂當助理牧師，并在斯特拉斯堡市民醫(yī)院做助理醫(yī)生，我才得以維持生計。我同時做著這兩份工作。

　　我非常感謝托馬斯基金會，它允許我住在尼古拉堤岸邊的空置牧師住宅中。雖然，作為助理牧師，我并沒有這個權利。

　　留在非洲的《文化哲學》手稿還沒有寄來之前，我盡可能充分利用晚上的自由時間，首先抓緊編輯美國版的巴赫贊美詩前奏曲。由于這些手稿一直沒有寄來，同時也由于美國出版商沒有表現出很快就要出版巴赫贊美詩前奏曲的興趣，我就放下了這一編輯工作，重新轉向研究文化哲學。直到今天，雖然出版商多次表示了出版愿望，但我還不能讓3卷本的巴赫贊美詩前奏曲付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