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似相續(xù) 非斷非常

　　———寫在前面

　　世紀之交，教育領域又開始了新一輪國家范圍的課程改革。怎樣改革才是有效的，可持續(xù)的，這是廣大教育工作者至為關注的問題。

　　其實就語文學科講，自20 世紀， 國文獨立設科以來，國文教育工作者，不管處在多么艱難困苦的環(huán)境里———即使戰(zhàn)火紛飛的年代，也從沒有停止過實踐與探索。他們所貢獻的———或經(jīng)驗，或教訓都彌足珍貴。這筆財富，我們不應漠視它，舍棄它。為了總結(jié)我國國文教育的歷史經(jīng)驗，我陸續(xù)瀏覽了20 世紀前期與國文教育相關的資料，邊閱讀，邊發(fā)掘，邊鑒別，邊梳理，選取其中一些文章按主題編撰，終成了這幾個小冊子。

　　梁漱溟先生認為，“ 相似相續(xù)，非斷非�！� 是歷史發(fā)展的必然。他在？晩年口述？ 中說： “ ‘相似相續(xù)’，它是連續(xù)的，相似就是了，今天的我和昨天的我很相似，已經(jīng)不同了，只是相似。嚴格地講，前一個時間的我跟現(xiàn)在時間的我已經(jīng)不同了，一個人從一個小孩長大，像我八十多歲，時時刻刻在變化，時時刻刻在不同。這個不同一方面簡單地講，他自己身體就不同了嘛，頭腦就不同了，外面給他的影響也早已不同了，所以都是在不同之中，但不同之中也有一定的相似，所以叫 ‘相似相續(xù)’�！� 非斷非�！� ，‘ 非�！� 就是不是常恒如故， 中國人本來是 ‘ 常’ 跟 ‘ 恒’ 連著的， 也可以說 ‘ 恒�！�， 也可以說 ‘ 常恒’ �！� 非斷非�！�， 不是常恒的， 可又不斷，‘非�！� 就是現(xiàn)在的我跟剛才的我不是一回事了， 可是也沒有斷， 仍然還是相續(xù)的。 ”

　　費孝通先生更把 “ 事物” 看作是不同時間上變化的集合體。 他在 ？暮年自述？ 中也說： “ 從 ‘ 今天’ 是可以推測 ‘ 昨天’ 的， 因為歷史并沒有 ‘走’， 它還包含在 ‘ 現(xiàn)在’ 里。 人們一般不去關心這個時間概念———我們說昨天已經(jīng)過去了， 如果仔細想想， 你會覺得 ‘昨天’ 并沒有走， 今天有昨天的 ‘ 成分’ 在； 就像昨天的‘我’ 還留在今天的 ‘ 我’ 里。 可是今天的 ‘ 我’ 已經(jīng)有了變化，又不同于昨天的 ‘我’ 了。 ”

　　季羨林先生又認為，我們今天的任務主要還是立， 還是繼承。他在 ？自述？ 中說： “ 幾千年傳下來的東西， 必有其優(yōu)異之處， 可傳之處， 否則早已被淘汰掉了。 現(xiàn)在有一些先生總是強調(diào)批判， 而忽視繼承。 我認為， 與其說什么 ‘破字當頭 立在其中矣’， 為什么不能說 ‘立字當頭 破在其中矣’ 呢？ 破立次序之差， 表現(xiàn)了人們對批判與繼承的看法。 我絕不是說， 過去的什么東西都是好的， 那是不可能的， 任何東西都逃脫不了時代的局限性。 雖然破立必須結(jié)合， 不能不結(jié)合； 但我們今天的任務主要還是立， 還是繼承， 而不僅僅是破， 不僅僅是批判 �！�

　　本著以上三位先生的思路， 我們可以也應當把 “ 語文教育” 看作 “不同時間上變化的集合體”， 其變化是循著 “ 相似相續(xù) ，非斷非常” 的軌跡， 其改革的任務 “ 主要還是立， 還是繼承”。 反觀百余年來的我國語文教育， “ 改革” 也好， “ 革命” 也罷， 幾乎從未停歇， 但收效卻不盡如人意。 這就牽涉到能否認真對待批判與繼承的問題。

　　為此， 十年來， 我反復翻閱20 世紀前期相關的國內(nèi)中文期刊。在教育方面， 有清末宣統(tǒng)元年 (1909 年) 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創(chuàng)辦的？教育雜志？ ，民國元年 (1912 年) 由上海中華書局創(chuàng)辦的 ？ 中華教育界？ ，五四運動當年 (1919 年) 由新教育共進社創(chuàng)辦的 ？ 新教育？ ，以及由蔡元培先生為創(chuàng)刊號 (1935 年) 作序的南京 ？ 教與學月刊？ 。這些期刊， 大多產(chǎn)生于歷史的關鍵階段， 其影響是廣泛而深遠的。 它們或以 “研究教育、 改革學務” 為宗旨， 或意在廣泛探討新的教育思想、 教育內(nèi)容、 教育政策、 教育設施和教學方法等， 對歐美教育思想及實踐也有不少介紹。

　　綜合性刊物有1930 年由上海開明書店創(chuàng)辦的以中學生為對象的月刊 ？中學生？ 。以向中學生提供多種趣味與知識， 解答疑問， 指導前途為宗旨， 雖為多科性雜志， 但它對國文教學尤為重視。 特別是前期在夏丏尊先生的主持， 更為我們留下了大量的寶貴資料。

　　至于�？菩涂�物， 則有被譽為國文教學研究 “雙璧” 的40 年代創(chuàng)刊的 ？國文月刊？ 和 ？ 國文雜志？ ( 桂林)， 前者偏于 “ 教”， 后者重在 “學”。 其影響所及， 以至于今。

　　我閱讀上述文獻資料的過程， 也是與新的課程改革相互比較、碰撞、 互補、 汲取、 提煉的過程。 在我的案頭， 同時放有世紀之交課改以來的 ？語文建設？ ？ 中學語文？ ？ 中學語文教學？ ？ 中學語文教學參考？ ？語文教學通訊？ 等雜志， 以及 ？語文學習？ ？ 課程· 教材· 教法？ 的相關復印件， 它們是我長期跟蹤新一輪語文課改的理念與實踐的資料， 我從中整理出若干思路， 作為叢書選文的參照。

　　于是， 就將本叢書分為 “總論” “ 論爭” “ 閱讀” “ 寫作” “ 選讀” 等五冊。 “總論” 和 “論爭” 部分系概述， “ 閱讀” 和 “ 寫作”部分為分述， 而 “ 選讀” 部分則服務于 “ 讀、 寫”。 五冊書， 合則為一整體， 分則相對自成系統(tǒng)。

　　“總論” 的要點：

　　新的國文課程是為培養(yǎng)善于運用國文這一工具來應對現(xiàn)代生活的普通公民服務的。 作為一國的國民， 對本國語言文字必須有最低限度的修養(yǎng)， 達到最基本的水準。 對國文課程的性質(zhì)、 目的的認識與課程的內(nèi)容和方法的選擇是緊密相關的。 回顧自 “ 五四” 運動前夕到40 年代末， 國文課程革新的重心和發(fā)展的軌跡， 將有助于我們提高語文教學的效益。

　　“論爭” 的要點：

　　一是有關二三十年代國文課程標準的討論。 20 年代新學制課程標準的討論帶有綱領性、 結(jié)構(gòu)性， 因而富有建設性， 為以后課程標準的構(gòu)建和改造打下基礎。 二是30 年代前期關于 “ 中學生國文程度” 和40 年代初關于 “搶救國文” 的討論， 其實質(zhì)是關于 “ 文白”之爭。 這時期的論爭， 為我們揭示了相對正確的思維方式方法。

　　“閱讀” 的要點：

　　閱讀教學在國文學科中占有相當重要的位置； 閱讀教學要放在國文學科中作通盤思考； 閱讀與閱讀教學的內(nèi)在聯(lián)系； 教師的一般指導與學生個性化閱讀的密切關系； 閱讀教學過程中 “ 獲得思想”與 “運用工具” 的有機結(jié)合； 默讀與朗讀相輔相成； 要注意中小學不同階段閱讀教學的特點。

　　“寫作” 的要點：

　　文章的標準第一是要真， 真是善和美的基礎； 國文學科寫作教學遵循 “習作” 而不是 “創(chuàng)作” 的原則， 旨在養(yǎng)成學生良好的寫作習慣； 訓練思想、 培育思想和注重技術、 發(fā)展技術的有機結(jié)合； 充分發(fā)揮 “個體” 與 “集體” 的互動作用； 從指導和習作關系的變化區(qū)分不同學段的內(nèi)涵。

　　“選讀” 的要點：

　　作品既包括 “詩文” 又涵蓋 “ 古今”； 理論指導與閱讀體驗的關系； 文學作品的理解與鑒賞的關系； 選本選編原則與教學的關系語體文教學與文言文教學思路的異同；范文閱讀與寫作教學的結(jié)合。

　　當我們接觸以上各冊中的寶貴史料時， 研讀、 理解、 體驗、 消化、 吸收， 應力求貫徹顧準先生系統(tǒng)闡明的 “ 科學精神”， 即 “ 承認人對自然、 人類、 社會的認識永無止境； 每一個時代的人都在人類知識的寶庫中添加一點東西； 這些知識， 沒有尊卑貴賤之分， 研究化糞池的人和研究國際關系、 軍事戰(zhàn)略的人具有同樣的崇高性， 清潔工和科學家、 將軍也一樣； 每一門知識的每一個進步， 都是由小到大， 由片面到全面的過程， 前一時期的不完備的知識Ａ， 被后一個時期較完備的知識Ｂ所代替， 第三個時期的更完備的知識Ｃ， 可以從Ａ 的根子發(fā)展起來的， 所以正確和錯誤的區(qū)分，永遠不過是相對的； 每一門類的知識技術，在每一個時代都有一種統(tǒng)治的權威性的學說或工藝制度， 但大家必須無條件地承認， 唯有違反或超過這種權威的探索和研究， 才能保證繼續(xù)進步。 所以，權威是不可以沒有的， 權威主義則必須批倒。 唯有看到權威主義會扼殺進步， 權威主義是和科學精神是水火不相容， 民主才是必須采用的方法 �！�

　　語文課程的實施與研究就是科學， 必須本著科學的態(tài)度， 體現(xiàn)科學的精神， 選用科學的方法。 語文獨立設科以來， 上世紀的前半葉， 怎樣科學地解決 “ 為什么學” 的問題， 是課程的根本性問題，因為 “學什么” “ 怎樣學” 是由 “ 為什么學” 衍生出來的。 我們的老一輩教育工作者為此作了深入與廣泛的科學研究。 當時 ？ 教育雜志？ 編輯部主任周予同在編制國文課程標準之前， 就提出我國的中學校不能當成狹義的職業(yè)學校， 又不能與大學文科相混。 我們的中學生， 在學問上是預備升學， 在社會上要使之成為 “完全的人” 。為此， 周氏擬得的國文理想目標， 應是 “ 人人能用國語或淺近文言，自由而敏捷地發(fā)表思想感情， 或紀述事實”； “ 人人能懂得中國文學和學術的大概”。 而1932 年所擬定的 ？ 國語課程綱要？ 提出， 要使學生 “有自由發(fā)表思想的能力， 能看平易的古書， 養(yǎng)成研究中國文學的興趣”。 這一表述與周氏見解相比較， 就可以看出它的片面性。1929 年部頒的 ？ 中學國文暫行課程標準？ 轉(zhuǎn)而 1932 年正式頒行1940 年又加以調(diào)整與修正。 兩年后， 葉圣陶又在 ？ 論中學國文課程的改訂？ 一文中， 有重點地作了商榷。 如 “ 了解固有文化” 就國文課程而言， 文學名著是其中的一部分， 要加以了解， 要使學生解讀它， 欣賞它 對 “從本國語言文字上 了解固有文化” 做了具體明確的解讀。 再如關于 “ 語體” 問題， 葉圣陶指出， 訓練思想， 就學校課程方面說， 是各科共同的任務； 可是把思想語言文字一貫訓練， 卻是國文的專責， 這就從一般到特殊區(qū)分了國文科的目的， 科學地確定了課程的特殊性。 再過兩年， 著有 ？ 中學國文的道路？ 一書的李廣田經(jīng)過詳細全面比較之后， 在 ？ 中學國文程度低落的原因及其補救辦法？ 一文中說： “我看部定標準經(jīng)多年來一再修整， 實在說， 為了改進中學國文程度， 還不如民國元年校令施行細則第三條更適用些， 那一條是： ‘國文要旨， 在通解普通語言文字， 能自由發(fā)表思想， 并使略解高深文字， 涵養(yǎng)文學之興趣， 兼以啟發(fā)智德 。’”

　　李廣田對 “那一條” 作了當時力所能及的解釋： 首先 “ 通讀”是中學國文教學的主要目標， 然后再把理解和運用祖國的語言文字，分為 “普通語言文字” 和 “ 高深文字” 兩層， 即 “ 白話” 和 “ 文言”。 其要求是 “ 通解” 和 “ 略解” 所讀所寫都是白話， 不僅要“通解” ，而且使年青人也能借此以 “ 自由” 發(fā)表思想 ( 表現(xiàn)感情在內(nèi))； 高深文字， 說的是文言文， 而且是近代的、 平易的， 只求 “ 略解”。 中學國文應以 “ 涵養(yǎng)文學趣味” 為主， 兼以啟發(fā)智德， 指的是寓 “智德” 于文學之中。

　　從以上周予同對 ？ 新制國文課程？ 的合理預測， 葉圣陶對此后一再修訂的 ？國文課程標準？ 的深入剖析， 以及李廣田在與民國元年校令第三條的比較解讀中， 我們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們所表現(xiàn)出來的不斷探求的嚴謹?shù)目茖W精神。 當然， 歷史是 “ 相似相續(xù)， 非斷非�！� 的。 以往的一切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不同時代的局限性， 但我們要探討的是， 前輩給我們留下的， 我們都 “ 揚” 了什么， “ 棄”了什么———保存了哪些， 又更新了哪些； 增添了多少， 又剔除了多少。 無論是保存、 更新 還是增添、 剔除， 其理由又是什么。 這些必須要科學地思索和考量， 才能做到心中有數(shù)。 在我們今后的試驗和探索中一步一步更加穩(wěn)健地逼近 ( 而不是背離) 語文課程自身發(fā)展規(guī)律， 逐漸改變百余年來語文教學質(zhì)量不盡如人意的局面。

　　最后， 我還要補上一筆： 10 年來， 在瀏覽、 收集、 挑選、 編撰中， 時時刻刻受到感動與震撼的， 有當時的語文教師、 研究專家，也有雜志編輯乃至印行人員。 讀者朋友們， 尤其當你讀到1945 年4月20 日發(fā)行的 ？國文雜志 (桂林)？ 的 “啟事” 時， 我想你一定會和我一樣向他們致以崇高的敬意：

　　“這一期的本志 上年九月初已經(jīng)在桂林印好， 準備發(fā)行了。 那時敵人逼近桂境， 桂林緊急疏散， 本志全數(shù)放在桂林北站， 預備起運， 到貴陽或重慶去寄發(fā)， 但敵人來得太快， 竟未能運出。 現(xiàn)在將原有紙型澆版重印， 此后本志在重慶繼續(xù)發(fā)行， 并且要盡一切的努力。 使它不致常常脫期 本志同人在這次湘桂和黔南的戰(zhàn)役中， 倉皇撤退， 千里跋涉， 艱苦備嘗， 現(xiàn)在還能夠重整旗鼓和讀者見面，真有說不出的喜悅。 希望讀者諸君， 多多給我們以支持和鼓勵， 并祝諸君健康、 進步 �！�

　　是的， 語文界的前輩們留給我們的不僅是珍貴的資料， 寶貴的經(jīng)驗， 科學的態(tài)度， 還留給我們百折不撓的精神， 這些將滋養(yǎng)我們，使新一輪的課程改革健康前行。

　　饒杰騰

　　2015 年初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