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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頌詩經(奏譜、賞文 套裝共2冊)
《琴頌詩經》是我社推出的“琴語”系列圖書中的一冊。《詩經》是所有詩詞歌賦的總源頭,是中國文學的起點和至高點。而《詩經》三百零五篇,本就是篇篇可唱的,但如今人們學習欣賞《詩經》時,只能朗讀而無法唱誦,成為千古遺憾。本書將《四庫全書》中的“詩經”琴譜改編、打譜而成為16首可演唱的“詩經”,用中國古老的樂器——古琴演繹出來,將中國古老的詩歌“活化”,讓原本艱深的國學經典和古琴藝術完美結合,同時與大眾的需求和渴望做了極其有效和實用的對接,大大提升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傳播的直觀性與接受度。
本套書分為“賞文”(中文原詩與白話譯文、插圖、英文原詩、文化解讀)與“奏譜”(古琴減字譜、簡譜、五線譜)兩冊,四色彩印,裝幀精美。本書還邀請到新文人畫派代表人物于水創(chuàng)作繪制了16幅精彩插畫。另有MP3兩張,一張是詩經琴歌演唱欣賞,一張是配樂詩經文化解說。 本書的策劃初衷就是想以“古琴”為媒介,用獨特的“古琴語言”講述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故事,希望通過用當代人更易接受的方式(文化解讀、繪畫展示、音響光盤)向中外讀者傳播古琴文化和國學經典的優(yōu)秀著作,再現(xiàn)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迷人魅力,激發(fā)人們對古琴藝術與國學經典的熱愛和向往。 《詩經》是所有詩詞歌賦的總源頭,是中國文學的開端!对娊洝肪幊捎诖呵飼r代,共305篇,包括《風》、《雅》、《頌》三部分!对娊洝繁臼瞧沙,如《墨子?公孟篇》中所描述的“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而今,人們學習欣賞《詩經》時,音樂早不可聞,只能朗讀而無法吟唱,成為千古遺憾。 為了彌補這一缺憾,使經典重現(xiàn),《琴頌詩經》應運而生。我們將《四庫全書》中的“詩經”琴譜改編、打譜而成16首可演唱的“詩經”。用中國古老的樂器——古琴演繹出來,將中國古老的詩歌“活化”,讓原本艱深的國學經典和古琴藝術完美結合,大大提升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傳播的直觀性與接受度。 本套書分為“賞文”(中文原詩、白話譯文、插圖、英文原詩、文化解讀)與“奏譜”(古琴減字譜、簡譜、五線譜)兩冊,四色彩印,裝幀精美。我們還邀請到新文人畫派代表人物于水創(chuàng)作繪制了16幅精彩插畫。另有MP3兩張,一張是《詩經》琴歌演唱欣賞,一張是配樂《詩經》文化解說。 值得一提的是,《琴頌詩經》中的部分曲目是用明代著名“四王琴”之一的益王琴“龍吟”彈奏錄制的。“龍吟”琴音色古雅,音韻悠長,漆色斑斕,手感舒適。泠泠然有鐘磬之聲,淳和淡雅中有金石之韻,為傳世古琴中不可多得的演奏級古琴。 《琴頌詩經》的出版,寄希望以“古琴”為媒介,用獨特的“古琴語言”講述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故事,希望通過用當代人更易接受的方式(文化解讀、繪畫展示、音響光盤)向中外讀者介紹古琴文化和國學經典,再現(xiàn)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迷人魅力。
序
——讓《詩經》在琴聲中飛翔 先秦時人們喜歡讀詩,幾乎言必稱詩。我們讀《左傳》,讀《論語》,會發(fā)現(xiàn)古人在議論中常常引用詩句。為什么?所謂“文不雅馴,行之不遠”。說話行文借助于詩句,言簡意賅而文采裴然。以詩說事,不僅入情入理,而且悅耳動聽,可以少勝多,可以情動人。古人讀詩風氣之盛也于此可見。 “詩”有它獨特的魅力、魔力。這里說的“詩”,指的就是《詩經》,當時只稱作“詩”,后世把它列為經書,才稱作“詩經”!对娊洝肥侨寮医浀,是“四書五經”之一,也是中華民族的文學藝術寶典,在文化藝術史上享有崇高地位!对娊洝肥侵腥A文學藝術的源頭之一,也是塑造中華民族精神品格的要素之一。中華歷史離不開詩,中華文化離不開詩,中國人離不開詩。 《詩經》三百零五篇,包括風、雅、頌,那是從民間以至于廟堂無處不詩的時代的文學精品!对娊洝分械脑娫臼强梢猿模踔潦禽d歌載舞的。可惜,歲月湮逝,那些伴隨詩句的音樂歌舞都已不見了蹤影,如今我們能看到的只有文字了。同時,由于時代久遠,語言隔膜,對于今天的讀者來說,《詩經》并不好讀,然而人們讀《詩經》的熱情并不因此而減少。歷代學者、藝術家許多人通過各種方法讓詩經以鮮活的面貌展現(xiàn)給世人;蛏钊胫v解,或譯為白話,或配以美圖,或佐以歌舞,經典因此而彰顯,文藝因此而發(fā)展,對于繼承和弘揚《詩經》這份寶貴遺產實在是功莫大焉。 如今,古琴藝術家楊青、青年文化學者曹雅欣解讀《詩經》、傳播《詩經》又找到了一個新的形式,用古琴對《詩經》做出詮釋,在《詩經》的解讀和傳播上開出了新的生面。 楊青先生長期鉆研古琴藝術,卓有成就,終年活躍在古琴演藝、古琴教育的舞臺;雅欣女士不僅諳熟古琴藝術,而且弘揚傳統(tǒng)文化,研究多有心得。多年來,他們致力于古琴藝術與文學經典的結合,聯(lián)袂推出了一系列立體化的文化藝術精品,《琴夢紅樓》《琴賞牡丹》《琴書禮樂》,等等,走進學府,亮相華堂,深入田園,普及大眾,風靡于黃河上下、大江南北,在中華文化藝術的園地上,營造出一道獨特的綺麗景觀。 這部《琴頌詩經》是上述“琴”系列的延伸和升華。琴誕生的時代,大約也是《詩經》誕生的時代。幾千年,它們春花秋月、風雨兼程地一路走來,如今在新時代又重新集結了!這要歸功于楊青先生、雅欣女士和他們的團隊的巧妙創(chuàng)意和辛勤創(chuàng)造。以琴音解釋詩意,讓琴曲進入詩境,沒有比這種結合再美妙的了。 本書在詩經上,選取了最權威的版本,吸收了最新的研究成果,用最優(yōu)美、精煉的現(xiàn)代語言對其進行解釋;在琴的方面,追溯了琴曲的源頭,融會了歷代琴家的研究和藝術實踐,以時代的感悟,進行了重新打譜和演奏。從舞臺到成書,我們得到的不僅僅是一臺美輪美奐的享受,也收獲了一部嚴謹精深的文藝學術研究成果。 《琴頌詩經》為《詩經》插上了琴音的翅膀,讓我們的心緒也隨之騰起,暢飛于琴與詩的天空!這琴與詩的事業(yè)還在發(fā)展,前程廣闊。他們把這一事業(yè)命名為“琴夢中國”,祝愿這美好的琴詩之夢,無限生發(fā),將更多更美的鮮花灑滿人間。 毛佩琦 2015年1月28日于北京北七家村 毛佩琦,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明史學會常務副會長,中國文化網(wǎng)絡傳播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歷史文化專業(yè)委員會主任。 序2 雅欣寫《詩經》,我本有幾分擔心。那么古老的經典,歷代無數(shù)的研究,使《詩經》變得越來越沉重。學術的糾紛、文獻的浩繁,該不是一位年輕女性所堪勝任。誰料,年輕的文化學者,竟得《詩經》賦詩言志、引詩用詩的靈魂,熟練化用詩的比興手法,把《詩經》的篇章,不過是作為“引起所詠之詞”的話頭,由一篇篇思索開去,竟是字字珠璣的青春感悟、生命情懷、思想智慧。仔細一了解,原來還有德高望重的長者楊青先生一同著述,疑慮頓時釋然。楊青老師是古琴藝術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又是中國文化網(wǎng)絡傳播研究會的副會長,這些年傳播優(yōu)秀的中華傳統(tǒng)文化,弟子三千、誨人不倦,蜚聲國內外。 我曾經按照《易·系辭》“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著謂之器”,把中國文化分為“道、形、器”三個層面,叫做國學、國藝、國器,戲稱為“新三國演義”,不料卻得到楊老師和雅欣的“嚴重”認同,楊青老師帶著青年團隊,使國藝演說在大江南北蔚然成風,將古琴藝術這陽春白雪變得曲高和眾!繼《琴夢紅樓》之后,這本《琴頌詩經》又要付梓,真是令人敬佩。 千古詩歌,從《關雎》說起,一論《關雎》,便有說不盡的話題!鞍l(fā)乎情止乎禮”也好,“吾未見好德如好色”也罷,其實說昨夜西風的立志,說為伊憔悴的追求,說燈火闌珊處的成功!蛾P雎》又是王國維“人生三境界”的鼻祖,但思維的潮汐,總有個月圓月缺的緣起。雅欣所關注的《關雎》,起筆便說根本,首論詩中真善美,重點在于其中的真。儒家文化,不缺乏倫理層面的善,不缺乏藝術層面的美,但仿佛缺少一點科學理性層面的真。其實儒家關于真的態(tài)度,用了另外一個概念來表述,那就是“誠”。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拔ㄌ煜轮琳\,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贊天地之化育”。誠字源于“成”,本指莊稼結實顆粒飽滿程度,今年收成如何啊?就是指客觀真實存在的狀態(tài)。加上個言字旁,言為心聲,便由客觀的“真誠”發(fā)展為主觀的“意誠”,或叫“誠意”,而主客統(tǒng)一,表里如一,內外不欺,便是我們常常說的“誠信”。我們今天論誠信,重點在“信”,說了就要做,答應了就得辦。古人更強調以誠為本,內心的愿意,才是守約的動力。順便說一句,《論語》記載孔子思想言語最集中,通篇卻絕少語涉“誠”字,偶出一二處,又是左右而言他。也許正因如此,其薪火傳人的曾參、孫子孔汲,乃至于后來的周張程朱、王文成、曾文正拼命地補這個范疇,皆以“誠”為人生重要概念。其實誠是《關雎》濃情的所在,也是年輕的作者從誠論真,概念轉換;論詩之為經,為《關雎》推門見山,展示給讀者“詩外功夫”的大格局,新境界。 《卷耳》一詩,是正風第三首,歷來詩中主人公是男是女有些模糊,朱熹《詩集傳》雖沿用“后妃所自作”,但也清楚地說:“然不可考矣”。今人程俊英認為這是一位婦女思念她丈夫的詩,想象他登山喝酒、馬瘦仆病、思家憂傷的情景;錢鐘書則認為是花開兩朵、各表一枝。雅欣認同揚之水的觀點:認為女子思慕遠行人。飲酒出游,一散苦悶,途中看到有人采摘卷耳,感覺到酒也無味,游也無聊,認為這本就是屬于女主角一個人的故事和詩歌。其實《卷耳》主人公還可以做另外一種解讀。是男性,是丈夫,是他在旅途中,想像到妻子出門采卷耳,因為心有所念,等不及采滿筐,就來到大道邊上翹首盼望,期待丈夫能夠夢一般地出現(xiàn)。我說這樣的可能,理由有二:一是詩經最常用的就是比興手法。興者何也?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卷耳》中主人公若為男性,正符合先說妻子思念、再說旅途困難,而成興的形式。二是從詩中內容比重成分,似乎敘述一個旅人途中情景的筆墨更多些。故而不妨做一解:以男性為主體角色的詩歌。但無論如何,“嗟我懷人”是詩中的主題,無論懷念者是她或他,也不論被懷念者是她或他。懷念、懷想是全詩的主旋律。而作者恰恰像不經意地、輕輕而準確地抓到了這一點,凸現(xiàn)了“相思”這一亙古常新的情感主題。 我若是這樣一篇篇地評下去,則與夜燈下批作業(yè)的中學教師無異。這并非是對我的解嘲,而是對作者不恭。雅欣這幾篇文章,最可貴的是處處落地,處處將古人之情,與今人之事有一個呼應。無論《關雎》中的“君子愛”,還是《卷耳》“嘆相思”;無論《桃夭》的婚禮寫得多熱鬧,還是《蒹葭》的意境寫得多么朦朧;或者如《淇奧》對理想人格的分析描繪,或者如《綠衣》對人事物的寄托;哪怕是拍攝一段東門之外、美女如云的相約鏡頭,哪怕是錄下一段早晨夫婦之間醒來的簡單對話……作者選擇的詩篇是一幅幅生活的畫卷,作者對詩歌的賞析是一處處現(xiàn)實情感的再現(xiàn)。從這個角度上說,作者是深通古人之心的“知音”。 《詩經》的好,不在乎它比后來的詩歌、或者稍晚的楚辭,藝術上多么精美,而在于它反映的都是各樣生活的常態(tài)!对姟分猿蔀椤敖洝币,就在于它的“尋!保驗閷こ5纳,進而形成了“恒!钡牡览,雖然經歷漫長的歷史,反而沉淀為永恒的人生。經者,常也,言常道也。能夠把尋常日子里,蘊含著恒常價值的人情人性記錄下來、智慧觀念反映出來,就是“經”!敖洝庇煽棽嫉目v絲,意味著不動的標準,由聯(lián)綴竹簡木牘的編繩,演化為可以遵循依照的典則,由經、徑同音的意義互轉,啟迪我們應該依道而行的路徑。最后因“經典”而升華為一個民族文化特質最集中的載體,一個沒有“經”的民族,其文化就沒有附著物,就是飄忽不定的游魂,就容易喪失。一個民族的文化喪失了,這個民族的特征也就不復存在了。滿清入關,接受儒家文化,式微了薩滿文化,薩滿文化又沒有集中記錄的典籍作為載體,滿族特征也就逐漸消失了。 但是經典永恒,經典的解讀也要時時落地、刻刻留心。作者借助這幾首詩,在這幾篇欣賞散文般的文字里,把青春、愛情、婚姻、家庭、相思、修養(yǎng)、藝術、生命,憑借自己女性年輕美麗的心靈,反映得曲曲有致、款款深情。因為純凈獲得真切,因為真切達到深刻,發(fā)乎于素潔童心的語言,竟與飽經蒼桑的哲人哲思,妙合天然。 孔子當年刪述詩書、整理春秋,都有一個心愿:“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而深切著明矣”。所以他老人家觀文取質,處處向落實處用力。雅欣這幾篇小文,最大特色,也是賦詩言志,處處向現(xiàn)實人生的心靈世界、情感生活處發(fā)揮。周秦時期的文化,特別是儒家,經過漢代的家承師傳,經過魏晉的玄學沖擊,經過韓柳古文運動的矯枉過正,經過摻入佛老的兩宋理學提升,到了明代,由陽明先生心學發(fā)揮為知行合一,進了清代,有曾文正公內圣外王達成經世致用。漢學、宋學、理學、心學、樸學、反反復復,學術糾葛越來越沉重。但是,理論指導實踐,經典浸潤人生的價值,始終初衷不改,每每清新如初。 雅欣幾篇小文,即是又一明證,昭示著傳統(tǒng)文化的現(xiàn)代傳承和轉化的趨向:創(chuàng)造性的轉化,創(chuàng)新性的發(fā)展。能以致用方為實學,深度研究是必要過程,有效傳播才是現(xiàn)實任務。 為什么年輕的女性能如此為文?這與她長期關注時代、關注社會、關注文化發(fā)展規(guī)律有關。正如一首我最喜歡的《詩經·邶風·旄丘》中所言:“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庇信c有以,才是可處可久的事業(yè)之基,與楊青先生為師徒,以楊青老師為榜樣,正是她健康成長的人文環(huán)境。 當然,雅欣的文章,也不乏藝術的、唯美的傾述。一篇《月出》的分析,就體現(xiàn)出她關注“意象群”的興趣。中國人,為什么孩童時代都在背誦那首“床前明月光”?其實單純的歌謠,會引發(fā)無盡的聯(lián)想,使人隨著文學修養(yǎng)的深淺,在腦海和心靈中完成一次次地再創(chuàng)作:可以眼前浮現(xiàn)“春江花月夜”的美景,感受到“把酒共嬋娟”的清寒;吟唱著“今夕何夕兮”的古調;把玩著“對影成三人”的雅趣;耳畔或者還能響起徐小鳳“明月千里寄相思”的深沉歌聲;或者仿佛聽到貝多芬“月光奏鳴曲”的交響……月亮,中國人文學藝術永遠也說不完的母題,情感寄托的共有精神家園。 當然,作者的抒情之作,不僅有《風》中的倘佯,而且還有《雅》的清正、《頌》的輝煌!堵锅Q》與《鶴鳴》我覺得正是可以對比著讀的兩首好詩,一陰一陽謂之道,本來陽剛與陰柔之美是一對,但是這兩首詩卻有著變化出新的意境,《鹿鳴》是陽光明媚、溫暖如春,《鶴鳴》卻是高天遼闊、氣象森然!《般》的解讀,最為痛快:“俯仰天地之間,山河盡收眼底”,一句話,盡得《般》詩精魂。當然,雅頌部分,相對還少一點,感覺不解渴,期待著不久的將來,楊青老師和雅欣,還有續(xù)篇以饗,是為序。 金海峰 2013年11月 金海峰,中國文化網(wǎng)絡傳播研究會秘書長,長春大學人文學院教授,長春大學網(wǎng)絡國學院院長,東北師范大學研究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聘任教授,上海交通大學海外學院兼職教授。國家語言文字“十五”規(guī)劃項目課題負責人,全國教育科學“十五”規(guī)劃項目重點課題負責人。榮獲中宣部首屆“百名全國優(yōu)秀社會科學普及專家”稱號。 《琴頌詩經》錄音用琴說明 明代宗室造琴之多,可稱空前,其尤者為四王琴。“四王”,即明代寧王、衡王、益王、潞王。 《琴頌詩經》中的部分曲目用明代著名的“四王琴”之一的益王琴“龍吟”彈奏錄制。益王琴為益宣王所制。益宣王朱翊鈏(1535—1603)為明太祖九世孫,號潢南,自稱“潢南道人”。據(jù)此推算,龍池內楷書所稱“庚午年”當為1570年!褒堃鳌笔锹湎际焦徘,通長123厘米,隱間116厘米,肩寬20厘米,尾寬10.4厘米,厚3厘米。漆色斷紋:面底皆朱漆,俱發(fā)蛇腹、流水及牛毛斷紋,朱漆下為栗殼色底漆。琴材配件:桐面梓底,原裝蚌徽,軫及足均為玉。岳山、承露、冠角、龍齦等皆紫檀木所制。琴腹款識:龍池內左方楷書“益國潢南道人吉旦雅制”十字,右方楷書“庚午年仲春月獲古良材”!褒堃鳌睘椤皬V陵琴派”劉少椿舊藏。劉少椿共藏有宋、元、明琴十余張!褒堃鳌笔瞧鋹矍僦,軫池下刻行書琴名“龍吟”二字,均為劉少椿手跡。 “龍吟”琴音色古雅,音韻悠長,漆色斑斕,手感舒適。泠泠然有鐘磬之聲,淳和淡雅中有金石之韻,看起來是一幅畫,彈起來是一首詩。為傳世古琴中不可多得的演奏級古琴。 廣陵琴派是清初在廣陵(今江蘇揚州)出現(xiàn)的重要琴派。該派以《五知齋》《蕉庵》《枯木禪》等譜為依據(jù),在融匯儒道禪的虞山派琴學理念的基礎上,又有新的創(chuàng)造與發(fā)展。以琴寫心,是廣陵派人的旨趣所歸。琴在其手下,完全是抒情寫意的工具。隨著琴人的興之所至,其情感、想象、氣息與指法、琴聲完全融為一體,無拘無束,自由馳騁。其右手彈弦講究輕重、強弱的對比;左手按弦注重虛實與吟狹卓注的細微差別;其節(jié)奏則強調自由多變、靈巧跌巖、欲斷又連、似連又斷等種種變化。正是這種對藝術美的講究,形成了廣陵琴人在意境、情趣和韻味的追求上不同于其他各派的特有風韻。其藝術實踐為明人李賀“琴者,心也”的琴學理念做出了生動的解釋,也是以《溪山琴況》為代表的虞山派琴學理念的深化與發(fā)展。它的出現(xiàn),使中國琴樂在藝術的深度和廣度上達到了前所未有高度。 劉少椿(1901-1971)名紹,號德一,原籍陜西富平。1915年隨父南下經營鹽業(yè),在江蘇揚州長期定居。揚州處于長江、運河交流處,交通發(fā)達,經濟文化繁榮,清代的名畫家在這里聚集,有“揚州八怪”之稱。這里的琴家人才輩出,稱為“廣陵琴派”。劉少椿即為廣陵琴派第十代傳人,也是現(xiàn)代廣陵琴派的集大成者。 劉少椿對廣陵琴派的重要貢獻在于他弘揚了“跌宕多變、綺麗細膩、剛柔相濟、音韻并茂”的廣陵琴韻,研究了廣陵琴派的歷史和發(fā)展趨勢,盡量保留了廣陵琴派審美韻味,同時還注重教學工作,為廣陵琴派培育了一大批后起之秀:他在1958年南京藝術學院音樂系任教時的學生有梅曰強、林友仁、張正吟、鄧文權、龔一、李長白、施世珍、王剛強、周靜梅、劉薇(劉少椿小女兒)等人。劉少椿的教學工作使古老的廣陵琴學煥發(fā)出了青春活力。 1.《琴頌詩經》奏譜MP3順序
【詩經原文】
《周南?關雎》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白話譯文】 雎鳩關關相對唱,雙棲河里小島上。純潔美麗好姑娘,真是我的好對象。 長長短短鮮荇菜,順著水流左右采。純潔美麗好姑娘,白天想她夢里愛。 追求姑娘難實現(xiàn),醒來夢里意常牽。相思深情無限長,翻來覆去難成眠。 長長短短荇菜鮮,采了左邊采右邊。純潔美麗好姑娘,彈琴奏瑟親無間。 長長短短鮮荇菜,左采右采揀揀開。純潔美麗好姑娘,敲鐘打鼓娶過來。 【文化解讀】 《關雎》——有禮有節(jié)的愛 。ㄒ唬┱Z言藝術 《關雎》是《詩經》首篇,飽含著濃厚的浪漫氣息和不加掩飾的情思,它具有中國文學童年時期特有的自然風流。正因為發(fā)乎自然,所以才貼近真實、直指人心,歷經時代的變遷,它帶給人的感動卻不隨時間改變。因為出于真情、關注真心的文字,何時讀來都是沒有障礙的。 所以距離《詩經》誕生的周代雖已兩千余年,可是讀《關雎》時,卻不曾產生歷史隔閡: 我們依然會隨詩篇遙想那“窈窕淑女”的身姿,并被之吸引; 我們也依然會毫不費力地理解對于意中人“求之不得”的辛苦,并為那份“輾轉反側”的無眠思念而嘆息,甚至感同身受; 我們至今還常常見到為了討女孩子歡心,男孩在樓下彈著吉他,“琴瑟友之”一般的示好; 我們也會強烈地向往著求得佳人、皆大歡喜時,“鐘鼓樂之”鼓樂齊鳴的幸福畫面,如同是盛大婚禮的場景。 ——因此,《詩經》雖然古老,古老到幾乎是中國詩、樂、舞等多種藝術的源頭,但卻與今天的我們并無多少隔閡。 因為,詩的本質屬性,就是為了表達情感意志,而不是為了花哨地賣弄、不是為了別扭地造作、不是為了格調的標榜,是完全出于內心真實的強烈情感需求,轉化出來表述成了詩的語言。“詩言志”,用詩表達情志,這才應該是詩的根本意義。 《毛詩序》稱“情動于中而形于言”,動于中的情才是最重要的,形于言的那些詩的言辭,不過是讓胸中的情志表達得更為精煉、妥帖、經典、雋永。也正因此,一句好詩,不僅只是詩詠者本人的個體私語,還能成為傳唱者廣泛的群體共鳴,適用于更多場合。 《詩經》就正是如此。在春秋時代,人們是以詩來作為外交辭令的,引詩句、說當下,相互唱和、往來應酬。所以孔子教育兒子孔鯉說:“不學詩,無以言!痹诋敃r,沒有典雅詩化的語言教養(yǎng),簡直就無法進入賓主相交、酬和往來的社會語言系統(tǒng)。所以《詩經》最大的貢獻就在于:它教給中國人說話時,一套有理有據(jù)、有情有感、有禮有節(jié)、有來源有出處、有規(guī)范有變化、有共識有個性的語言藝術。《詩經》教給了中國人說話的藝術。 這種語言藝術在當今依然適用,比如近年來,國家領導人在發(fā)言時也越來越多地引用古詩詞。文辭優(yōu)雅、出口成章,這不僅是個人良好形象的提升,還是民族共鳴精神的喚醒,因為那些沉淀千百年依然具有鮮活生命力的詩句,其中必定承載著人們廣泛的情感共性。 優(yōu)質的語言藝術,能為人際交流架起一座暢通美麗的橋。 《詩經》,便是中國人語言藝術化的發(fā)端。 而具體到《關雎》,它是中國人愛情語言藝術化的開始。 。ǘ┧囆g信條 藝術追求真善美,而語言藝術、詩的藝術也是如此!霸娧灾尽,詩表達出的情感,就應該是對真善美思想的提升。 但“真善美”,卻不是能簡單規(guī)范出來的。比如“善”,是屬于“德”的范疇,而道德評判又始終在變化,F(xiàn)在我們都公認,《關雎》表達的,是一個男子思慕一位女子時,對夢中佳人的贊美、對求之不得的煎熬、對終成眷屬的想象。但漢、宋以來的學者,卻多把這樣一首思戀的情歌解釋為此詩歌頌的是“后妃之德”,是在寫賢德后妃憂心如何為君主廣進賢妃、求取淑女、繁衍子嗣。這種解釋在今日看來自然是牽強附會、毫無詩情,但這種思想?yún)s在禮教時代被認為是值得推崇的道德典范!秲x禮》中明言女子被休棄的“七出之罪”里,妒忌,就是嚴重的一項罪過。在婦德中,妻子為丈夫選配賢良淑女、不事嫉妒,才符合柔順之德、賢惠之道。但如此的“德行”、“善行”,今天看來卻是扭曲人性、極為惡劣的。所以“善”所屬的道德范疇,其實往往是難以評判的,道德標準始終隨時代在不斷修正:今天的理所當然,可能就是明天的無可厚非、可能又是后天的全盤推翻。 因此,完全用“德”的眼光看待事物,就會產生局限性;完全用“善”的眼光衡量藝術作品,也會失于偏頗,甚至陷于無聊。這提醒我們,如果不得不用“德”的要求來評判一件事物,也不妨多一點全面的打量,多一點包容的思量,多一點等待的時間。就像描寫民間戀愛的《關雎》,被衛(wèi)道夫解釋為后妃之德,發(fā)心也許是善意的,對美的破壞卻是長久的。 而關于“美”的標準,也在不斷變遷。譬如從宋朝開始廣泛流行的女性纏足,纏出一雙三寸金蓮,長久地被認為那是女人身體最美的一部分。連蘇東坡都曾專門作詞贊美纏足后的小腳,寫道“纖妙說應難,須從掌上看”,而明末清初的藝術家李漁更是詳細解說了男性對于小腳的審美心理。這種審美風氣使?jié)M清入關后,縱然清政府一再下令禁止女子纏足,都無奈以失敗告終;而男性群體對抗慘烈的剃頭發(fā)留長辮、脫漢服換旗裝,最終卻是當權政府贏得了勝利。女子對纏足的頑固,竟然比男子對剃發(fā)易服的堅持更難被打破!就此也留下了在當時滿漢文化激烈對抗中,“男降女不降”的說法。今天我們都不忍細說“三寸金蓮”的審美風尚給中國女性造就的長長一段血淚交融的慘痛歷史,那畸形的足弓無論如何再不能引起我們的些許贊頌。相反,今天更該提倡的是自然為美、健康為美。 所以,在“真善美”的標準中,“善”與“美”都不是亙古不變的價值觀念,若把它們作為評判藝術的絕對標準,會讓不同時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感到茫然失措。 唯有“真”,是一種客觀的衡量,更能具備永恒價值。無論什么時代,當我們讀起《關雎》,所有人都會為那女子的窈窕之姿所打動、所有人都會為那男子的愛慕之情所撼動,無關他們是君主后妃還是凡夫俗子、無關他們是環(huán)肥燕瘦還是剃發(fā)纏足!蛾P雎》震動我們的,是來自悠遠水邊的那份詩情、是愛情里永恒的惆悵、是生命中難舍的向往,換言之,是詩里那份悠悠然然的、濃郁真摯的深情,把我們的靈魂纏繞!按酥杏姓嬉狻,真意,這才是一份感情、一篇詩作、一件藝術,真正不朽的魅力。 正如談到感情,我們常聽到有那么多的詞匯來試圖概括出一段戀情,比如:黃昏戀、異地戀、姐弟戀、師生戀、同性戀、三角戀、早戀、暗戀……其實,大可不必陷進對愛情類別的討論里,愛情是一種發(fā)于心的感性藝術,對它進行機械的分類和設限意義不大。假如一定要為愛劃分出類別,那么也只有兩種類型:真情,或不真情。 而在《關雎》里,“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有一份真誠的追慕;“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有一份真切的傷痛;“優(yōu)哉游哉,輾轉反側”有一份真實的體嘗;“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有一份真心的祝愿。 在“真善美”的評判中,“真”的信條,往往不那么突出,卻那么長久。 是“真”,使《關雎》那份在河之洲的詩情,風吹千年,依然不散。 (三)求之不得 《關雎》這首詩的結構可分為三層。 第一層,也就是第一段,主題應當稱為“愛慕”。有一位淑女出現(xiàn)了,她堪稱是君子的好逑良配,于是令那男子愛慕不已。所以《關雎》的第一層意思,是一位男子在感情上的自我剖白,是他在表達對一位佳人的認定,這一切,都還止于他自言自語的渴慕之情。 第二段至第四段,是他與淑女之間的對手戲,主題可稱為“求慕”。然而《關雎》的寫作十分巧妙,它沒費力去寫君子與淑女如何進行的瑣碎交流,就讓我們明白無誤地領會了他們相交的過程和結果:君子的求慕沒能成功,在“求之不得”之下,深深的向往與沉沉的失落令他更加煎熬,輾轉反側、徹夜難眠?墒窃讵氉圆怀擅叩穆L夜之后,他依然彬彬有禮地來到淑女面前,以琴瑟之音示好,溫文爾雅地訴說他的相思與追慕。 最后的第五段,是君子尚未取得感情成果時,對未來美好結局的甜蜜想象,他想象著鐘鼓齊鳴的婚慶場景,那是他與夢中佳人的成婚禮,是他們從此真正走進彼此人生的歡樂開端。所以《關雎》第三層的主題,可稱為“幻想”。 這樣的詩歌解構,使情感表現(xiàn)更有張力,因為它不是一種單線的推進,是多角度的表達。由愛慕、到求慕、到幻想,這首具有兩千多年歷史的千古第一情詩,最后的結尾竟然是一個極具現(xiàn)代精神的開放式結局!究竟君子求得淑女沒有?究竟君子夢想成真沒有?這就像是一份不合格的情感報告書,君子只告訴了我們他目標的預定,沒告訴我們他完成的情況。 如果我們后來的讀者,只把自己當做是報告書的審定者,而不把自己當做是君子的知心人,我們當然會認為這樣的書寫是不合格的,當然會為結尾那個不是確定答案的無用想象而著急。但是對于這詩中的君子來講,他的情感是合格的,他的追求不是無用的。 既然《關雎》第五段幻想的結局是如此輕飄飄地一帶而過、而《關雎》第一段愛慕的開端也是如此概括性的一筆帶過,那么我們就該明白,《關雎》的重點不在于開始和結局,它的重點在于過程,也就是“求”的過程,這才是令詩人念念不忘、傳唱在詩歌里的鄭重心事。 而這“求”的重要過程里,更重點的,又是“求不得”的狀態(tài)!“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詩人以不計重復的詞語著重描摹著的,都是他“求之不得”的狀態(tài)。所以我們總體來看這首詩: 與其說《關雎》在寫愛情,不如更準確地說《關雎》在寫愛情里的追求; 而與其說《關雎》在寫追求,不如更準確地說《關雎》在寫追求里的“求不得”。 比起君子因淑女而生發(fā)出的繾綣愛情,“求不得”之情,這才是《關雎》唱出的更為深刻的心情。 “求不得”,正是佛家所說的“人生八苦”之一,心所愛樂者,求之而不能得。而這種苦,幾乎每個人都不可避免,對于人生的方方面面,我們總是會有所追求,就總是會求之不得!敲,為了回避失敗的傷痛,我們就對什么都不去求取了嗎?當然不可能,沒有追求,也就沒有發(fā)展。而追求結果又沒有百分之百的確定,風險和挑戰(zhàn)無所不在、無可回避。所以人的成熟一定需要承擔得起兩份艱難:一是,對目標,一旦認定,就決然去“求”,而不總是畏首畏尾、患得患失;二是,一旦失敗,就坦然接受“求不得”的結果而不總在自怨自艾、悔不當初。無悔付出,無畏失敗,這才是“有所求”的真正意義。 而且,“求之不得”,并不等于“求無所獲”。那原定的目標雖然沒能摘取入懷,但在這追求的路途上卻是一路收獲,這種收獲,往往是“無心插柳柳成蔭”的,無論是心性的鍛煉、還是人際的接納、還是道理的認知、還是能力的提升……前方雖沒能等來花開,回首卻一路綠蔭成林,哪怕,這些收獲不在眼下,卻可能像是播下的種子,會生發(fā)在未知的將來。人生,正因為不是程序設定好的必然走向,才會有那么多未知中的因果、那么多因緣際會里的值得期待。所以人生,不是精密到無趣的電腦程序,而更像是難以規(guī)劃卻倍加精彩的藝術品。 因此,讀到《關雎》里君子對淑女的“求不得”,我們也不必為這位君子過分傷情。孔子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經》的思想情感,都是不離仁正之心的,因此,請我們相信,那男子無論是否求得佳人,都一定收獲到了他生命里的碩果,那果實或許初嘗之下是酸澀,可是在善意和愛意的心里卻可發(fā)酵為一杯香醇的果酒,升華著他的心靈,令他在亦痛亦愛的成長中不斷地品味無窮,也受益無窮。 何況,君子求慕的過程,也正是付出的過程;愛慕的心情,也正是奉獻的心情。那么,無論結局如何、無論淑女怎樣回應,他都做到了不負自己的心意,做到了因為有愛的存在而使對方受惠,所以這“愛”本身就已經完成了使命。這場愛慕,不管能否等來世俗中皆大歡喜的結果,對于愛本身,已經是無上歡喜;對于愛的發(fā)起者,已經可以完美收場。 這也就是君子之愛的意義了,雖然求不得,但是愛無悔。 而我們,只有能欣賞那君子的煎熬與付出,能不以他的功利結局為考量,才是一個不負詩情的人,才是懂得君子情懷的人,才是千年之后依然堪稱詩人知己的人。 。ㄋ模┚拥膼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在說,那美好的女子,是好男兒的良配!板稀保褪桥渑。然而《關雎》通篇,雖然全是對夢中佳人的遐思、對窈窕淑女的追慕,但其實,《關雎》是虛寫淑女、實寫君子: “君子好逑”,是君子的求偶標準; “寤寐求之”,是君子的情感愿望; “琴瑟友之”,是君子的示愛方法; “鐘鼓樂之”,是君子的追求目標。 孔子評價《關雎》最難得在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朱熹解釋這句話為:“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于和者也!币簿褪恰蛾P雎》中的君子,索求歡樂的心態(tài)不是過分的,浸于哀傷的情緒也不是無節(jié)制的: 當君子想象求得淑女時,是“鐘鼓樂之”的和美,喜悅但不過于狂烈,保持一份溫情脈脈的雋永;而君子當下不得淑女時,倍感“寤寐思服”的刻骨銘心,然而表現(xiàn)出來的示愛方法,是“琴瑟友之”的彬彬有禮,情雖切,卻不會因過度灼熱而傷己、傷人。 所以《關雎》雖堪稱中國情詩鼻祖,但它對淑女的描寫是表象,對君子的描寫才是深意: 在《關雎》中,君子的心愿是“鳳求凰”,君子的狀態(tài)是“求不得”,君子的心情是“相思苦”,君子的行為卻是“以禮求之”。 因此,何為君子?對愛有情有義,對人有禮有節(jié),這就是君子的所為。能用理智克制情感,又用情感光華理智。 儒家文化始終都在探討君子如何養(yǎng)成,而《詩經》作為儒家經典“四書五經”的其中之一,開篇便是這樣以禮樂的形式、以情感的模式,表述了一份君子的風范。這種風范,也符合“四書”之一《中庸》中所說的“喜怒哀樂之未發(fā)謂之中,發(fā)而皆中節(jié)謂之和”,也就是,喜怒哀樂的種種情緒,如果發(fā)散表達出來的時候都能適度而有節(jié)、恰當而適中,那么這個人就符合了“和”的狀態(tài)。而“和”,正是中國文化追求的最高標準,“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和諧,是天下萬物的正道。 “和”,其實分為三個層面: 天人合一,是人與自然的和諧; 和睦有序,是人與社會的和諧; 身心安和,是人與自身的和諧,也是情感與理智的和諧。 而君子的培養(yǎng),就從自身的和諧開始;自身和諧,又從“和情”開始。 也就是,能做到自身的和諧、情與理的和諧,即為君子。 所以我們在要求社會和諧之前,要先做到每個人自我的和諧。試想,一個個心存焦慮、行止浮躁的人,怎么可能構建出一個和諧安定的社會呢?個體和諧,進而才能推動社會和諧。 而情,往往令人方寸大亂、難以和情。所以,遇到感情問題時,最能考驗和訓練一個人是否具備君子風范。求不得,哀而不傷,性情之正也;萬般情,發(fā)而中節(jié),是為君子。 乾隆皇帝曾在寫給他原配亡妻、孝賢皇后的悼文《述悲賦》中這樣講到:“《易》何以首乾坤?《詩》何以首《關雎》?為人倫之伊始,故天儷之與齊!薄兑捉洝窞楹我郧韶詾槭?《詩經》為何以《關雎》這篇為首?因為伉儷天成,正是人倫伊始,男女情愛,是人倫的開始。 這種釋讀,是在一個謹言慎行的封建帝王口中發(fā)出的、難得對于“情”的正面肯定。而今天讀《關雎》時,我們已經走過了以“后妃之德”來解《關雎》的時代,可以充分承認: 對情感的關注,是《詩三百》的開端;更該承認,學會愛與被愛,是一個人走向成熟的重要標志,缺失了這一課,人生永遠不算圓滿。而君子該如何愛,就且看《關雎》如何愛。 《關雎》的雖慕淑女、實寫君子,使詩篇結構充滿了層次感。這首來自禮樂時代的歌告訴我們的愛情方法是:愛一個人到徹骨相思、寢食難安,依舊可以用最大的克制力來適度地表達情感。 禮以節(jié)人,《關雎》所頌揚的君子之風,就是一種有禮有節(jié)的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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