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前言

我的職業(yè)生涯是從當英語教師開始的，最初是在華盛頓州西雅圖市的一所小學為孩子們教授英語課程，他們的母語大多不是英語。我?guī)缀鯖]有接受過什么教師培訓，但這似乎并無大礙，因為那時對英語教師的需求很大，即使是剛剛邁出校門的大學畢業(yè)生，也有希望得到這份工作。中國（以及世界許多地方）在選聘英語教師時，對那些來自英美等國的應聘者情有獨鐘—盡管有的人沒有任何教學經(jīng)驗，我想中國讀者都很了解這一點，其實這些都是糟糕的語言政策所導致的后果。它一方面延續(xù)了不公平的語言等級制度和不平等的社會語言權利，另一方面不利于保證教育上的真正平等。當初我并不明白這一點，但在西雅圖的教學經(jīng)歷使我對語言政策和語言規(guī)劃產(chǎn)生了興趣。對我而言，語言教育上存在的問題就是社會公平正義缺失的表現(xiàn)，應該在日常工作中努力促成每個人都擁有平等的受教育機會，這正是支撐我從事這一事業(yè)的動力，也是激勵我撰寫這本《語言政策》背后的驅動因素。

在本書出版之前，讀者就已經(jīng)可以看到幾本與本書同名的著作，其中比較重要、比較有影響力的當屬伯納德?斯波斯基的《語言政策：社會語言學中的重要論題》（劍橋大學出版社，2004）和艾拉娜?肖哈米的 《語言政策：隱意圖與新方法》（勞特利奇出版社，2006）。所以當初我開始寫這本書時，確實有些誠惶誠恐。最早向我提議撰寫此書的是克里斯托弗?坎德林，當時他和戴維?霍爾正在合作編輯“應用語言學研究和實踐” 系列叢書。他曾看過我發(fā)表在《語言政策》期刊上的一篇文章，于是建議我撰寫一本有關這一主題的專著，收入他們的叢書。兩位主編對本書的內(nèi)容和結構提出了寶貴的建議，正是因為他們的不斷鼓勵和促進，本書才得以完善，并能夠在寫作過程中不斷創(chuàng)新。如果這本書真的有些價值，那么在很大程度上應該歸功于他們的建議、鼓勵和批評。碰巧的是，坎德林也是詹姆斯?托爾夫森（James Tollefson 1991）的《規(guī)劃語言，追求平等：社

區(qū)中的語言政策》一書的主編，那確實是一本極其有影響力的著作�？驳铝趾突魻柖紴檎Z言政策與語言規(guī)劃領域的研究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然而讓人深感遺憾和極其痛心的是，在我為這部中文版《語言政策》寫序言前，兩位已經(jīng)離開了人世—就在本書的英文版出版后不久。

當初我之所以接受坎德林的邀請，撰寫《語言政策》這樣一本書，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我知道我想要寫一本什么樣的書，而現(xiàn)在寫成的這本書也正是我在讀博期間很想讀到的一本書。記得我在撰寫博士論文時， 認真讀過語言政策與語言規(guī)劃領域許多優(yōu)秀的專著和編著，其中包括庫珀（Cooper 1989）的《語言規(guī)劃與社會變遷》、托爾夫森（Tollefson 1991）的《規(guī)劃語言，追求平等：社區(qū)中的語言政策》、希夫曼（Schiffman 1996） 的《語言文化和語言政策》、卡普蘭和巴爾道夫（Kaplan and Baldauf 1997） 的《語言規(guī)劃：從實踐到理論》、托爾夫森（Tollefson 2002a，2013a）的《語言教育政策：關鍵問題（第二版）》、斯波斯基（Spolsky 2004）的《語言政策：社會語言學中的重要論題》、肖哈米（Shohamy 2006）的《語言政策：隱意圖與新方法》以及里森托（Ricento 2006a）的《語言政策導論：理論與方法》。應該說，所有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專業(yè)讀物，然而，這些著作大多專注于本領域的某個主題，抑或重點討論作者提出的重要概念或獨到見解，而我希望看到的是這樣一本書：它既能整合各種觀點和視角，綜述競相爭鳴的各種理論模型，又能通過概述的方式，為剛剛進入語言政策研究領域的人員展現(xiàn)一個簡明、實用的研究全貌。正因為如此，在撰寫本書時，我特別注意總結語言政策的研究方法，以便為讀者提供切切實實的指導。這正是我和弗朗西斯?胡爾特所編著的另一本書《語言政策與語言規(guī)劃 的研究方法：實用指南》（Hult and Johnson 2015） 要傳達的主旨，該書剛剛由約翰?威利父子出版社出版。

中國的讀者會注意到，除了第3 章潘琳的案例外，本書較少涉及中國的語言政策。其實，中國語言政策的研究是一個亟待開挖的富礦，盡早開始研究應該是一個明智的選擇。一些人很可能會專注于中國的英語教育政策，但是對于中國這樣一個語言極其豐富的國家而言，其實存在各種各樣的潛在研究途徑。我期盼有朝一日能夠閱讀中國學者出版的介紹中國語言理念和語言政策的讀物。

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戰(zhàn)略研究中心決定將本書納入他們的“語言資源與語言規(guī)劃叢書”，本人對此深感榮幸。非常感謝方小兵博士能夠承擔本書的翻譯工作，我知道，書中涉及大量的術語、定義和案例，在語言轉換時必定會遇到很多麻煩，翻譯過程必然十分艱辛。同時，我也衷心感謝本書的審訂者和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是他們讓更多的中國讀者了解本書。

戴維?約翰遜（David Johnson）

2016 年1 月

于美國愛荷華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