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胡十六國連鎖反應建國運動
　　三、四世紀之交晉朝社會混亂情況，可謂便是二世紀后半后漢末年的重演。八王紛爭內亂造成勞動人口不足，灌溉網與防洪公共設施事業(yè)被大規(guī)模破壞，土地放棄，城市與鄉(xiāng)村生命、財產的嚴重損失，農民反抗情緒激化，以及各地農民、流民演化為盜賊蜂起事態(tài)的展開，都屬相似。顯著差異，端在混亂激流中“五胡亂華”局面的形成。
　　然而，“五胡”特有的非漢族因素固值得重視，他們的早已文明化，以及便因愿意漢化而自后漢以來三百年間陸續(xù)被允許移住漢族領土，以向漢人學習文明而漸漸蛻變其游牧特質轉向農耕的背景，仍須辨別。他們受同時期先已爆發(fā)的漢人叛亂影響而叛亂，以及與漢人不滿現實者匯合，毋寧又便受漢人鼓勵，系向漢人學習的意義。依此了解，五胡亂華的“外族”色彩便不宜夸大或強調。正確而言，他們的叛亂行動，與同一時期的漢人盜賊應屬同一形態(tài)，乃是中國領土上的“中國”人民內政，較之“入侵”，性格迥然不同。一個明顯的比較，如果前漢呼韓邪單于以前，匈奴自草原占領長城以內，才堪稱外族入侵，五胡時代已不符合如此條件。抑且，四世紀如不發(fā)生五胡亂華或五胡十六國事態(tài)，漢族自身類似漢末群雄割據或三國分立的局面，仍會出現。
　　東自遼河流域，西至天山與哈薩克斯坦草原，北起貝加爾湖與南西伯利亞森林地帶，南迄西藏高原的此一廣大地域內，自古都屬從事游牧諸種族的活動天地。游牧民族以家畜的飼牧為主要生產手段，也以羊、山羊、馬、牛、駱駝等家畜為社會財富準則，往往恃其強大騎兵的機動力，急速集中攻擊力向周圍農耕地帶文明國家突襲與掠奪戰(zhàn)利品。漢朝統一國家形成初期，便時時遭受強盛的歐亞大陸游牧民族東方盟主匈奴侵略。紀元前二世紀后半漢朝對匈奴的連續(xù)性大征伐與前一世紀中呼韓邪單于降伏，大敵匈奴才被壓制臣服，而具有匈奴整族救濟性的長城線以南移住最早經驗。后漢立國與匈奴分裂，一世紀中，立于漢朝保護之下的南匈奴便援引舊例，獲準越過長城線進入漢族中國領域，被分配以鄂多爾斯地方或綏遠省，以及山西省北部為移住地，以與漢人雜居。
　　今日經濟史、農業(yè)史的常識，以牧畜為主生業(yè)，通常所稱的游牧民族，原非不知農業(yè)，待移住并定居農耕地域，必然因適應新環(huán)境而主要生活方式轉向從事農業(yè)，南匈奴便是歷史上特為著名的例子。他們一方面隨定居時間而人口自然繁殖。另一方面，長城線以外的匈奴人仍在不斷向內移住，于是新居住地益益發(fā)展到擁有山西省的汾水盆地沃地。其時，進入長城的匈奴人以美稷地方為新的活動中心，遠隔沙漠與草原環(huán)境，食糧豐富，深一層容易浴于漢族高文化的日光中，傳統游牧素質脫落。早期移住內地時尚能維持的固有氏族制，也正漸漸發(fā)生變化。到三世紀初曹操專政時代，單于制度終于倒塌，而分五部實行自治，匈奴固有社會組織的最后殘余痕跡拭盡。在此一百多年漢族環(huán)境中生長的匈奴人新生代，上層階級的漢化傾向尤為強烈，他們因與漢族通婚混血而姓名改變漢式，也幾乎都感染漢族上層文化人的優(yōu)異教養(yǎng)，深通漢族古典文學。所以，屆抵漢末魏初，所謂“匈奴人”，實則殘余的僅已一個名詞，依五部自治的權利才顯現其異于漢族的獨特性，差別也僅止于此。
　　漢朝方面，后漢邊郡人口原較前漢為少，一世紀中以后匈奴人被準許移住邊郡，亦即基于補充漢人居民不足的理由。迨二世紀中國連遭羌禍與黃巾前后的戰(zhàn)亂，西北并州漢族人口愈益銳減，早期被準許進入漢族中國領土的游牧民族或胡人非只匈奴，西方邊境同種異類的氐、羌，又是另一龐大系統，安置地在甘肅、陜西方面。匈奴以東則通古斯東胡系烏桓，被移住于今日河北、熱河、遼寧一帶。三世紀初曹操撲滅袁氏勢力，追隨袁氏的烏桓遭受曹操毀滅性打擊，“胡漢二十余萬口”全數被勒令南遷內地后，原依長城線與烏桓分居長城內外的外緣同種族鮮卑，又自長城外南移，接替了東北邊境烏桓原居住位置。鮮卑種族于其時發(fā)達為替代匈奴種族的北方民族主流，系歷史一大劃期，一世紀南匈奴的進入長城，其內蒙古故居地也以位于長城外東側的鮮卑人向西移動，漸漸接收了內蒙古全域。到移住長城線以內的匈奴人自早期移住地綏遠與山西省北部南移，再循一世紀后同一軌跡，內蒙古鮮卑人又繼續(xù)南向填補，而鑄定自東向西，整條長城線內外均由鮮卑種族分布的形態(tài)。此由《三國志》魏志鮮卑傳可獲明顯了解。
　　漢末與魏、晉之間或紀元三世紀時，胡人內徙的愈益蔚為潮流為值得重視的現象。所以然原因，仍系后漢政策的繼續(xù)，由于戰(zhàn)亂中與戰(zhàn)亂后填補大量流失的漢族人民所需要，而出諸政府獎勵。群雄割據與三國時代彼此所爭奪的標的，非限土地，也在包含了胡人在內的人口。泛胡族不斷內徙與定居地不斷向南伸展的結果，三世紀中所見，陜西渭水流域與山西汾河流域間廣大地域，亦即逼近國都洛陽以北與以西，都形成華夷雜居狀態(tài)。
　　三世紀時中國北方邊境地帶胡人大移動潮流展開之受政府鼓勵，以及政府對移住者表示歡迎，自以為得計的心情，不難從晉朝初年一位胡人厭惡者的對策中見出：“自魏氏以來，夷虜內附，鮮有桀悍侵漁之患。由是邊守遂怠，彰塞不設。而令丑虜內居，與百姓雜處�！保ā稌x書》阮種傳）同時期相類似，且預言一時之利必將于未來招來禍患的言論，尚有如：“臣以為胡夷獸心，不與華同，鮮卑最甚。本鄧艾（三國時魏國滅蜀統帥）茍欲取一時之利，不慮后患，使鮮卑數萬散居人間。此必為害之勢也”（《晉書》傅玄傳上疏）以雜居內地胡族適時全數遣返原住地特具代表性的主張，系惠帝初年的江統《徙戎論》。
　　如上這些少數意見的當時未被重視，漢族歷史家以及受其影響的今日外國歷史界，幾乎都感到惋惜。事實上，三世紀開放政策是否錯誤？很不容易斷言。而且，和平時代如能延續(xù)，生活于漢族領土上的胡人定必愈益加大、加深其文明化或漢化，此一推想也必須認定。所以，持平之論，錯誤不在開放政策，而是政治、經濟環(huán)境不能保持穩(wěn)定。于此，晉朝皇室與上層階級腐化與野心引發(fā)的激烈內亂，便難辭其咎。
　　相對方面，三世紀當時的漢族知識分子間盡管存在胡人厭惡者，“五胡亂華”展開，須注意卻未附帶民族意識，也絕無任何一“胡”附帶民族意識，或者以此號召。其時胡人生活于漢人間的狀況，與今日臺灣山地同胞頗為相似，今日山胞誠然仍殘留若干象征性固有文化，保有部族名稱與一部分純粹血統，但漢式教育水平，以及與漢族同系“中國人”的意識，則已向漢族看齊而合一。以今仿古，同樣適用于五胡時代。盡管山胞—漢族（今日），戎—晉（五胡時代）都仍保留民族分際，卻彼此共同自承為中國人。惟其如此，所謂五胡亂華，他們反抗的動機與目的，與漢人盜賊可謂無異，與外國歷史家喜愛指為外族入侵的解釋，距離尤遠。
　　對五胡亂華與他們展開的“五胡十六國”連鎖反應建國運動上限的設定，一般解說以晉惠帝永興元年（紀元３０４年）匈奴劉淵于山西建國稱“漢”為起點。實則其前已有四川李特（氐族）與湖北張昌（義陽蠻）的獨立例子。
　　劉淵出身于匈奴貴族家庭，以及八王之戰(zhàn)期間擔任主角之一成都王穎高級軍官屯騎校尉、冠軍將軍與參丞相府軍事的經歷，雖較李特、張昌僅只州郡低職，家世、地位高下有別，但彼此間同具參與漢族政治的實際經驗相同。劉淵另一身份匈奴自治組織領袖，則以左部都尉留置洛陽侍子而于晉武帝末年繼其父任左部都尉，惠帝初進五部大都督，封侯，坐事免職。然后，于鎮(zhèn)守河南、河北兩省交界處鄴城的成都王穎得志時期再起。紀元三〇四年，劉淵以調發(fā)匈奴部隊助穎而離鄴返還山西省中部離石（今山西省離石縣）自族領導中心，未及歸鄴，穎已敗，劉淵便被人口急激增殖的匈奴自族推舉為全族性大單于。
　　同年，于離石縣北左國城，向晉朝宣布獨立，稱王。并且自認便是漢朝劉氏后裔，尊漢高帝、光武帝與蜀漢昭烈帝為“三祖”，上蜀漢后主謚號懷帝，而其自身帝系便直接繼承“懷帝”，所建立國家的國號因此又便是“漢”。以后第六年劉淵死，其子劉聰殺兄自立后，便連續(xù)演出洛陽、長安相繼失守而懷、愍兩帝被俘的晉朝大悲劇。劉淵集團自始便以聯合匈奴自族與漢人為構成要素。其事業(yè)開展的助力，也未脫出八王之禍所形成廣幅度漢族難民潮，以及所謂盜賊的范疇。換言之，晉朝以天災與皇族戰(zhàn)亂，造成黃河流域的普遍疲敝，逼迫危險性的流民化漢人貧民層激變，才使晉朝政權發(fā)生動搖，匈奴胡人不過因勢利導。
　　相反的解釋，也可謂漢人危險勢力利用了胡人，此由劉淵政治、軍事的指導者系為漢人陳元達，石勒也對趙郡名族張賓敬重為事業(yè)發(fā)展的靈魂人物可知。胡—漢合流而形式表現為胡主漢從，理由與漢族自身間投奔豪族接受庇護，正復相同。而胡人領袖于漢族領土上特具的部族自治權，也正與豪族對郡縣政治的抗拒力背景一致。胡—漢合流趨向非自其時而始，早自二世紀末漢朝動亂期間已見端倪。《后漢書》烏桓傳：“時幽、冀吏人，奔烏桓者十萬余戶；”《三國志》魏志梁習傳：“時（獻帝建安中）承高幹荒亂之余，胡狄（匈奴）在界，張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三國志》魏志鮮卑傳：“（鮮卑軻比能）部落近塞，自袁紹據河北，中國人多亡叛歸之”，都是說明。換言之，如同倒向豪族，乃是人民逃避痛苦現實無可選擇時的選擇。此一趨向，至四世紀初“八王之亂”展開而愈益加大。流入胡族現象的特堪注意者，此時期主對象已是最后移住漢族中國領土，移住范圍特廣而戰(zhàn)斗力又特強的鮮卑。
　　鮮卑人最初跨越長城線到達中國郡縣建置之內，須遲至漢朝末年，以被消滅的烏桓族接班人姿態(tài)，被允許留住中國東北境遼河流域。但以與漢族政府建立隸屬關系特為親密，尤其至魏晉時代，因之漢化或文明化的速度也特為驚人。而堪注意，此期間鮮卑族獲得魏晉政府寵任與優(yōu)待的原因，便基于軍事上的協力。
　　匈奴叛亂者從劉淵發(fā)展到劉聰時代，淪陷區(qū)雖然不斷擴大，北方局勢尚未險惡到絕望境地，仍然殘留頗多自由區(qū)在晉朝將領手中，此從勸進表具名人職銜容易明了。可惜，如上列名漢人多不過投機分子與觀望者，對司馬氏朝廷虛與委蛇表示姿態(tài)的野心家、割據者而已。特立獨行，強烈顯現其中流砥柱性格，戰(zhàn)斗意志特為旺盛的真誠忠貞偉人，厥惟在太原孤軍奮斗與發(fā)動此次聯名勸進的劉琨。而以劉琨為團結中心所結集的力量，又便是鮮卑部族。此一情況，與前此王浚似乎相仿，但兩人人格與對國家的責任心，迥然相異。
　　北方局勢注定在太多的漢族將領敗類手中惡化，鮮卑族的政治倫理究竟也不能保證。勸進表中拓跋部未見列名，便因上一年（紀元３１６年）猗盧之死而拓跋部鮮卑內亂式微。劉琨失卻其拓跋部最大支援，不得不在匈奴人勢力壓迫下放棄太原據點，向東轉進，會合段匹準備展開大反攻，呈上勸進表便是其時之事。第二年太興元年（紀元３１８年），司馬睿在江南登位皇帝，悲劇不幸立即演出，已無意于北方事業(yè)而以偏安江南為滿足的東晉當權王氏家族，竟授意段匹加害劉琨。這位自由北方精神領袖之死，北方漢—胡自由陣線抗拒敵人的意志完全崩潰，局勢于是急轉直下。劉琨被犧牲的同一年，劉聰亡故，匈奴漢國內訌而歸位于劉淵疏族侄輩，與石勒、王彌同為建國三大支柱，當時鎮(zhèn)守長安的劉曜。次年（紀元３１９年），劉曜改國號為“趙”，定都長安。因并滅王彌而愈益強大的東方石勒，于同年背叛劉曜獨立，以其本據地襄國（今河北省邢臺縣）為國都，建立另一個“趙”國，歷史界以前—趙國通同其前身劉漢稱“前趙”，后一趙國則“后趙”，以資區(qū)別
　　獨立后的后趙，年間先后消滅段匹鮮卑與一應清掃北方的晉朝殘余勢力，剝奪東晉靠北的邊緣領土。至紀元三二九年，又完成前趙的并合。領土東起于海，西及甘肅東部，北至綏遠，南有淮河流域與漢水流域，北方中國的大半已盡行立于后趙胡—漢聯合政權支配之下。
　　石勒時代，是十六國前期最開朗的時代。石勒的坦誠、大度、能征詢意見與接受意見，都是吸引漢人人才向心合作與贏得地方豪族擁護的最大精神資本。同時，五胡胡—漢聯合政權漢人指導者的產生決定性影響力，后趙張賓也是特為聞名的代表性例子之一。石勒河北經營與選擇襄國為大事業(yè)據點，便都出自張賓強力主張。張賓去世以前，于石勒初起時代“專居中總事”，獨立后“�？偝�政”，對后趙立國的貢獻已毋待贅詞。此一國家，國都自石勒去世，其侄石虎嗣位而移至原先曹操的大本營鄴（紀元３３５年）。
　　五胡亂華發(fā)展至此，后趙與長江以南司馬氏東晉、四川李氏成國，三國鼎立并存的形勢，幾乎已是半個多世紀前魏、蜀，吳三國分立再現，分界線也相似。只是，石氏后趙之于北方，不能如曹魏的據有中國北方全域，東北與西北兩地區(qū)，已由名義上立于東晉支配之下，而過渡到各別的獨立局面。
　　紀元三四九年后趙石虎之死，諸子因爭立而自相殘殺的結果，爆發(fā)了冉閔大流血事件。冉閔是漢人，少年時以戰(zhàn)火中孤兒被石勒俘虜，而命石虎收養(yǎng)為子。至石虎在位期間，冉閔之為后趙最煊赫將領，地位已與石虎的在石勒時期相同。鄴都內亂與統治階級間猜忌矛盾激化，終局變質為種族仇恨如《晉書》石季龍（虎）載記所記錄：“（閔）班令內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職悉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閔躬率趙人誅諸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余萬，尸諸城外，悉為野犬豺狼所食。屯據四方者，所在承閔書誅之�！濒扇苏�族性被恐怖虐殺的末日一幕，可能是四世紀五胡亂華期最瘋狂、最殘忍的演出。冉閔血手大屠殺下，于次年（紀元３５０年）自登帝位，國號“魏”，而人間大悲劇仍續(xù)上演。
　　石氏殘余勢力被徹底殲滅前對冉閔激烈的垂死掙扎，也創(chuàng)下漢人“諸將士死者十余萬人”慘酷記錄。再次年，國家終于在無人性的此攻彼殺下滅亡。中原無政府、無秩序的大混亂局面，已如《晉書》石季龍載記附冉閔傳所載：“賊盜蜂起，司冀大饑，人相食。（閔）與羌胡相攻，無月不戰(zhàn)。青、雍、幽、荊州徙戶及諸氐、羌、胡、蠻數百萬，各還本土，道路交錯，互相殺掠，且饑疫死亡，其能達者十有二三。諸夏紛亂，無復農者�！北闶钦f，包含漢、胡的人民反流亡潮沖擊形成四世紀五十年代突發(fā)性中心事態(tài)。五胡亂華的以后發(fā)展，堪注意便由此導源。
　　前后約三個世紀的五胡時代與南北朝，歷程各占其半。特堪注目，除南方漢人政權之外，北方無論五胡或北朝，國家領導性格全呈現胡—漢聯合政權，可強烈顯示，尤其前一階段頻繁的國家興亡時代，特為明顯。此一時代中，胡人建國固必以得到漢人支持為基本，漢人建國同以結合胡人力量為條件，換言之，無論胡人—漢人間主從關系如何，胡—漢攜手的形態(tài)則一�！拔搴�十六國”中漢人政權也同被“胡”的觀念所概括，正代表了四世紀連鎖反應建國運動的共通特色。而“胡人”轉移至漢族領土的時間固有久暫，其以立于漢族領土，并與漢族混居、通婚而久已漢化的現象則無不同。移住的實質，也便以放棄自身游牧傳統而愿意漢化為前提。民族意識因之隨自身固有的社會組織、經濟與文化形態(tài)發(fā)生根本上變化，早與漢族混同為“中國人”。建國期間，又對社會、經濟、文化更高境界的漢式政治獲得經驗，同時，混亂局面下原已僅余民族名詞的諸種族間不斷以及加大遷徙混血，“中國人”思想也直接向“漢人”范疇轉變。經過北朝穩(wěn)定推進血統定型的階段，到隋唐完成中國南北再統一時，一個嶄新的、滿孕了充分新生命力的新漢族，也便是以原漢族為主流，注入了歷史上所有進入漢族中國與愿意漢化的原游牧諸種族血液的更生漢族，陪伴在中國歷史上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