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鄧小平訪問新加坡�？吹叫录悠碌慕ㄔO成就，他很興奮。宴會中，他拿起酒杯，與時任新加坡總理的李光耀碰杯。鄧小平說：“恭喜你！這是我第二次到新加坡。第一次是早年赴法國勤工儉學時路過新加坡。當時新加坡很落后，現(xiàn)在卻是個美麗的城市！”聽到鄧小平的夸贊，李光耀用華人慣有的謙虛回答說：“哪里！這是個小地方，容易管理！”聽過李光耀的回答，一般人可能會這么回答：“小也有小的難處，不容易！”不過，鄧小平卻沒有這么說。他喃喃地，似乎是對別人、又似乎是自言自語地說了一句：“是啊，要是我管的是上海這么大地方就好了！”
　　聽到鄧小平這句話，李光耀似乎不服氣了。因為他剛才的謙虛是“假謙虛”——即華人慣有的那種客套式的謙虛。以李光耀的雄心、能力，應該可以領導一個更大的國家。當年，新加坡之所以被馬來西亞“踢出”而不得不獨立建國，原因之一是當時的馬來西亞最高當局擔心李光耀有當馬來西亞總理的“野心”，也驚恐其咄咄逼人的氣勢和“玩弄”政治的能力。但其實，李光耀領導的新加坡只是一個國土面積七百多平方千米的島國。以李光耀的雄心、能力，領導這樣一個島國，似乎大材小用。尼克松在會見李光耀之后有個描述，說李光耀在房間里走來走去，不斷地發(fā)表自己的高見，不愿意浪費一分鐘時間。他突然感覺，李光耀像關在籠子里的一只雄獅。意思是，籠子很小，但獅子很兇猛。正因為如此，李光耀也被人稱作“小國大政治家”。
　　李光耀心里不服氣，便用平和但略帶挑戰(zhàn)的語氣對鄧小平說了一番話，這番話讓鄧小平銘記終身。李光耀說，新加坡的華人大多是從中國廣東、福建來的一些家無寸土、目不識丁的苦力，我們都是這樣一些苦力的后代。反之，你們中國有的都是留守中原的達官貴人、文人學士、狀元，這樣的一些人在你們那兒開枝散葉。所以，沒有什么新加坡能夠做到而中國做不到的。中國一定會做得更好！講到這里，鄧小平沉默了，這個話題也就輕輕帶了過去。不過，李光耀后來回憶說，鄧小平沒有忘記自己的“挑戰(zhàn)”。鄧小平在1992年“南方談話”時說，要借鑒新加坡，而且要比他們管得更好！為什么會有這最后的一句？就是因為有前面的背景——李光耀的“挑戰(zhàn)”。
　　回應李光耀的挑戰(zhàn)，有必要問政李光耀，以便深入探討新加坡的治理之道。李光耀對新加坡的影響如此之大，以至于人們不說“新加坡的李光耀”，而是說“李光耀的新加坡”。新加坡政府治理的引人關注之處，就是在人民行動黨長期執(zhí)政的情況下，較好地保持了活力和誠實，并將新加坡建設成為一個和諧有序的社會。人民行動黨長期執(zhí)政的“神話”有如下兩種形象說法。其一，人民行動黨因黨徽有閃電標志而俗稱“閃電黨”。新加坡人說，閃電不會在同一個地方閃擊兩次，但是人民行動黨這個“閃電黨”自1959年在新加坡“閃亮”登場，執(zhí)掌政權，就一直“閃”到現(xiàn)在，并且還將在一段時間繼續(xù)“閃亮”下去。用人民行動黨自己的話說，它在幾十年前“恰似一陣春雷般創(chuàng)造了萬象更新的格局之后，就一直扎根在新加坡的土地上，沒有離開過”①。其二，在美國，下一屆總統(tǒng)選舉的時間誰都知道，但誰能當選誰也不知道。在新加坡，下一屆大選的時間誰都不知道，因為根據來自于英國的選舉制度，執(zhí)政黨可以而且也會根據當時的選民心態(tài)，在一定時間范圍內隨機選擇有利于自己的大選時間；但是，下一屆大選誰能當選誰都知道，一定是長期執(zhí)政并將繼續(xù)執(zhí)政的人民行動黨。
　　不過，上述“神話”在新加坡2011年大選后有所打破。這次大選被認為是新加坡政治的“分水嶺”。此前的2010年，新加坡的廉潔狀況被“透明國際”排名為世界第一（與另外兩個國家并列），其GDP較前一年增長14。5%，名列世界第二。這些成績的取得，長期執(zhí)政的人民行動黨功不可沒。在外人看來，2011年舉行大選，人民行動黨必定占有優(yōu)勢，取得佳績。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在這次大選中，領導新加坡取得上述成就的人民行動黨得票率為60。14%，成為1965年建國以來歷次大選的最低；反對黨則史無前例地贏得一個集選區(qū)，共獲6個議席，創(chuàng)下了建國以來反對黨贏得議席的最高。
　　2011年5月7日大選之后的同年8月，新加坡又舉行了民選總統(tǒng)的選舉。在總統(tǒng)選舉中，選民熱情持續(xù)高漲，并第一次出現(xiàn)多角戰(zhàn)。戰(zhàn)情的激烈使得在選舉中受人民行動黨支持的候選人僅以35。19％的得票率當選總統(tǒng)。2012年5月進行的后港補選，原因是該選區(qū)新當選的工人黨議員因緋聞纏身而最終失去議員資格，導致議席空出。但是，在這場工人黨背負“原罪”的補選中，該黨仍以62。09%比37。91%的較大優(yōu)勢戰(zhàn)勝人民行動黨。2012年12月，人民行動黨議員、國會議長柏默也因緋聞在身而主動退黨和辭去議員職務。相對于工人黨處理饒欣龍緋聞的方式，人民行動黨的處理方式更為妥善完滿。例如，饒欣龍在眾所周知的情況下始終沒有承認自己的緋聞，而柏默則在緋聞尚未公布的情況下，由人民行動黨領導人陪同，在記者會上主動向媒體坦陳失誤；饒欣龍是被開除出黨和免去議員職務，柏默則主動退黨和辭去議員職務。柏默擔任議員的榜鵝東選區(qū)是人民行動黨政府經營的首善之區(qū)。柏默辭去議席后的2013年1月舉行的榜鵝東補選，有一位人民行動黨候選人和三位反對黨候選人參選。反對黨多人參選，按道理會分散其選票，從而有利于執(zhí)政的人民行動黨。人民行動黨候選人畢業(yè)于名校新加坡國立大學，職業(yè)為醫(yī)藥主任和高級顧問；工人黨候選人畢業(yè)于義安理工學院，職業(yè)是金融機構培訓員。前者為典型的精英，反讓人感到“離我太遠”；后者為普通凡人，但民眾視如“鄰家姐妹”。包括參選的工人黨在內，恐怕都沒有想到自己可能大贏。但是，選戰(zhàn)結果則是工人黨以多出10。81個百分點的選票戰(zhàn)勝了執(zhí)政的人民行動黨。補選的最后一個競選夜，李顯龍總理為本黨候選人的競選群眾大會站臺，并動情宣告：人民行動黨“永遠站在人民那一邊”。記者事后由衷感嘆：人民固然想要“與我站在一邊的人（withme）”，但更加想要“像我一樣的人（likeme）”。
　　上述情況表明，新加坡的政治生態(tài)已經進入“新常態(tài)”（newnormal）：隨著選民訴求和心態(tài)的改變，越來越多的人不再安于現(xiàn)狀，而要求更多的參與、更大的透明度、更多元性的政治結構以及更多的政治上的制衡。從此，人民行動黨長期執(zhí)政的“神話”正在被打破。人們一般相信，在2016年的來屆大選，人民行動黨雖然還會贏，但可能要輸?shù)舯纫酝�更多的議席；而在再往后一兩屆的大選，人民行動黨要贏得勝利就更為困難了。
　　“新常態(tài)”的出現(xiàn)其來有自。它要求人們站在應然的立場，對新加坡的民主發(fā)展進行批判性反思�，F(xiàn)實中的圓都有不圓之處，沒有任何缺口的純粹的圓，只存在于圓的定義中。同樣，現(xiàn)實中的民主都有不夠民主之處，沒有任何缺陷的純粹的民主，只存在于民主的理念中。這里，圓的定義或民主的理念，就是它們的“應然”——即應該的樣子。一方面，畫圓或建設民主，只能在現(xiàn)實中進行；如果容不得一點兒缺口或一絲缺陷，就只能讓圓或民主停留在抽象的想象，而不能將其落實為具象的事實。另一方面，畫圓或建設民主，又須秉持其應然的定義或理念，并藉此對現(xiàn)實不斷給予批判、糾正。唯其如此，才能進而畫出日益圓滿的圓，建成日臻完善的民主。
　　2009年8月18日，新加坡官委議員維斯瓦先生在國會發(fā)表的有關新加坡公民信約的演講，就是從應然的高度對新加坡包括民主在內的多個方面進行的一次批判性反思。新加坡公民信約的內容如下：“我們是新加坡公民，誓愿不分種族、言語、宗教，團結一致，建設公正平等的民主社會，并為實現(xiàn)國家之幸福、繁榮與進步，共同努力�！本S斯瓦認為，由于新加坡有個能干的政府，確保了國家在過去50年取得令人難以置信的進展，人們因此已對一些更為深刻的非經濟課題失去焦點。這些問題就包括人們是否扎根于此、愛國主義、公民自由以及和諧幸福。他說：“如果我們不充分注意這些問題，而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應付諸如經濟衰退和創(chuàng)造就業(yè)機會等問題上，那么我們可能會落得贏得戰(zhàn)役卻輸了戰(zhàn)爭的下場。”①
　　維斯瓦將信約的內容歸納為四大宗旨，并對這些宗旨的題中應有之義一一加以闡釋。他從應然的高度批判相對低洼的實然，用定義的純粹責備存有雜質的現(xiàn)狀。例如，信約提醒“我們是新加坡公民”——公民應該享有權利，但是，新加坡直到最近，公民的最大特征只是在選舉時能夠投票，而且，由于一黨獨大，反對黨往往無力量參選所有選區(qū)。在反對黨無人參選的選區(qū)，人民行動黨候選人無須經過選民投票便自動當選。于是，該選區(qū)的選民甚至連投票的權利也享受不到。維斯瓦指出：“公民在挑戰(zhàn)政府看法時，政府的回應必須要誠懇，而不是施威甚至恐嚇一些人，有時又冷酷和傲慢以對。他呼吁執(zhí)政黨及其政府在維護公民權利時，要超越‘有所為而為’的功利境界——即‘不是為了延長執(zhí)政的壽命’，達到‘無所為而為’的道德境界——即因為‘這么做是對的和應該的’�！雹�
　　再如，信約要求“不分種族、言語、宗教，團結一致”，那就應該消除族群差別或距離，但是，維斯瓦認為，新加坡人民的種族意識卻越來越明顯，身份證上必須注明自己的族群，不同族群有各自的自助會，人們甚至不能接受一個少數(shù)族群出身的總理。讓不同族群的人們團結起來的確不容易，但他強調：“我們不能輕易就說我們辦不到兼容并蓄。這個集體不是為了什么經濟或物質層面的獲得，而是基于相信無論我們要從這里出發(fā)到什么地方，這個系統(tǒng)都是值得我們信賴的。它非關什么利益分享，而是有一個核心價值是我們共享的。”②可以這樣理解，強調“利益分享”是“經濟人”的表現(xiàn)，強調“價值共享”是“社會人”的要求。維斯瓦的理想，是要新加坡人超越斤斤計較的“經濟人”，成為高尚純粹的“社會人”。
　　又如，信約指明“建設公正平等的民主社會”。在維斯瓦看來，“人民的言論自由，一個客觀中立的報業(yè)和一個真正有效確保向多黨制演變的政壇——這些都是民主的根本，是帶領邁向進步和繁榮的恒常動力”。但是，維斯瓦說，新加坡“白色恐怖一直延續(xù)到（20世紀）80年代，雖然今天已不多見，但我還是不時遇到有些人說他們敢怒而不敢言，因為他們害怕遭到報復”。維斯瓦承認，“政府已經努力改善這個問題”。但他覺得政府還可以做得更多�！耙驗榭謶值臍夥�，無論多么溫和，還是會腐蝕我們的認同感和‘生于斯、死于斯’的情懷。政府應該為有人敢站出來提出異議而感到高興，因為這表示有人對你在乎�！�
　　最后，信約號召“實現(xiàn)國家之幸福、繁榮與進步，共同努力”，那么，“快樂永遠是最高的目標”。但是，“根據CIA世界現(xiàn)狀報告的一些數(shù)據，新加坡是世界上收入差距最高的國家”，“收入差距不可能是件受歡迎的事物，它當然不能促進社會的快樂程度”。維斯瓦接著舉例說明：2007年，新加坡理工學院曾對800名年齡介于15至20歲的年輕人進行問卷調查。這些年輕人都在新加坡學校接受教育，并且強制上過國民教育的課程。根據調查，37%的人認為自己不愛國，超過50%的人認為有機會的話會考慮移民。這項調查的結果和許多針對年輕人、年輕在職人士、海外新加坡人和國民服役人員的調查相去不遠。其實，時任國務資政的吳作棟對相關問題也有過擔憂。他發(fā)現(xiàn)，經濟騰飛之后的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新加坡人的夢想仍停留在5C，即現(xiàn)金（cash）、信用卡（creditcards）、汽車（car）、私人公寓（condominium）和鄉(xiāng)村俱樂部會員證（countryclubmembership）。組成上述夢想的元素只有“物件”，而無“心件”（heartware）。吳作棟指出，如果新加坡沒有“心件”，“就會淪為一些國人的酒店。如果新加坡是多數(shù)國人的酒店，那我們的麻煩就大了”。
　　因此，維斯瓦認為，新加坡面對的挑戰(zhàn)，是國民有多少熱忱和向往來當家做主，不再把自己當成一個過客。他說：“我們需要捫心自問，我們是家‘公司’還是一個國家？如果我們滿足于把這里當作一家‘公司’，那么，我們的首要任務就是要保證給股東的投資以足夠的回報率。如果我們要成為一個國家，那么我們在量化回報和主要表現(xiàn)指數(shù)之外，還要加入以情感為基礎的因素，諸如種族與宗教和諧、穩(wěn)定與幸福�！�…我們需要風雨與共的情懷，能夠在飄搖的日子一起走過�！彼�呼吁：“我們需要國家信約的原則來支撐和發(fā)展這種韌性、堅毅和自立”，并把它“內化成一種信仰”；“我們需要保證國家信約的重要位置，因為唯有它能團結國人”。
　　聽著官委議員維斯瓦以公民信約中的各項原則為基調的慷慨陳詞，包括李顯龍總理在內的許多國會議員都微微仰起頭來，深思著這一嚴肅的課題，視線就落在國會大廈議事大廳寬闊的天花板上。李光耀在走訪多國之后發(fā)現(xiàn)，那些將國會大廈建得高大雄偉的國家，其經濟發(fā)展與社會建設往往水平低下，與大廈的外觀形成巨大反差。因此，新加坡的國會大廈建得一點兒都不高大。不過，坐在議事大廳的座位上抬頭仰望，還是能夠感覺到大廳頂部的米黃色天花板懸得非常高，就像維斯瓦立意高遠的言論，也像一些聽者被鼓得很高的情緒。即便在此旁聽的記者，其思緒也被維斯瓦的動人話語“帶上了天花板，在那里不斷盤旋”。
　　有感于維斯瓦的高調陳詞，一段時間以來很少參加國會辯論的李光耀發(fā)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說，自己決定參加辯論，是要把這場辯論帶回現(xiàn)實。他指出，當年，由建國元勛拉惹勒南起草的信約內容并不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ideology)，而是一種“抱負”(aspiration)。李光耀說：“我們實現(xiàn)（抱負）了嗎？我不知道�！雹谒�也許永遠不能完全實現(xiàn)。當然，李光耀認為，必須不斷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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