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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古代管理智慧越來越受到重視，與此同時對中國古代思想史的研究也隨之興起并得到發(fā)展。領導思想作為思想史的一個分支在先秦諸子思想史中占據(jù)重要地位。本書以先秦諸子對"為君之道"的論述為切入點，圍繞《老子》、《論語》、《韓非子》、《管子》、《墨子》等先秦諸子著作中一系列有關"領導"思想的論述和觀點，對先秦時期各家思想中的管理思想及觀點進行梳理、總結、研究。重點對老子、孔子、《孫子兵法》、墨子、慎道、商鞅、孟子、荀子、韓非子、《呂氏春秋》以及《大學》、申不害、《管子》"君臣篇"等著作中的思想精華進行了綜合、全面的討論，深入揭示了先秦諸子思想對君臣之道中"領導"思想的認識。通過對先秦諸子的分析闡釋，能夠促進對先秦思想中各家認知共同點的思考與理解，也能夠幫助學者進一步理清中國古代思想發(fā)展的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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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在人類最開始的集體活動中，群體要完成一定的共同目標，就必須有承擔解決分歧、決定戰(zhàn)略和時機、維持各種行為和關系的組織工作的角色①。馬克思說：“一切規(guī)模較大的直接社會勞動或共同勞動，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揮，以協(xié)調個人的活動，并執(zhí)行生產(chǎn)總體的運動……一個單獨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揮自己，一個樂隊就需要一個樂隊指揮�！雹诙鞲袼乖凇墩摍嗤�-文說，鐵路運轉的首要條件是“要有一個能處理一切所管轄問題的起支配作用的意志”，“一方面是一定的權威，不管它是怎樣形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從，這兩者都是我們不得不接受的，而不管社會組織以及生產(chǎn)和產(chǎn)品流動賴以進行的物質條件是怎樣的”③。馬克思、恩格斯強調：社會群體勞動和社會群體的各類活動都必然產(chǎn)生指揮協(xié)調的領導活動，領導者的一定領導權威對任何形態(tài)下的任何群體活動都是必要的、普遍的、永恒的�！I導產(chǎn)生和領導權威的存在是人類社會發(fā)展的要求①。在政治學研究領域這幾乎是一種共識。莫里斯·迪韋爾熱說：“即使自稱最平等的集體也總是有一位或幾位事實上的領袖�！雹诹_素也說：“大多數(shù)的集體事業(yè)，只有在某種管理機構的指導下才有實現(xiàn)的可能�！w事業(yè)如果要取得成功，就必須有一些人發(fā)號施令，另一些人服從命令�！雹郜F(xiàn)代領導學一般認為，領導現(xiàn)象伴隨著人類的始終，領導活動（而非一般的管理活動）是人類社會最重要的活動。在任何組織中，領導活動都是駕馭組織的活動，它對各種組織（大到國家、小到微型企業(yè)）的成敗興衰起著決定性的作用④。可以說，領導活動是隨著人類社會產(chǎn)生即存在的社會實踐活動，是人類的重要文化現(xiàn)象。在我國，很早就有關于人類領導現(xiàn)象和領導活動的思考和記錄。田廣清等著《中國領導思想史》說：“中國在領導與管理理論方面發(fā)軔之早、造詣之深、貢獻之卓越，世界各國罕有其匹者�，F(xiàn)代領導科學和管理科學的許多基本原理，都可以從中國領導思想史找到源頭。它不僅在理論上達到了很高的成就，在實踐上也達到了很高的水平。中國至少從有文字的時代起，就有了領導思想。中國至少從先秦起，就已經(jīng)把領導作為一門學問來進行研究了�！雹菹惹刂T子對領導現(xiàn)象和領導活動形成了系統(tǒng)、深刻的看法，先秦諸子時期是中國古代領導理論繁榮發(fā)展的關鍵時期。
　　二
　　先秦諸子領導理論的繁榮發(fā)展有著深厚的文化土壤，是在一定的社會政治、經(jīng)濟、文化背景下產(chǎn)生和發(fā)展起來的。
　　首先，傳統(tǒng)關于構建社會秩序的思路是先秦諸子領導理論發(fā)達的歷史文化根源。劉澤華在論述商代的王權專制思想時說“王的確擁有至上的權力”，“‘余一人’處于承天繼祖救民的位置”，“事業(yè)成功和功德在‘余一人’，那里治理不好，自然也應由‘一人’承當。所以又說：‘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雹�

　　綜觀全書，可知“力”的根源是“民力”。但在商鞅看來，君主只有把民眾導引于農(nóng)戰(zhàn)，使之戮力于農(nóng)戰(zhàn)，才會形成國家真正的力量。有了這種力量的國家才“強”而有“威”。用什么方法才能使民戮力于農(nóng)戰(zhàn)呢？他認為是要“得其心”（《靳令》）。高亨認為所謂“得其心”是指“賞罰公平而民心悅服，與儒家的‘得民心’含義不同。”①筆者認為，此處正是接上句意思而來，要“得其心”“非劫以刑而毆以賞莫可”（《慎法》）。這就是說君主通過“執(zhí)賞罰以壹”使民悅服于農(nóng)戰(zhàn)，如此國家就力而強。賀凌虛在翻譯《靳令》上述一句時說：“國家有力則強，強則有威勢，威勢盛然后人民才感受到政府的德澤。”②“德（惠）生于力”命題的含義即：君主對民眾的德惠根本來源于國家的實力，或者說民眾能感受到君主的德惠根本源于國家有實力。一句話，國家有力而強威，民眾才能感受到君主的德惠。但，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力”則來源于“執(zhí)賞罰以壹”。即通過賞罰的手段把民眾引導到農(nóng)戰(zhàn)上，這樣國家才能有“力”。《去強》、《說民》的“刑生力”③的觀念與此完全一致，只是更加強調“刑罰”在引導民眾趨于農(nóng)戰(zhàn)的重要性�？偟膩砜�，領導者要實現(xiàn)使民歸心于農(nóng)戰(zhàn)的領導目標，必須通過用賞罰的方式來實現(xiàn)。通過用賞罰，使民戮力農(nóng)戰(zhàn)，國家強大有威勢，然后人民才能感受到領導者的恩惠。
　　據(jù)此，商鞅認為領導者要實現(xiàn)社會控制不能靠個人的賢能�！度趺瘛氛f：“今離婁見秋毫之末，不能以明目易人。烏獲舉千鈞之重，不能以多力易人。圣賢在體性也，不能以相易也。”④君主靠個人的聰明圣智是達不到“易人”的目的。因為“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義者能愛于人，而不能使人愛”（《畫策》），所以，商鞅認為“仁義之不足以治天下也”（《畫策》），而必須有“使天下不得不信之法”（《畫策》）。顯然，與儒家主張領導者要以德化人的論調是很不一樣的。商鞅從歷史分析的角度探討“立君”的問題，正在于揭示儒家所倡導的“德化”領導路線在當下是行不通的�！墩f民》還說：“用善則民親其親。任奸則民親其制�！律苿t過匿，任奸則罪誅。過匿則民勝法。罪誅則法勝民。民勝法，國亂。法勝民，國強�！保ā墩f民》）“用善”即用治理良民的方法治理人民，“用奸”即用治理奸邪之民的方法治理人民①。君主應該用治理奸民的方法治理民眾，只有這樣才能收到好效果�！堕_塞》還說：“立民之所樂，則民傷其所惡；立民之所惡，則民安其所樂�！蛘裾咭云渌鶒�，必終其所好；以其所好，必敗其所惡�！鄙眺闭J為以“義教”是“立民之所樂”，結果民“縱”而“亂”，最終“民傷其所惡”。相反，以“刑治”是“立民所惡”，其最終結果是“民安其所樂”。也就是說，君主要讓民眾真正感到其仁心，既不在于用治理善民之法治理民眾，也不在于“立民之所樂”，而恰恰在于用治理奸邪之人的手段治理民眾，用“立民之所惡”的手段治理民眾。既然“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義者能愛于人，而不能使人愛”，那么，君主有“仁義”是根本不可能達到使人治民的效果，而且“慈仁，過之母也”（《說民》），君主以“仁義”治民最終卻會傷害民眾。在他看來，“執(zhí)賞罰以壹”雖是“立人之所惡，廢人之所樂”的“壞”的手段，但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導民于農(nóng)戰(zhàn)，使國家富強，達到治理社會的好效果，對民眾來說才是真正的“仁”，這才是他所謂的“能述仁義于天下”.讓人民感受到君主的德惠。
　　要之，領導者之所以能夠實現(xiàn)對領導對象的控制，達到預期的領導目標，并不在于領導者有多高的道德水準，因為在商鞅看來這在當下完全是行不通的，而只有通過民眾并不喜歡，甚至厭惡的手段，才能真正使民眾服從，按照領導者的意志行動�？鬃诱f：“德之流行，速于置郵而傳命�！保ā睹献印す珜O丑上》）儒家強調領導者道德影響的控制作用，而商鞅并不認為君主內在道德有如儒家所說的那么重要，效果那么迅速明顯，他也不主張禮樂教化，他把賞罰作為控制社會的利器。這一點與儒家絕異�？梢哉f，商鞅主張通過刑罰的威懾手段和獎賞的刺激手段來實現(xiàn)社會控制，揭示了一種有別于儒家的領導控制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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