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被遺忘的人群
　　——尋找北京郊區(qū)的皇糧莊頭
　　本書講述的是一個“尋找”的故事，尋找什么呢？一個人群，一個如今生活在北京郊區(qū)的普通人群。他們散居在京郊的各個村落中，當我們偶然發(fā)現(xiàn)他們，并一個村子一個村子尋訪他們的時候，并沒察覺到他們與村里的其他旁人有什么區(qū)別。與當今中國社會變遷大潮中無數(shù)個村落的情形一樣，老人在家留守著少量的土地，年輕人或在鎮(zhèn)上，或到北京城里工作、謀生。他們默默無聞地生活著，與其他居民完全融合在一起，服飾、語言、習俗毫無二致，就像一汪水，沒有任何界線。如果不是某種機緣巧合，如果不是我們執(zhí)拗地刨挖著數(shù)百年前的故紙堆，他們的故事，或許依然不會被任何人注意，包括他們自己。
　　正是這群普通的農人，數(shù)百年前，甚至直到數(shù)十年前，他們的社會地位、經濟狀況和生活境遇與當?shù)氐钠胀ň用皴娜徊煌�。讓我們將時間回溯到清代，如今的北京郊區(qū)，那時候，大都屬于順天府清代順天府的轄區(qū)在清初多有變化，直至乾隆八年（1743）才固定下來，共領五州十九縣，劃分為四個廳。西路廳的同知駐盧溝橋拱極城，分管涿州、大興、宛平、良鄉(xiāng)、房山；東路廳駐張家灣，分管通州、薊州、三河、武清、寶坻、寧河、香河；南路廳駐黃村，分管霸州、保定、文安、大城、固安、永清、東安；北路廳駐沙河鎮(zhèn)鞏華城，分管昌平州、順義、懷柔、密云、平谷。管轄。在這里，不僅生活著漢族老百姓，當時被稱為民人，還有加入八旗組織的旗人。旗人、民人混居在這片土地上，我們要尋找的就是旗人中的一支。與他們的后人相遇，說起來有很大的偶然性，但其實也是一種必然，因為在當前北京郊區(qū)和河北的農村，這些人群的后裔散落于村村落落，比比皆是，只不過他們自己不知道，我們也沒意識到而已。
　　他們到底是一群什么樣的人呢？傳奇小說中有不少他們的影子，戲曲中有許多他們的故事，清代的官方正史對他們有著詳盡的記載。但他們在各處的形象卻是那么的不同，讓人疑惑。這些謎團緊緊地吸引著我們，于是，翻閱一頁一頁檔案史籍，走進一個一個京郊村落，我們固執(zhí)地追尋著他們的蹤跡，尋找現(xiàn)實生活中真實的他們。
　　“尋找”，追尋的是故事；而“尋找”本身，其實就是故事。讓我們一起走進“尋找”的故事吧。
　　一、莊頭“臉譜”種種
　　正如前文所述，莊頭負責管理八旗莊園，為皇室、王公貴族、八旗兵丁服務。本書考察的重點皇糧莊頭，即是指專門為皇室提供糧食的皇莊的頭目，也被稱為大糧莊頭。有清一代，他們生活在近畿五百里
　　近畿五百里，一般而言，主要指畿輔地區(qū)，即京城周圍的地區(qū)。以及山海關外的廣大地區(qū)。只要略熟悉些中國古代文學和戲曲的人，對這個稱呼都不會感到太陌生，他們?yōu)楦徊蝗�、作惡多端的地主老財形象，在各類作品中俯拾皆是。比如流行于晚清的民間通俗小說《施公案》
　　《施公案》，晚清民間通俗小說。亦稱《施公案傳》《施案奇聞》《百斷奇觀》，8卷，97回，未著撰者。大約由于其故事始于說書，后經人加工整理敷演而成�，F(xiàn)存道光四年（1824）刊本，有嘉慶三年（1798）序文，可推知它大約成書于嘉慶年間。，里面就有多起皇糧莊頭橫行霸道，因屬皇差，氣焰囂張，結果遭到施公與黃天霸等人鏟除的故事。從《施公案》取材的京劇《霸王莊》中，有一位搶糧盜首于七的表兄、稱霸一方的皇糧莊頭黃隆基，瞧他的扮相，勾藍膛花三塊瓦臉、勾寬眉、尖眼窩、眉尖套紅，夸張地展現(xiàn)了這位皇糧莊頭兇狠奸詐、驍勇威煞、急躁火爆的性格，這便是當時人們心目中莊頭的典型形象。
　　悠悠百年，清代的歷史早已經成為前朝往事，可皇糧莊頭的形象卻依舊深深地刻在人們的腦海中，沒有多少改變。有“大運河之子”之稱的現(xiàn)代作家劉紹棠在20世紀80年代初撰寫的小說《蒲劍》，開篇就把皇糧莊頭的形象描繪得活靈活現(xiàn)：
　　蒲柳春的爺爺蒲老大，是當年義和團的大師兄，死在皇糧莊頭王二皇上手里。
　　清朝皇室入主北京以后，跑馬圈地，多爾袞王爺圈占了天子腳下的運河灘，打發(fā)他的一個姓王的奴才當皇糧莊頭。從此，運河灘的黎民百姓世世代代為奴，給王爺開出百頃百頃的肥田沃土，栽起大片大片長滿著搖錢樹的果園，打上滿船滿船的鮮魚肉蝦。多爾袞王爺住在北京王府里，從沒有駕臨過運河灘。只是姓王的莊頭每年兩趟進京，送去一馱馱白花花的銀兩，運去一船船豐盛甘美的土產……姓王的莊頭也蓋起高墻大院，像一座拔地而起的惡山，盤踞在運河灘上。
　　姓王的皇糧莊頭傳到第八代，就是這個王二皇上，更比他的老祖宗窮兇極惡。他私立公堂，凡拖欠田租的佃戶，口出怨言的長工，輕則一頓毒打，押入水牢；重則處死，攔腰掛上石頭，沉下河去，尸骨無收。
　　這樣的描述，當然擺脫不了當時特定的革命文學描寫階級斗爭、階級敵人的套路，但莊頭尤其是皇糧莊頭，那種“仗勢欺人、橫行鄉(xiāng)里”的形象，已經形成一種固定的人物模式。甚至就連今天的網(wǎng)絡小說《庚子七俠》，仍然以“皇糧莊頭狐假虎威享威福，天子腳下為害黎民喪天良”為標題，人們對這一群體如此固化的記憶，耐人尋味。
　　實際上，莊頭還有另一面形象，這在文學作品中也有反映，但相對而言，卻不那么受人們注意�！都t樓夢》賈蓉攛掇賈璉迎娶尤二姐一節(jié)，賈蓉曾說過一段話：
　　我二姨兒（指尤二姐）……不是我老爺養(yǎng)的，原是我老娘帶了來的。聽見說，我老娘在那一家時，就把我二姨兒許給皇糧莊頭張家，指腹為婚。后來張家遭了官司敗落了……我老娘時常抱怨，要與他家退婚。我父親也要將二姨轉聘。只等有了好人家，不過令人找著張家，給他十幾兩銀子，寫上一張退婚的字兒。想張家窮極了的人，見了銀子，有什么不依的？再他也知道咱們這樣的人家，也不怕他不依。
　　這里面說的張家就是皇糧莊頭。
　　此外，還有那位歲末給寧府送年貨的“黑山村烏莊頭”烏進孝，雖年事已高，卻依然踩著四五尺的深雪，駕車走了一個來月。當他小心翼翼地來到賈珍面前，呈交上一份價值二三千兩銀子的年貨單子，換來的卻是賈珍的苛責：“這夠做什么的！”
　　讓我們來看看烏莊頭的年貨單子吧：
　　大鹿三十只，獐子五十只，狍子五十只，暹豬二十個，湯豬二十個，龍豬二十個，野豬二十個，家臘豬二十個，野羊二十個，青羊二十個，家湯羊二十個，家風羊二十個，鱘鰉魚二百個，各色雜魚二百斤，活雞、鴨、鵝各二百只，風雞、鴨、鵝二百只，野雞、野貓各二百對，熊掌二十對，鹿筋二十斤，海參五十斤，鹿舌五十條，牛舌五十條，蟶干二十斤，榛、松、桃、杏瓤各二口袋，大對蝦五十對，干蝦二百斤，銀霜炭上等選用一千斤、中等二千斤，柴炭三萬斤，御田胭脂米二擔，碧糯五十斛，白糯五十斛，粉粳五十斛，雜色粱、谷各五十斛，下用常米一千擔，各色干菜一車，外賣粱谷、牲口各項折銀二千五百兩。外門下孝敬哥兒玩意兒：活鹿兩對，白兔四對，黑兔四對，活錦雞兩對，西洋雞兩對。
　　山珍海味、飛禽走獸、干果瓜菜、各色優(yōu)米、上等木炭，等等，這張單子上的物品名目繁多，數(shù)量巨大。僅糧食一項即一千零二擔（一擔約為一百斤）、二百五十斛（一斛等于十斗），粗略合計十余萬斤，這還是遇到水雹自然災害的年景。一般年景，按賈珍五千兩銀子的要求（詳見下），應在此基礎上增加一至兩倍，甚至更多。
　　《紅樓夢》此處所描述的莊頭征納糧物，帶有一定夸張成分。清代官書對皇糧莊頭所繳納錢糧有著明確的記載，遠低于烏莊頭所供物品數(shù)量。烏莊頭雖不是皇糧莊頭，但將其與官書所載進行對比，依然能說明一些問題。
　　清代皇糧莊頭分兩類：老圈莊頭、投充莊頭（詳見下文）。老圈莊頭分五個等級：一等、二等、三等、四等以及半分莊頭，每個等級均要繳納一定的糧、豆、谷草、草、羊草、豬口、雜糧等物品，一等莊頭所納數(shù)量最多，其余依次遞減。投充莊頭只繳納銀兩，也分不同等級，繳納數(shù)量依次遞減。
　　在此，我們以老圈一等莊頭所納錢糧為例。順治到康熙年間，莊頭繳納以實物為主。其中，所納糧米數(shù)量：順治至康熙初年，一等莊頭納糧100石；康熙三十九年：360石；康熙五十年：250石；豆：40石。谷草：4000束。草：10000束。羊草：順治至康熙初年：10000束；康熙八年：5000束。豬口：大豬2口或常用豬4口。雜糧：大致有粟子、谷子、茜草、線麻、小根菜、蔞蒿菜、黃花菜、雞蛋芝麻、麥子、綠豆、黃豆、黏谷、谷、高粱、小豆、蕎麥、油麥、黍子、稗子、豇豆、燒酒等，征納數(shù)量變動較大。根據(jù)當時的物價折算，頭等莊頭每年大約需繳納200—300兩紋銀。雍正之后，莊頭繳納逐漸由實物轉變?yōu)殂y兩。粗略估算，頭等莊頭每年需繳納將近300兩銀兩及諸雜物。雜物涵蓋種類繁多，諸如掃帚、笤帚、瓢、芥子、蓼芽菜子，鷹鷂房所用飄翎、花爆作所用麻秸、造佛處所用麥麩、廣儲司所用麥秸等；此外，皇家車駕巡幸時，沿涂莊頭還需向尚膳房繳納雞子、慶豐司隨往乳牛、上駟院駕車騾以及草豆，等等，種類繁多。但無論如何，清初至乾隆時期，頭等皇糧莊頭每年正常所納應該不會超過500兩紋銀。
　　皇糧莊頭的另一個類別——投充莊頭，每年繳納量最多的也就是每年700兩紋銀（清初至乾隆）。由此可見，無論是老圈莊頭還是投充莊頭實際繳納數(shù)量，都與《紅樓夢》所記烏進孝進呈二三千兩，差距甚大。
　　參見邱源媛：《清代畿輔地區(qū)內務府皇莊的征納》，載《紀念王鍾翰先生百年誕辰學術文集》，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250—262頁。
　　然而，賈珍的話卻是：“我說呢，怎么今兒才來！我才看那單子，今年你這老貨又來打擂臺來了……我算定你至少也有五千銀子來，這夠做什么的！……真真是叫別過年了……這一二年里，（寧府）賠了許多，不和你們要，找誰去？”烏進孝只能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訴苦：“年成實在不好……九月來了一場碗來大的雹子，方近二三百里地方，連人帶房并牲口糧食，打傷了上千上萬的，所以才這樣，小的并不敢撒謊�！�
　　這位烏莊頭雖不見得是皇糧莊頭，但也是堂堂寧府的莊頭，手底下有八九個莊子。他兄弟則是榮府莊頭，管著榮府八處莊地，“今年也只這些東西，不過二三千兩銀子，也是有饑荒打呢”
　　《紅樓夢》里的莊頭，看不到絲毫的霸氣，反倒讓人覺得有些可憐。這在情在理，賈府何等地位，莊頭在此不過是底層的陪襯，奴顏媚骨。他們就是為賈府這樣的貴族家庭服務的，完全不可能、也無法與之抗爭。
　　文學作品和戲曲固然不能替代信史，但也反映了一定的客觀事實。莊頭對下窮兇極惡，對上一副奴才嘴臉、主子的爪牙。正是這種爪牙身份，讓民眾對莊頭尤比對王公貴族更為憎恨。
　　饒有趣味的是，當人們在津津樂道惡霸莊頭的時候，卻很少有人會去深入探究，“莊頭”究竟指的是哪一種人？他們的現(xiàn)實生活是什么樣的？旗人的“莊頭”跟漢人的“地主老財”能畫等號嗎？雖然我學習、從事清史研究多年，對此也同樣缺乏關注，直到2007年底，偶遇莊頭后人之后，才逐漸意識到以往對“莊頭”群體的認識存在不少誤區(qū)，這也成為本書撰寫的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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