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哲學(xué)的邊緣一間老人院的小病房。屋子里擺著的，都是出自同一名作家之手的書作。住在這兒的人早就不再閱讀了。大多數(shù)時間他都躺在床上，翻來覆去，莫名地焦躁不安。他已經(jīng)到了老年癡呆癥晚期。在他情緒特別差的時候，唯一能寬慰他的就是把那些書放在他手里，指指封面上的作者姓名。這時他往往會瞇起眼睛，一臉疑惑卻又天真的表情，有時還會觸摸名字的每個字母，似乎不明白那些符號代表著什么。盡管如此，這總能讓他安靜良久。閱讀一定曾是他最愛的消遣，所以他才會不停地?fù)崤�這些書本，即便他已不記得自己這樣做的原因，甚至不記得自己就是它們的創(chuàng)作者。這是好些年前發(fā)生在巴黎的事了。時光再倒轉(zhuǎn)六十年，慕尼黑，同一個人。他信步走在城市中，像塊新海綿一樣，拼命吸納周遭的一切新鮮事物。在感受視覺和聽覺沖擊的同時，他仍試著保持敏銳的批判力。這么做并非是要評判德國。不，他所有的責(zé)難都指向自己的祖國羅馬尼亞。那里的“落后”和“渺小”一直使他苦惱。現(xiàn)在，望著一向現(xiàn)代、激進(jìn)的德國，他更感到自己國家的微鄙。于是，他開始在一篇篇雜志文章中贊揚德國的新任總理。“在當(dāng)今的政治家里，沒有誰能比希特勒讓我更認(rèn)同、更崇敬”，其中一篇文章這樣開頭，而結(jié)尾更令人咂舌：希特勒對政治斗爭投入了火熱的激情，并為一整套被民主與民族主義貶抑得毫無意義的價值觀注入新生。我們都需要這樣一種神奇的魅力，因為有太多惹人生厭的真理從未進(jìn)發(fā)出火花。這番結(jié)論就算沒讓布加勒斯特…的編輯部破口大罵，也讓他們感到極為不解。在向這名年輕作家邀稿時，他們指明要的是針對德國國內(nèi)剛發(fā)生的大規(guī)模殺戮的報道。這一系列在“大屠殺之夜”(Nacht
der langen Messer)做出的兇殺案是為了爭奪納粹黨的控制權(quán)，而下令的正是那位
“向政治斗爭投入了火熱激情”的先生。但這位來自羅馬尼亞的年輕作家非但沒寫預(yù)定的新聞報道，反而發(fā)出了一封公開的“情書”。顯然他覺得幾十宗謀殺案不算什么。喋血不但沒有破壞希特勒在他眼里的神奇魅力，還可能將它抬得更高。哪個雄心勃勃的年輕人不佩服一個敢說敢做的“男子漢”？聽起來這像個單純的道德故事：一名固執(zhí)己見的納粹同情者最終得到了報應(yīng)，盡管正義之輪在轉(zhuǎn)了六十多年之后才發(fā)揮作用。如果要從這個角度來解讀齊奧蘭(E．M．Cioran)一生中的這兩個場景，那就大錯特錯了。這樣的理解淡化了他在此期間的所有成就，讓這一切變成“罪行”與“懲罰”二者之間的小插曲。這種理解還會引申出齊奧蘭本人絕不會認(rèn)同的一個觀點：世間存在著某種對善惡賞罰分明的法則和秩序。在齊奧蘭看來，“不公正統(tǒng)治著全宇宙……在這個屠宰場里，袖手旁觀和拔刀相助都同樣毫無意義�！�
說句公道話，齊奧蘭究竟做了什么，要受到譴責(zé)，遭到報應(yīng)？除了他二十二到二十三歲期間在德國匆忙完成的一系列文童，還有那本在他年僅二十五歲就出版的《羅馬尼亞變形記》。盡管這本書已經(jīng)是他出版的第三部大作，而且在他漫長的寫作生涯中還不斷會有新書面世．這本書卻給人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在齊奧蘭所有的著作當(dāng)中，唯獨這一本得到了全面且系統(tǒng)的研討，也只有這一本發(fā)出強烈呼吁，要讓一位無情的獨裁者來徹底轉(zhuǎn)變羅馬尼亞，消滅一切阻擋變革的人事物，無論是猶太人還是民主本身。換句話說，這不是一本能讓任何作者事后感到驕傲的書。所以齊奧蘭在近七十歲時才會說：“一名作者要是在初出茅廬時做過些蠢事，就會像一個有著不堪過往的女人，永遠(yuǎn)都得不到寬恕和遺忘�！�
其實，齊奧蘭走向他那條恥辱之路的開端極其平常，或許連解釋都顯得多余。一個來到大城市的鄉(xiāng)下人，只要他血管里流淌的血多過水——借用齊奧蘭自己的比喻——就會立刻頭暈?zāi)垦�、心跳加速，因為他所見的事事幕幕都閃耀著超乎自己想象的美。如果說是希特勒把這樣迷人的美帶給因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失利而面臨社會和經(jīng)濟危機的德國，那么，羅馬尼亞自然也需要這么一號人才。因為唯有像希特勒這樣的領(lǐng)袖，才能讓一個擠滿了“永遠(yuǎn)沉浸在麻木和愚鈍之中的農(nóng)民”的國家擺脫自滿，并帶領(lǐng)她登上世界的舞臺。不用說，對于齊奧蘭這樣的憤青而言，如果讓他選擇“平淡”或“殘暴”，他永遠(yuǎn)會挑后者。這一點他早已在自己的第一本書中就說得一清二楚：“唯有平庸之輩才會甘于‘溫吞吞’地過活�！毕袼�這樣的人當(dāng)然不會被“大屠殺之夜”這種瑣事震撼到。不過，他對政治的狂熱很快就會消退。第三帝國制造的許多恐怖事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前就很明顯，唯有故意視而不見的納粹支持者才看不出齊奧蘭挑錯了陣線。因此，在1937年把自己“放逐”到法國之后，他會在一本書里問到一位作家的“源頭”究竟是什么。“是他的恥辱。”他自己答道。無論這說法正確與否，用在齊奧蘭自己身上，倒是分毫不差。當(dāng)初他之所以不斷書寫自己的褊狹和憤怒，就是出于恥辱：因為他來自一個如此
“不重要”的國家，“它的存在對世界沒有任何意義”。對一個自知自覺的人來說，恥辱只能是一條單行道，最終也只會來到一條死胡同。所以齊奧蘭才會說：“我恨過自己的國家，恨過所有的人，恨過整個世界：到最后，唯一剩下可恨的，就只有我自己�！盤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