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會通文史，創(chuàng)明類例，提高了學術(shù)專著的水平
    三人著書，各標“通”號。知畿以漢儒集白虎閣通論五經(jīng)異同，及漢求司馬遷后封“史通子”二事為立名的依據(jù)；鄭樵則取法“孔子總《詩》《書》《禮》《樂》會于一手，貫二帝三王而通為一家”，瓣香司馬通史，提出“會通之義大矣哉”的口號；學誠《釋史》，首揭《大易》“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立論，發(fā)揮道術(shù)求通的必要性，倡導通史，為鄭樵張目。其淵源所自，固可上挹漢梁，遠溯孔氏，但劉知畿《史通》一書，實在是一種推動和鼓舞的力量。
    知畿所謂“上窮王道，下掞人倫，總括萬殊，包吞萬有”的氣派，“深識之士，成其一家獨斷”的提法，正是貫穿《史通>全書的指導思想。不僅是《史通》一書的基本精神所寄，而且也為鄭樵，章學誠等所批判地繼承發(fā)展下來。我們只要讀一讀《通志·總序》、《十五略小序》和《文史通義》的《原學》、《博約》、《史釋》、《釋通》幾篇，就可恍然于他們?nèi)�人對“通識”、“會通”、“通義”的理解，到達怎樣的程度了。
    通是一種包括分析、綜合、批判相互為用的認識總過程的結(jié)果�！爸�類”之先，必須經(jīng)過“知要”的階段。那么如何分析矛盾（探賾），摸索規(guī)律（索隱），就成為十分必要的工作。我們讀《史通》，看他是怎樣“辨其利害，明其善惡”：《六家》、《二體》揭出籠罩全書的大旨；《直書》、《曲筆》，顯出立言鮮明的對照；“書事紀言，出自當時之簡，勒成刪定，歸于后來之筆”。這些指的是總傾向。至于：究《載文》之失，則分為五；述《書事》之煩，則分為四；舉《模擬》之例，則日“自魏以前，多效三史，從晉以降，喜學五經(jīng)”，論《雜史》之流，則區(qū)為十類，為史部目錄家別開生面。這些又是通過“博采”“善釋”“兼善”“忘私”種種過程而獲得的。
    再看鄭樵，論通史五體之類，則說“本紀紀年，世家傳代，表以正歷，書以類事，傳以著人”；論斷代之失，則指出“重復”“隔絕”，“異則相奪”，“同則相與”，乃至“顛倒曲筆”之嫌。集中概括，要言不煩。所謂“例類既分，學術(shù)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通志·校讎略-》）是也。這不但指校書言，推而至于分別一切事物的類例，亦是一樣。《二十略》中，于《氏族》，則推廣為三十二類；于《六書》、《七音》，則分為“獨體”、“合體”、“主從”、“母子”、“眼學、耳學”，以驅(qū)天下之語言文學。這些都是鄭樵獨見別裁、創(chuàng)通義例的典型。
    學誠晚出，所憑藉者深，理論更加精純。其日：“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漢人以通為標目，梁人以通人史裁……通史人文，上下千年，然而義例所通，則隔代不嫌合撰”（《釋通》）不啻夫子自道。例如《書教》發(fā)“記撰注述，圓神方智”之論；《詩教》揭“后世之文體備戰(zhàn)國、戰(zhàn)國之文源出六藝”之說；《史釋》則推明“府史”與“五史”皆守掌故而無異義；《釋通》則論證通史之修，有六便、二長、三弊；乃至《原道》闡“道有自然”，“道器合一”、“道始三人居室”之旨；《原學》辨“學問”，“詞章”，“義理”之同源；《答客問》論“獨斷”、“考索”、“比次”之異用，都是學誠深造自得的創(chuàng)見，是真能“深悉古人大體，進窺天地之純”的議論。至于《古文十弊》之痛下時文針砭，《修志十議》之建立方志體系，更是眾所周知的了。會通、創(chuàng)例、探賾、索隱，正是“寓諸子于史裁”的著作方法。《史通》、《通志·二十略》、《文史通義》諸書，通過具體的實踐，在我國文史批評學上達到這樣高的水平，不能說不是“諸子”降而為“文集”后.一千多年來罕見的例子。當然，他們的“會通”思想，在史學觀點和編纂學上有其進步的一面，但是他們并沒有也不可能進而企圖探索歷史發(fā)展的原因以及歷史發(fā)展的規(guī)律，這是時代和階級的局限，不能強求于古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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