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血誠VS誠信
　　曾國藩：竭盡血誠者，必有所成就
　　竭盡血誠者，必有所成就�？蠟閲�家竭盡血誠者，必將為人景仰。
　　曾國藩是個書生，來自農(nóng)村，全無背景，卻能官居極品，統(tǒng)兵三十萬，號令天下人才，成功鎮(zhèn)壓太平天國，靠的就是他的一片血誠。
　　他是在為誰盡那一片血誠？說高一些，是他的人生理想。儒家培養(yǎng)的就是竭盡血誠之人，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當做人生理想。湖南農(nóng)村至今保持著耕讀傳家的傳統(tǒng)，仍然供奉著天地君親師的牌位，所不同的是，君字已經(jīng)改為國字。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這是儒家的一種人生態(tài)度，曾國藩早年就發(fā)達了，所以他要兼濟天下，而非獨善其身。
　　曾國藩出生在偏僻的農(nóng)村，如果不是大清朝廷的科舉考試，無論他多么聰明，無論他怎么奮斗，都不可能在十年間爬上二品高官。27歲考中進士，37歲做大官，這樣順遂的官場道路，一般書生想都莫想。正是清政府給了他機會，所以他擁護清政府，感謝清政府，主動站在清政府一邊，自覺報答它。他自己也說：“我一個窮人出身，卻攝居高位，如果還不知足，連鬼神都不會答應了�！薄皬拇艘院�，我定要竭盡血誠，精忠報國，決不顧個人私利�！蓖瑯拥睦�益立場決定了，他所要竭盡血誠的對象，必然是大清朝廷。這是他的階級性所決定的。
　　但他對大清朝廷又不滿意。滿清經(jīng)過康熙、雍正、乾隆、嘉慶幾朝，社會矛盾被盛世掩蓋了，鴉片戰(zhàn)爭則像掀鍋蓋一樣，把清朝的腐朽揭露開來。曾國藩來自社會底層，知道老百姓的苦，做官以后，又看到官場的糜爛貪暴，所以他跟一般官僚不同。他痛恨官場的黑暗腐敗，正是官吏的貪暴和壓榨，逼迫百姓造反。所以他用“不愛財、不怕死”來要求自己，想整頓吏治，革除弊政，維護和更新大清朝廷的統(tǒng)治，希望出現(xiàn)像唐朝、宋朝那樣的中興局面。但是，除了成功鎮(zhèn)壓太平天國，讓大清朝廷多延續(xù)了五十年之外，中興局面始終沒有出現(xiàn)，因為那是一種幻想，他不可能實現(xiàn)。
　　盡管他對大清有不同的看法，又無野心推翻它自己做皇帝，所以他別無選擇，只能把自己的血誠奉獻給大清，希望整頓朝綱，興利除弊，維系大清王朝的統(tǒng)治。
　　他能看到大清的腐敗和危機，是由他的家庭背景和他所交往的一群書生決定的。他來自農(nóng)村，了解農(nóng)民的疾苦，也多少感覺到他們的反抗情緒。而湖南地方的一些先知先覺的知識分子，他們一直生活在農(nóng)村，早已察覺到某種斗爭風暴，并在謀劃準備。
　　他體氣本弱，為了做一個圣賢，學成文武藝，賣給帝王家，天天搞理學家那一套靜坐修身工夫，結(jié)果吐起血來，最后不得不放棄，從此覺也睡不好了。那時他身在官場，知道學問有成，才能做大官、獲大福、享大名。他的理想還在三者之外，想做一個圣賢。什么是圣賢？為國為民，不計個人得失，這就是真圣賢。圣賢未必能夠富貴雙全，孔子不曾富貴，他的幾個著名學生，也不曾富貴，朱熹也沒有當什么大官，但儒家理想已經(jīng)流淌在曾國藩的血液里。
　　曾國藩一直跟家鄉(xiāng)的朋友有書信往來，討論學術(shù)問題，也交流對時局的看法。他們深受儒家影響，家庭環(huán)境和政治理想也相近，惟獨曾國藩官運亨通，但他們“位卑未敢忘憂國”，渴望把農(nóng)村的意見傳遞給曾國藩，上達天聽，曾國藩也渴望從他們那里了解情況，籌思對策。往來最為頻繁的是劉蓉、郭嵩燾、江忠源、歐陽兆熊、羅澤南等人。
　　正是在這些充滿書生血誠的好朋友的鼓動下，當咸豐皇帝下令征言時，曾國藩連上十四封奏章，希望整頓吏治、革除時弊、培養(yǎng)人才、訓練軍隊，為國家做萬一之想。最后一封奏章，更是直接批評咸豐帝的三大缺點，惹得龍顏大怒，差點獲罪。
　　曾國藩惹惱皇帝，既是他個人的書生血誠，也是他身后那一群人的書生血誠。他知道自己是在冒險，又不能不做：“官至二品，不為不尊，若于此時再不盡忠直言，更待何時乃可建言！”劉蓉鼓勵他說，你說了卻不見效，不能以此來推卸責任，你是國家大臣，“不愛錢，不怕死\\\"可表明你的志向，卻不能盡大臣報國的忠心。羅澤南則說，有所畏懼，就不敢說，這是大臣貪戀權(quán)位的私心。在他們的鼓動下，曾國藩將“得失禍福置之度外”，大膽呈上了批評信。事后他自己也感到恐懼，過了一個月，跟咸豐皇帝表明心跡說，我“無朱云之廉正，徒學其狂；乏汲黯之忠誠，但師其憨”。
　　這些支持者，多數(shù)成為湘軍集團的骨干分子。書生血誠是這個集團的一個重要特征，也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官逼民反，他痛恨這個東西，所以想整頓吏治，想為國為民，咸豐帝卻不聽，他們的一片血誠算是白費了。
　　就在這個時候，洪秀全造反了，他獲得了新的機會。在湖南辦團練，他不顧輿論，大肆殺人，就是為了治國平天下的血誠。在長沙練兵，不顧旁人指責，不管職權(quán)侵越，結(jié)果遭到士兵追殺。咸豐帝要他趕快出兵，去救援安徽，他三次都拒絕了，搞得皇帝大為不滿。凡此種種，就是因為他的一片血誠，要報效國家，要感激朝廷，不怕負惡名，不怕?lián)�罵名，也不計個人利害得失。他還把這種血誠灌輸給那些樸實的農(nóng)民，開創(chuàng)了為私人武裝做政治思想教育的先例。
　　咸豐八年（1858），他從老家復出，仿佛變了一個人，做人、做事、做官都有了很大改變，處處忍讓，委曲求全，完全不似先前的激進、暴躁。但他對清政府的看法，以及要竭盡自己一片血誠，都沒有改變，因此能在六年之后，攻陷南京，使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運動宣告失敗。
　　太平天國失敗之后一個月，即同治三年（1864）七月二十九日，他給皇上寫了一個奏章，《遵旨查辦道員稟訐知縣訊明定議折》，全文八千三百字，是曾國藩傳世的所有文章中最長的一篇。
　　他遵旨查辦的，是一起以權(quán)謀私、公報私仇、官員內(nèi)部相互傾軋的嚴重案件，涉案官吏多達數(shù)十人。一年前由沈葆楨報告朝廷，朝廷命令曾國藩復審，要他親自提調(diào)人證卷宗，秉公辦理。他用了一年的時間，才了結(jié)該案。
　　由于案情復雜，涉案人員較多，都是官差，他不得不謹慎。正是為了把案件的來龍去脈梳理清楚，把對涉案人員的處分及處分理由奏報明白，所以才花了一年時間，用八千三百字，對每一個涉案人員，如何處分，為何那么處分，都寫得詳實明白，有條有理。這么長的奏章，誰讀著都會發(fā)暈，也可知他所付出的心血。
　　那是攻打南京城的最后一年，本來已經(jīng)傾注了他的全部精力，卻肯撥出時間來處理這個案子，正表明了他的人局精神，在其位，謀其政，竭盡一片血誠。
　　太平天國和捻軍都失敗了，曾國藩又想為清朝中興竭盡血誠，但他無法成功。吏治已經(jīng)腐敗，大清朝廷也奄奄一息，走在了沒落的最后一層樓上。幕僚趙烈文說，不過五十年，清朝將要滅亡，他不信；當他去北京當直隸總督，了解各方面情況，尤其親眼目睹了把持朝政的各等人物的才具之后，聽了慈禧太后不痛不癢的政治見解之后，終于相信了趙烈文的預言，徹底放棄了中興幻想。
　　天津教案是他的末日。天津教案事涉洋人命案，以他的圣明，不會不知道其中的麻煩，可他還是要去淌那道渾水。事情原委是這樣的：
　　同治九年（1870）五月，法國天主教堂收養(yǎng)的嬰孩突然死亡三四十人，死因非�？梢伞Ｌ旖蛑苓呌诌B續(xù)丟失多個嬰孩，根據(jù)被抓獲的人販子口供，多與教堂牽連。這引起了天津人民的極大關(guān)注。
　　有一天，人們當場抓獲了一個人販子，據(jù)他供認，是教民王三給了他迷藥，迷拐一個嬰孩，可得五塊銀洋。
　　王三是中國人，因為人了天主教，有教民的身份，就跑進教堂躲了起來。
　　由于群情激憤，天津衙門不敢輕視此案，就帶人去跟教堂交涉，要他們交出人犯王三，教堂拒不交人。衙門的人先走了，圍觀的群眾一時沒散，就與教堂的人發(fā)生了口角，結(jié)果雙方大打出手。
　　天津的通商大臣叫崇厚，法國領(lǐng)事豐大業(yè)兩次要他派兵鎮(zhèn)壓，崇厚只派了兩個士兵過去。豐大業(yè)要士兵抓人，士兵不聽，豐大業(yè)抓起他們的辮子，一路倒拖，怒氣沖沖找崇厚算賬來了。到了衙門，豐大業(yè)兩次朝崇厚開槍，都沒有打中。如此橫行霸道，洋人在中國真是作威作福慣了。
　　槍聲傳出來，在衙門外圍觀的群眾以為里面打起來了，一傳十，十傳百，就傳成中法開戰(zhàn)了。民眾敲鑼打鼓，紛紛聚集攏來，要來幫打。
　　崇厚見情況不妙，怕鬧出亂子，勸豐大業(yè)不要出去，等群眾散了再走。豐大業(yè)像一頭魯莽而愚蠢的洋豬，高聲咆哮著，氣勢洶洶跑出來。民眾見洋人出來了，主動后撤，讓出一條道路。豐大業(yè)上了浮橋，正好迎面走來天津知縣劉杰。豐大業(yè)二話不說，提起槍來就朝劉杰射擊，打傷了他的隨從。圍觀的群眾怒不可遏，忍無可忍，一起沖上來，把豐大業(yè)一頓暴打，當場就打死了。
　　天津人民憤怒了，壓抑多年的怒火潮水一般涌出來，集體沖向法國天主教堂，還有其他洋人機構(gòu)，搜出罪犯王三，救出中國兒童，也打死了二十幾個洋人。
　　這就是著名的天津教案。法、英、美、俄等七國串通起來，一面出動軍艦，一面向清朝施加壓力，形勢一度緊張起來。
　　曾國藩本來在南京做兩江總督，跟天津隔著三千里。偏偏朝廷要削奪他的兵權(quán)，同治七年（1868）七月，捻軍失敗一個月后，曾國藩被調(diào)到北京當直隸總督。活該曾國藩倒霉，他是直隸總督，自然該他來處理天津教案。那時，他任直隸總督還不滿兩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