弁言
     1944年，韜奮先生不幸病逝，抗戰(zhàn)中心延安、重慶社會各界舉行了隆重的紀念活動，表達了人們對韜奮先生以出版為武器激勵中國人民堅持抗日的敬仰之情；1948年，張元濟以高票當選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1962年，艾倫·萊恩，一個連大學都沒有讀過的高中生，被英國女王伊利莎白二世封為爵士；2002年，西格弗里德·翁澤爾德去世，全球數(shù)十名著名學者、作家和德國地方政府部門及國家最高首腦出席葬禮……張元濟、鄒韜奮并非著述等身的學問大家，卻受到社會各界一致?lián)泶�，萊恩和翁澤爾德也非聲名顯赫的文藝巨子，同樣獲得舉世稱道。他們的榮耀源自同樣的身份——卓越的出版家。
     一
     印刷和出版是人類最重要的發(fā)明，是人類的精神之光與智慧之源。中國五千年文化綿延不斷、惠及四方，這與印刷術帶來書籍流播的便利，滿足了社會各個層面的需求，是有直接關系的。正如英國著名科技史專家李約瑟所言，在整個人類文明史中，再沒有比紙和印刷的發(fā)明更重要的了。在西方，從古希臘、古羅馬時期開始，人們就將通過閱讀提升修養(yǎng)放在重要的地位。此后一兩千年，歐洲創(chuàng)造了輝耀世界的文明，但由于技術條件的束縛，文化的傳播仍顯滯后。至15世紀中期，谷登堡發(fā)明金屬活字印刷技術，恰如尼爾·波茲曼所言，印刷機從此“打開了一扇歐洲文化多年來一直焦急叩響的門。當這扇門終于打開時，整個歐洲文化便蜂擁而入”。而在伊利莎白·愛森斯坦看來，印刷術的發(fā)明和運用，使歐洲的社會、經濟、文化環(huán)境發(fā)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西歐的社會生活結構得以經歷了從破碎到重構的過程，形成了近代模式的雛形；社會、文化、家庭和工業(yè)隨之而發(fā)生劇烈變革，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科學革命由此肇始發(fā)端。
     印刷術和出版對人類文明發(fā)展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原有的雕版印刷、手抄本抑或羊皮書隨印刷機的轟鳴走入歷史，快速化、規(guī)�；�生產的印刷書就此呈現(xiàn)在社會大眾面前。正如麥克盧漢所言：“印刷術把浩如煙海的信息傳輸給個體的人” ，“谷登堡使一切歷史同時展現(xiàn)：便于攜帶的書籍把死者的世界帶進紳士的藏書室。”， “印刷術推到了修道院社會研究和團隊研究的墻壁”，“西方機械文化的一切方面都是由印刷術塑造的”。由印刷術造成的書籍出版的傳播，致使社會文化發(fā)展出現(xiàn)了新的趨勢。波茲曼指出，由于對印刷術重視程度的不同，歐洲的文化知識版圖就此發(fā)生了逆轉，在中世紀時，地中海沿岸國家的文化要遠遠高于北歐國家，但到17世紀末，由于北歐國家對印刷和出版的重視，這種局面完全顛倒過來。與此同時，印刷術所包含的不可抗拒的革命性力量也引起了歐洲君主們的慌張和嚴酷的壓制。正如哈羅德·伊尼斯曾指出的，從15至17世紀，英格蘭和德、法都對印刷出版業(yè)采取了嚴厲的管制，使得荷蘭的印刷業(yè)成為歐洲文化的加工廠。但無論處境多么艱難，印刷術使人類的優(yōu)秀思想和文化在更廣闊的范圍內得到傳播，因印刷和出版帶來的書籍推廣和知識普及，使歐洲黑暗的中世紀走到了盡頭。
     由此看來，印刷和出版對于人類告別野蠻、走出愚昧、脫離專制起著異乎尋常、難以估量的作用。人類的文明和文化藉此得以傳播和發(fā)展；人類認識與改造自然、社會的能力，自身精神世界的豐富，亦端賴于此。有了印刷和出版，人類的知識體系得到更加系統(tǒng)化地梳理，知識的傳承如虎添翼；人類的文化版圖大大拓展，原本只有少數(shù)貴族精英才能習得的文化與知識，開始向一般社會大眾播撒；地區(qū)間的文化交流使原本封閉的區(qū)域性文化日漸豐富和多元；不同種族和民族間的思想開始相互激蕩，產生出更多熠熠生輝的新知……出版將人類世代集聚的智慧和發(fā)現(xiàn)、思想和情感薪火相傳，發(fā)揚光大。雖然每一時代的局限的個人受限于生命都會隨著時光流逝而退出歷史舞臺，但其中出類拔萃的卓越之士的精神卻可穿越歷史，澤被深遠。出版活動就是留意采擷人類精神的奇卉麗葩或繽紛落英，維護人類的驕傲和尊嚴。
     而出版活動的意義，是由執(zhí)著獻身于傳薪繼火事業(yè)的優(yōu)秀出版人擘畫實現(xiàn)的。出版人的品格與追求，決定了出版的品質與成就。優(yōu)秀出版人永遠是那些崇尚文化、志趣高潔、德才兼俱的人類精英。他們心懷理想，身肩使命，以竊火播光的虔敬和熱忱，造就了出版的輝煌，推進了社會的進步。中外古今的出版先賢，其事業(yè)彪炳千秋，其德性足為楷模，其嘉言懿行尤為引人深省。概而言之，出版是為公眾閱讀服務的，社會中的個體，通過閱讀，不僅可以積累知識，而且可以形塑人生理想與價值觀念，進而為社會的發(fā)展進步做出更大貢獻。于社會而言，閱讀事關國民素養(yǎng)、國家發(fā)展與社會文明，更顯獨一無二之價值。雖然每一時代面臨的社會環(huán)境和技術條件各不相同，但優(yōu)秀的出版人總能自覺地為公眾閱讀提供形態(tài)最完美的書籍，并想法設法以最便捷的傳播方式滿足閱讀需要。
     書的品質是由出版的品質決定的，而出版人的品質又最終決定著出版的品質�？死锼雇懈�·瑟夫在回憶其父——蘭登書屋創(chuàng)辦人貝內特·瑟夫時寫道：“完美無瑕的文學趣味；不可思議的商業(yè)本能；用之不盡的精力與激情；天才的公關與銷售技巧；堅定而又興致勃勃地把握每一次機遇的決斷；充滿孩子氣的魅力；令人信賴的誠實；在逆境中仍不失風趣幽默的驚人才智；不偏不倚的公正與慷慨；迫切受人欣賞、喜歡的強烈愿望；不讓自己板起面孔做事的堅持；對自己的好運氣總是感到高興的滿足。”英國企鵝出版公司的創(chuàng)辦人艾倫·萊恩早年曾是一家出版公司的職員，有感于書店里銷售的便宜圖書，都是些既缺乏想象力，又沒有知識含量的消遣之作，于1935年創(chuàng)辦了企鵝書屋，相繼推出了“鵜鶘叢書”、“國王企鵝系列”、“企鵝古典系列”、“海雀圖畫書系列”等影響深遠的圖書，為文化的普及做出了持久而卓越的貢獻，萊恩本人也在服務大眾的過程中書寫了一個出版業(yè)的傳奇。20世紀60年代初，當企鵝公司的總編輯戈德溫為牟利而推出一本充滿血腥和罪惡的漫畫書《大屠殺》后，萊恩怒不可遏，率人沖入書庫，將所有還沒來得及上市的《大屠殺》全部銷毀，戈德溫也因此被辭退。萊恩對戈德溫說：“你可能是一個商業(yè)奇才，但你卻不知道一本書不是一聽黃豆”。眼光好、精力充沛、誠實可信、有魄力、深具社會責任感……瑟夫和萊恩體現(xiàn)出的個人品格也是所有優(yōu)秀的出版人應該具備的品質。
     概而言之，一名優(yōu)秀出版人應該是這樣的：學歷無論高低，必須有良好的修養(yǎng)，對文化和出版充滿熱愛、憧憬之情，從某種程度上講，他們是擁有理想和浪漫情懷的文化人，是真正的文化至上主義者，文化和理想在其心中永遠是第一位的。他們還有自覺承擔啟迪時代精神的社會責任感，有將文化的圣火通過自身的出版活動播撒到更廣大的民眾中去的雄心與抱負；以獨特的眼光催生出有價值的真理和思想，為社會發(fā)展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此外，他擁有精準而獨異的鑒別力，特別擅長發(fā)掘和培養(yǎng)優(yōu)秀的文化人才，始終將作者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甘心作第二小提琴手，努力為作者提供最周到的服務；立足于文化，善于通過創(chuàng)新性工作促進優(yōu)秀圖書的普及，同時又具備非凡的商業(yè)才華，使文化的價值發(fā)揮出最大的效力。
     二
     在所有的品質中，如何處理好商業(yè)與文化的關系，是檢驗一位出版人是否優(yōu)秀的試金石。優(yōu)秀的出版人總是以文化追求作為出版活動的終極目標，商業(yè)價值僅僅是實現(xiàn)文化目的的手段；優(yōu)秀的出版人大都能夠以獨特的眼光，將商業(yè)價值與文化目的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當二者不能兼顧發(fā)生矛盾時，他們又會不約而同地選擇文化。
     出版是將作品傳諸社會的活動，正因為此，出版的著眼點是書籍的內容及其所承載的文化，是書籍如何在社會上傳播并產生影響。出版經濟是為出版文化服務的，出版的本質屬性是文化，所有出版活動都要以文化本位為最終指向。蘭登書屋前總編輯賈森·愛潑斯坦認為：“圖書出版始終都是依賴投資者的慷慨大方以及員工和老板的無私奉獻，它從來不會給投資者帶來預期的正�；貓�。”美國學者、芝加哥大學博士，現(xiàn)任哈佛大學出版社人文學部執(zhí)行主編的林賽·沃特斯對西方出版業(yè)研究后得出結論：在西方，出版業(yè)自谷登堡以來的財政記錄顯示，書一向是很少贏利的買賣。任何東西都比書賺錢，過去如此，將來仍會如此；“我追求的是收支平衡，同時保持思想和書籍的尊嚴”。鄒韜奮先生說，“我們這一群的工作者所共同努力的是進步的文化事業(yè)。所謂進步的文化事業(yè)是要能適應進步時代的需要，是要推動國家民族走上進步的大道……但是在經濟方面，以為我們要靠自己的收入，維持自己的生存，所以仍然要嚴格遵守量入為出的原則。……如果因為顧到商業(yè)而對文化食糧的內容不加注意，那也是自殺政策。……在不違背我們事業(yè)性的范圍內，必須盡力賺錢，因為我們所賺取的錢都是直接或間接用到事業(yè)上面去。”哈潑柯林斯出版社資深編輯沃爾夫也認為：“書籍從一開始就兼具思想論述和市場商品兩種功能”，“我個人并不相信利潤是最重要的衡量因素。……假如你的興趣是不計任何代價，求取暴利，那你干脆去賣鞋子算了。至少賣不出去的鞋子，你還可以留著自己穿。”
     出版業(yè)的文化屬性，要求出版人必須有文化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不能唯利是圖，以賺錢作為首要目標而放棄文化職守。陸費逵在《書業(yè)商之修養(yǎng)》中說：“書業(yè)商的人格，可以算是最高尚、最寶貴的，也可以算得是最卑鄙、最齷齪的……如以誨淫誨盜的書籍，供獻于世，則其比提刀殺人還要厲害。蓋殺人不過一人，惡書之害，甚于洪水猛獸，不知害多少人。”張靜廬在《在出版界的二十年》中也表達了類似的思想：“錢是一切商業(yè)行為的總目標。然而，出版商人似乎還有比錢更重要的意義在這上面。以出版為手段而達到賺錢的目的和以出版為手段，而圖實現(xiàn)其信念與目標而獲得相當報酬者，其演出的方式相同，而具出發(fā)的動機完全兩樣。我們――一切的出版商人――都應該從這上面去體會，去領悟。”他還認為“出版家的精神墮落，這趨勢比純以賺錢為目的的更可怕、更可憂慮”。
     優(yōu)秀的出版人總是自覺地擺正出版文化和出版經濟的位置，他們當然也看重出版的經濟回報，但在他們心中，文化始終處于中心地位。19世紀，俄國還處于沙皇統(tǒng)治下，漫長的農奴制度使普通民眾處于思想貧瘠的無知中。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綏青進入一家書鋪工作，出版了很多價格低廉通俗有趣的讀物，進入職業(yè)生涯的第一個高峰期。一個偶然的機會，他認識了列夫·托爾斯泰，開始了從“生意人”向“文化人”的轉變。在此后的數(shù)十年間，綏青主持出版了托爾斯泰、契訶夫、高爾基等作家的優(yōu)秀作品，并把它們推向俄國普通平民。從提高全民族的文化修養(yǎng)出發(fā)，綏青出版的圖書定價都非常低廉，以期使更多的人能夠買得起、讀得到。如創(chuàng)造了10萬冊平裝本銷量的《列夫·托爾斯泰全集》沒有盈利，但它卻為俄國民眾奉獻了豐富的精神食糧。20世紀初期，綏青出版的圖書已經占到整個俄國出版物四分之一的市場份額，但他仍以啟迪時代精神、提升民眾素養(yǎng)為其事業(yè)的中心目標，為俄國的文化普及和提升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我國臺灣出版家、三民書局創(chuàng)始人劉振強是一位喜談文化、鐘情文化而又敏于行的實踐家。他主持的兩項大工程為世人矚目，贏得文化界交口稱贊：一為《大辭典》項目；一為“漢字字庫”工程。《大辭典》的編纂，始于1971年，迄于1985年，前后歷經十四載，聘請專家及參與的工作人員逾二百人，鑄字六萬余個，用鉛超過七十噸，創(chuàng)造了當代出版史的奇跡。“漢字字庫”數(shù)字化工程起于1988年，三民依托當時《大辭典》的鑄字經驗，每年延請近百名專業(yè)人員撰寫能夠體現(xiàn)“中國漢字美感”的字體。經過15年的不懈努力，終于在2003年完成了由楷體、黑體、仿宋、長仿宋、明體、小篆六套字體組成的漢字字庫。余英時認為此工程計劃龐大，為用無窮，是一項重要的文化貢獻。劉振強憑借對文化的熱愛，以一己之力，終于完成了本應由公共事業(yè)機構承擔的文化盛舉。
     還可以舉出許多著名出版家，他們也都是處理文化與商業(yè)關系的典范。在中國，有張元濟、王云五、陸費逵、舒新城、鄒韜奮、章錫琛、徐伯昕、胡愈之、巴金、馮雪峰、陳原、范用等長長一列先賢；在國外，創(chuàng)造了半個世紀法國出版史傳奇的加斯東·伽利瑪，創(chuàng)辦了英國布克獎的出版人湯姆·麥奇勒，書寫了美國出版輝煌歷史的貝內特·瑟夫，造就了日本巖波文化的巖波茂雄，也都是文化出版的典型代表，他們各有所長，但有一點是相似的，即都培養(yǎng)了許多譽滿全球的作家，其中有不少人還榮膺諾貝爾獎。這些作者曾經籍籍無名，出版家推出其作品的時候，也并未指望能賺錢，看重的是這些作品中所蘊含的文化力量。
     三
     2011年，復旦大學出版社迎來兩項重要活動：一是慶祝建社三十周年；二是參與籌建復旦大學編輯出版專業(yè)碩士點，并與復旦大學中文系共建復旦大學文化產業(yè)研究中心。為將上述活動和機構籌備好，我們擬編輯出版若干出版物以志紀念，亦為編輯出版專業(yè)碩士及文化研究中心的發(fā)展提供助力，《出版的品質》是其中的一本小書。2011年4月，我們擬定了本書主題和出版家人選，向海內外出版同仁約稿，有幸得到朋友們的支持，每位作者選擇自己熟悉的出版家，撰寫了精彩的篇章，最終成稿21篇。當然，限于條件，所選傳主僅僅是現(xiàn)當代優(yōu)秀出版家中的一小部分，但他們或以自身的努力，引領了出版潮流；或以主持出版的優(yōu)秀圖書，影響了社會思想的變遷。他們是時代的驕子，是出版的楷�！，F(xiàn)代出版業(yè)因他們而熠熠生輝，值得認真研究，冼發(fā)其人格之光彩。在內容編排上，考慮到現(xiàn)代出版業(yè)最先興起于歐美，其圖書市場的發(fā)展也相對成熟，我們將有關國外出版家的篇章以傳主出生年月為序作為輯一，中國出版家以出生年月為序作為輯二，這也符合中國人一貫的待客禮讓之道吧。本書各位作者均是業(yè)內對出版史卓有研究的行家，也是對出版業(yè)心懷感情的行業(yè)精英，我們期望這部“出版人寫出版人”的小書的推出，能夠為當代中國出版業(yè)的發(fā)展提供一種視角，希冀有更多的出版人能夠繼承優(yōu)秀傳統(tǒng)和品質，踏著賢達的足跡，砥礪精神，慨然而行，為開創(chuàng)出版業(yè)新的輝煌而不斷努力。我們也希望通過這部凝結著海內外多位出版同仁心血的著作，能夠為已經進入和即將進入編輯出版業(yè)的朋友們盡快找到“前行航標”提供一點幫助。最后，我們要對參與撰寫此書的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沒有大家的鼎力支持，就沒有今天這部書；也要向大家表示歉意，約稿將近一年才出書，雖然主要原因在于我們想尋找更多宜放入本書的圖片，使書更臻完美，但畢竟耽擱久了些，這是要向大家致歉的。編選過程中，承蒙汪家明、汪耀華、彭倫、西弗林諸先生以及德國蘇爾坎普出版社提供了部分圖片，在此一并致謝。
     編  者
     201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