緊張的公眾為什么會因為DNA重組而騷動不安呢？公眾之所以顧慮，是因為兩個彼此分離的問題被混淆在了一起。一方面，如果某些種類的重組DNA在實驗室里長成并被不負責任地釋放到周圍環(huán)境中去，它馬上就會對公眾健康產(chǎn)生威脅。另一方面，還存在一種長遠的恐懼，它從莫洛博士開始，以克隆人類結束——只要生物學知識被濫用就可能發(fā)生。開始進行DNA重組實驗的生物學家們清楚對公眾健康馬上產(chǎn)生威脅的可能性。分子生物學家馬克辛·辛格（MaxineSinger），美國科學家聯(lián)合會總顧問丹尼爾·辛格的妻子，早在第一批此類實驗做出不久后就發(fā)表了一個聲明，呼吁人們注意這種危險。

1975年，一次細胞生物學家的國際會議自發(fā)起草了一組指導原則，禁止他們視為不負責任的實驗，也給獲得許可的實驗推薦抑制程序。和他們的指導原則類似的原則，已經(jīng)被世界范圍內的生物學家和政府接受下來。這些指導原則已經(jīng)使得由DNA實驗帶來的即時的公共健康危害變得不太可能了。你不能說這種即時危害不存在，但是它比和檢驗科及醫(yī)院里處理病菌的標準程序聯(lián)系在一起的危害要小。所以，從公共衛(wèi)生部門的觀點看，DNA重組實驗帶來的風險是得到充分控制的。那么，為什么公眾仍然會感到害怕呢？公眾會害怕，是因為公眾看到了將來，他們在擔心比即時健康危害更大的問題。公眾知道，DNA重組實驗最終會給生物學家?guī)�來關于包括人類在內的所有生物的遺傳設計的知識。公眾在恰如其分地擔心這種知識的濫用。當美國國家科學院（NationalAcademyofSciences）在華盛頓組織一場會議，讓DNA重組大辯論各方的觀點都有機會被人聽到的時候，公眾以一群舉著標語的年輕人的身份出現(xiàn)了，他們朗聲高喊：“我們不會被克隆。”在馬修·梅塞爾森和馬克辛·辛格誠實的面孔后面，公眾看到了莫洛博士和代達羅斯的兇險形象。

在許多地方，DNA重組實驗仍然在取得巨大成功。對人類及動植物的健康的危害，還沒有被探測到。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生物知識的長遠危害已經(jīng)消失了。DNA重組只是生物學廣泛進步之中的眾多技術之一。無論有無DNA重組技術，生物學的進步都將繼續(xù)。是生物學自身，而不是任何特殊的技術，將我們迅速引入了莫洛博士島所處的那片未知海洋。作為一個生物學家以及一個公民，馬修·梅塞爾森的目的是，“為將來建立一種思潮：唯有能夠強化我們人之為人的本質，有關生命過程的深入知識才能夠被使用”。DNA重組研究的爭論

1976年夏天，坎布里奇公民委員會還在工作的時候，普林斯頓大學向普林斯頓市當局申請許可建造兩個裝備齊全可以進行DNA重組研究的實驗室。普林斯頓市當局并沒有做好作決定的準備，所以就效仿了坎布里奇的做法。他們指定了一個公民委員會來給他們提建議。我們的委員會包括11個公民，我是其中一員。和坎布里奇公民委員會一樣，我們努力工作了四個月。和坎布里奇公民委員會不同的是，我們沒能做出一個一致的報告。最后，持相反意見的人數(shù)比例是八比三，大部分人同意普林斯頓大學的申請，小部分不同意。我們分別寫了多數(shù)派建議和少數(shù)派建議。不過盡管我們意見不同，或者說正因為我們意見不同，在公民委員會做事是我一生中最開心和最有回報的經(jīng)歷之一。那時我們與深刻的問題戰(zhàn)斗，我們也因此成了關系牢固的朋友。

我們這個委員會是普林斯頓市民的一個很好的抽樣。我們有六個男的，五個女的；九個白人，兩個黑人；四個健談的，七個安靜的。我們有兩個醫(yī)師，兩個科學家，兩個作家，兩個教師，一個長老會（Presbyterian）牧師，一個海底攝影師，還有一個退休的女士——一個黑人團體的領袖。華萊士·阿爾斯通（WallaceAlston）是那個牧師，蘇珊娜·沃特曼（SusannaWaterman）是那個攝影師，艾瑪·埃普斯（EmmaEpps）是那個黑人團體領袖，他們是毫不動搖的少數(shù)派。從一開始就很明顯，這三個人是我們委員會里個性最強的人，也具有最深的信仰。我花了最多的時間和精力去認識這三個人，去了解他們反對DNA重組的哲學根源，嘗試在他們的意見和我的意見之間找到妥協(xié)。最后，我們意識到不可能存在妥協(xié)，不過隨著達成協(xié)議的希望的破滅，我們相互之間的尊重和喜愛變得更強烈了。市當局對我們這個委員會的委托說得很清楚，我們的建議需著眼于解決隨著普林斯頓開展DNA重組實驗而出現(xiàn)的緊迫的公共危害問題。委員會的兩個醫(yī)生希望狹義地理解我們所受的委托。由于在日常工作中習慣了在生死之間權衡，對這種遙遠的可能性進行冗長討論，他們顯得非常沒有耐性。基于正常的醫(yī)學實踐的標準進行判斷，他們得出結論說，DNA重組的公共健康危害會被現(xiàn)有的指導方針控制好，而這就是我們這個委員會要說出的全部內容。他們不想浪費時間在更寬泛的哲學問題上。我對這兩個醫(yī)生感到特別同情，他們都是身負巨大責任的忙人，卻還要成小時地聽一些他們認為毫不相干的曲折討論。

另一方面，少數(shù)派的三人甚至更加強烈地感覺到，對我們來說，將思考局限于短暫的公共健康危害是不對的。對他們來說，這是一個良知問題�；�于健全的良知，他們沒法從自己的抉擇中排除DNA重組會導致的人類命運這個大問題。我對他們也感到特別同情。在他們的少數(shù)派聲明中，蘇珊娜·沃特曼的最后一句話概括了他們的立場：因為D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