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探索》 編輯委員會在工作中始終堅持：發(fā)現(xiàn)和推出詩歌寫作和理論研究的新人。培養(yǎng)創(chuàng)作和研究兼?zhèn)涞膹秃闲驮姼枞瞬�。堅持高品位和探索性。不斷擴展 《詩探索》 的有效讀者群。辦好理論研究和創(chuàng)作研究的詩歌研討會和有特色的詩歌獎項。為中國新詩的發(fā)展做出貢獻。
遲到的青春祭
——沈澤宜周年紀念，兼懷張元勛、林昭
謝冕
幾次提筆，思緒萬端，不知如何落墨。青年時代的朋友，一個個都走遠了，他們已讀不到我的文字，我是有點悲哀了。記得當年，我們青春年少，雅聚燕園，詩文相許，天下為懷，是何等的文采風流？同學沈澤宜來自江南，能歌，善舞，寫一首好詩，文筆漂亮，朗誦也是一等的，典型的一個江南才子。那時周末總有舞會，有時不止一場，大、小飯廳的舞會規(guī)模最大，可容千人，一體（第一體育館）、二體（第二體育館）也都有，規(guī)模略小一些。舞會一般是學生會和團委組織的，自由參加，不收費。那時沈澤宜舞姿翩翩，總是舞會中的王子。他一表人才，加上才華橫溢，很贏得女同學的歡心。我非這里的�？�，多半只是熱情的旁觀者。
認識沈澤宜是在北大詩社。我入學的第一個學期就成了詩社的新成員，受到包括沈澤宜在內(nèi)的老社員的歡迎。沈澤宜和張元勛是同年級，1954級，比我高一屆。林昭也是中文系，也是1954級，但與我們不是一個專業(yè)，林昭是學新聞的。詩是我們友誼的紐帶，我們在北大詩社成了朋友。以后創(chuàng)辦文藝刊物《紅樓》，我是詩歌組長，他們成了編輯和作者，我們依然是北大“詩歌界”的朋友。五十年代中葉，正是“百花時代”，“反右”還沒開始，有點歌舞升平的樣子。那時我們躊躇滿志，課余經(jīng)常為詩聚會，或是編務，或是約稿，有時則是“相互切磋”。日子是無憂無慮地過著。
到了那一年，欲說還休的1957年。因為畢業(yè)班的同學即將離校，我們有了一次頤和園之游，算是離別前的一個聚會。那次郊游張元勛和林昭參加了，沈澤宜沒參加。大家盡情地享受著昆明湖早春的寧靜，誰也沒有預感到一場暴風雨即將來臨，還是盡情歡樂。1957年的5月19日，我們在排云殿前照了一張《紅樓》同人的合家歡，林昭帶來了那時算是高端的120照相機，她是我們的攝影師。那張眾人簇擁在石獅周圍的合影里沒有她，她因攝影而在畫面外。
頤和園歸來已是黃昏，當晚有全校大會，一位校領導作報告。大家一如既往端著個人自備的木凳，散坐在大小飯廳之間的樹下聽會。樹葉綠了，天已暖和，可以感受到春風和煦的意味，一切都是平靜的。事情就發(fā)生在報告會后，同學們開始對報告的細節(jié)提出質(zhì)疑，大飯廳前出現(xiàn)了大字報。在這些大字報中，最顯眼的是一首詩歌：《是時候了》，作者就是沈澤宜和張元勛，我的兩位詩歌朋友。詩中有這樣的句子：“我的詩/是一支火炬/燒毀一切/人世的藩籬”；“我含著憤怒的淚/向我輩呼喚/歌唱真理的弟兄們/快將火炬舉起/火葬陽光下的一切黑暗”。
這個夜晚，這首詩，后來被稱為“右派向黨進攻的信號”。而這首詩的作者，竟是我當年親密共事的同窗。我記得，當日猝然的反應中我是有點驚恐（為他們的激烈），又有點內(nèi)心的敬佩（為他們的勇敢）。在那個年代，在我的有限的經(jīng)歷中從未有過這樣的局面，我內(nèi)心的復雜可以想見，而我的復雜心境中又夾雜著對他們的擔憂。后來的事實證明，我的這種擔憂不是多余的，事情的嚴重性遠遠地超出了人們的想象：一場驚天動地的風暴不期而至。嚴重的“反右斗爭”于是開始，我們的青春夢想開始破滅。記得這一年年初《紅樓》創(chuàng)刊，急切中選用了一幅國畫做封面，那畫的題名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不想竟一語成讖！
沈澤宜和張元勛先后陷入危境。但他們并不止步，接著又辦起了《廣場》，更加引人注目了。他們抗爭著，而后則是掙扎著。他們陷入無休止的被批判、被斗爭的旋渦中。而我們這些僥幸者，作為“人民”，處境也并不美妙。我們也是自覺或被迫地與他們“劃清界限”。事情的嚴重性是我們這些涉世未深的青年所難以預料的：白天還是一道嬉游的朋友，一夜間就變成了“敵人”！這在我們的青春時代，簡直就是一場噩夢！沒有經(jīng)歷過1957年夏季的人們，完全難以想象我們當年的幻滅感。
林昭在“反右”開始時并不激烈，她同樣陷入了內(nèi)心的深刻痛苦之中。在《紅樓》編輯部的“聲討會”上，她針對張元勛發(fā)言說，自己有“受騙”的感覺，一語道破了她當時愛恨交加的心境。情況繼續(xù)惡化，終于有一天，她控制不住而爆發(fā)了。她站上露天的演講臺，向人們披露自己的內(nèi)心，這就是當日被廣泛流傳的她的“組織性和良心矛盾”說。林昭從此走出了覺醒與抗爭的第一步。而我們，至少是我本人，只是在內(nèi)心的深處暗暗地傾慕著，為自己的朋友驕傲——她說的，也是我們想說而沒有勇氣和膽量說出的。
此后的一切，人們大體都已熟悉：張元勛被逮捕，在監(jiān)獄待了多年，刑滿安排在監(jiān)獄“就業(yè)”；沈澤宜在全校大會“坦白交代”，而后被發(fā)配去了陜北，又幾度入獄；至于林昭，走得比他們還遠，先被劃為右派，上書，入獄，再上書，再入獄，最后以一顆子彈慘死刑場。他們先后經(jīng)歷了人生的大悲哀、大慘烈。張元勛后來成家，有妻兒相伴，晚年還算平遂。林昭終生未嫁，愛過，被愛過，但作為女性，她沒有成為妻子，也沒有成為母親。他們的青春年華，被無情的現(xiàn)實奪去了，留給他們的是世人的一聲扼腕長嘆。我們當年，被不斷地灌輸思想，青春應當如何如何，年輕的時候輕信，其實，并不如何如何，青春易逝，悔恨無及。
沈澤宜經(jīng)歷了無盡的苦難，終于回到湖州老家。那時老母和小妹尚在�；貋頃r沒有名分，他被安排在街道做粗活，挖地溝。雖苦，但畢竟還有家的溫暖。后來，母、妹相繼去世，他孑然一身，伴隨著他的是無邊的孤寂。落實政策是后來的事，他本來學業(yè)優(yōu)秀，有精深的學養(yǎng)，理所當然地當上了教授，講授古典文學，有關于《詩經(jīng)》等研究的專著出版。他熱愛詩歌依舊，又專注于詩歌創(chuàng)作，在他的周圍很快就凝聚了一批詩人，他成為其中的核心人物。二十一世紀第一年，第一屆新世紀現(xiàn)代詩研討會在湖州召開，是由他一手籌劃的。以后幾年，他都熱情地參與了各種詩歌聚會。他依舊舞步輕盈，歌聲激揚，但他寂寞依舊。
他依然憧憬著年輕時的夢想，娶一個年輕美貌的女子為妻，過一種有著文人雅趣的詩意生活。但歲月無情，年華已逝，如今的沈澤宜畢竟不是當年北大舞會上的沈澤宜了。他為自己設了一個很高的門檻。他不肯降格以求，于是他只能這樣孤寂終生。我讀過他的許多情詩，在詩中我認識了他的“西塞娜”。我相信這些詩所寫的，有的是“實有”，更多的是“虛有”。他是太寂寞了，只能以這種“假想”的方式來慰藉自己。我常想，他有那么多的夢想，又吃了那么多苦，上天應當格外眷顧才是。然而，沒有。天道不公！他只是寂寥地一人獨行，直至生命的終結(jié)，令人不能不為之嘆惋！
湖州因為有了沈澤宜，那里的詩歌活動充滿了生氣，而且在他的提攜和影響下新人輩出，他無疑是那里的詩歌領袖。在湖州，我在一些發(fā)言中不諱言對他的褒揚和感謝之情。我想，也許唯有詩歌能給他以慰藉，唯有詩是他在人世的最愛。他把自己的生命留在了家鄉(xiāng)的大地。他因他的詩歌而無愧于家鄉(xiāng)。由此我悟到一個道理：一個地方，只要有一個人領頭，那里的詩歌就會蓬勃發(fā)展。
這些年，我與他經(jīng)常在一些詩會上見面。那年在武夷山，他帶病參會，那年在莫干山，他與我一同接受蕭風的專訪。江南山水留下了我們的足跡。我們的友誼是在青年時代結(jié)下的，我們把青春留給了那個欲說還休的年代。我們?yōu)槲覀児餐那啻杭赖�，盡管這個祭奠遲到了至少六十年。
2015年11月25日于北京昌平北七家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國詩歌研究院］
歷史不會忘記他
——紀念沈澤宜
孫紹振
沈澤宜過世的消息，我是從網(wǎng)絡得知的。
我和他應該說是比較親近的朋友。年前，我到湖州師院開講座，還是他點評的。那時，他雖然身罹癌癥，開刀數(shù)次，講話還是給人中氣十足之感。他何時病危了，逝世了，居然沒有人通知我，起初有點接受不了，有點悲哀，不久，就釋然了。他沒有親人。他的父母親早就仙逝，妹妹似乎也命運坎坷，早就先他而去。1957年，他被錯劃為“極右”，他受到的懲罰已經(jīng)夠悲慘，更悲慘的是，后來名義上結(jié)束了勞動教養(yǎng)的摧殘，回到家鄉(xiāng)成為無業(yè)人員，不得不以拖板車為生多年。生理和心靈所受的磨難，想象起來，有不寒而栗之感。
他出身富貴人家，在五十年代，在那政治上浪漫空想的年代，他小名“新新”，有意與“星”同音，充滿了對于光明的向往和信念。進入北大之際，朝氣蓬勃，他開始把生命奉獻給了詩，唯美的追求似乎與生俱來。他給我的第一印象是，站在舞臺上朗誦《青春萬歲》之類的詩歌。北京大學生合唱團演出，他似乎是領唱，白襯衫，白長褲，英俊瀟灑。令我最神往的是，他身處《紅樓》編委會那個圈子。這個刊物是1957年創(chuàng)立的學生文藝刊物。這里有謝冕、張炯等當時全校公認的才子，林昭那時在新聞專業(yè)，作品和影響只能達到那個圈子的邊緣。
1955年，我初進北大，還未脫中學生的青澀，全部“本錢”是中學時代在上�！肚嗄陥蟆钒l(fā)表的幾則稚拙的詩和散文，對于他這樣的風流人物，我心向往之，但只能遠而望之。接下來就是5月19日，在學生大飯廳前突然出現(xiàn)了震動神州大地的那首《是時候了》（一）——
是時候了，
年輕人
放開嗓子唱！
把我們的
痛苦和愛情
一齊都
瀉到紙上。
不要
背地里不平
背地里憤慨
背地里憂傷，
心中的甜、酸、苦、辣
都抖出來
見見天光！
讓批評和指責
急雨般落到頭上
……
我的詩
是一支火炬，
燒毀一切
人世的藩籬。
它的光芒
無法遮攔
因為
它的火種
來自——
五四�。。�
大字報墨汁未干，書法談不上水平，但墨跡淋漓。我感到自己朦朧的意念找到鏗鏘明快的語言表達出來的痛快，不久就沉浸在奔走相告的氛圍之中。興奮的日子不到二十天，就烏云壓頂了。我們親耳聽過政治局委員彭真在一次大會上，以“反右勝利者”的雄姿反詰：北大那個學生不是說“是時候了嗎”，不過是為資產(chǎn)階級殉葬的紙人紙馬而已。吊詭的是，在“文革”浩劫期間，我親眼看到這位高級領導被紅衛(wèi)兵反綁著雙手，戴著高帽示眾�，F(xiàn)在看來，歷史把這位領導的語言改編為名言：內(nèi)涵向正反兩面增值。不回到歷史語境，很難體悟到其中與時俱增的浩茫和豐厚。
但是，這位領導，甚至后世的許多讀者，都忘記了這是詩。從當年的詩學話語來說，這里抒情主人公的形象是如此富有青春的沖擊力，語言充滿了錯位的反諷。“是時候了”，本來是被斯大林稱贊為蘇聯(lián)“最有天才的詩人”馬雅可夫斯基的，是他的紅色經(jīng)典長詩《列寧》開頭的第一句。這個回避動詞的名詞謂語句，以突兀的氣勢，對領袖的崇拜帶上了鼓動家的自豪，而沈澤宜的自豪卻不是來自頌歌，而是相反，是來自長期被壓抑后釋放的干脆果斷。
誰也沒有想到，這首詩很快被引申為大逆不道、鼓動叛亂的綱領，而今天讀起來，則成為劃時代的歷史宣言。一個“文革”都沒有經(jīng)歷過的青年讀后告訴我，他無法抑制心靈深處的震撼：“真是想不到，你們當年就這么精彩地沖鋒在思想解放的前沿。”
從那以后，沈澤宜的厄運就開始了，在上千人的大會上我看到他被批判的身影，當然也只能遠而望之，但是和此前的遠而望之不同，不是神往，而是內(nèi)心充滿了恐怖。原因是我自己也處于右派邊緣狀態(tài)，隨時都可能被劃入“反黨反社會主義”者之名冊。幸而我們班上的黨支部書記費振剛和團支部書記閻國忠出身勞動人民家庭，有著中國勞動者傳統(tǒng)的純樸和忠厚，讓我最終逃過一劫。畢業(yè)以后，在北大中文系工作了一年，就被流放到還在草席棚中上課的華僑大學。在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里，我和同學都很少寫信，以免留下白紙黑字，只言片語，遭遇飛來橫禍。他的影子，就漸漸淡出記憶的邊緣了。
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他忽然出現(xiàn)在我福州的家里。那時，我的《崛起》受到全國性的兩度大批判，剛剛獲得解脫。他五十開外，形容有點憔悴，和當年那風流才子、一身挺拔的白襯衫白西褲當然不可同日而語。但是，他還在寫詩，一談起詩的解放，立馬就眉飛色舞。他甚至提出去廈門拜訪舒婷，要我介紹。我當時感覺，那是小青年干的事，吾輩豈能趕這個熱鬧。我送給他一本洛夫編的《臺灣現(xiàn)代新詩大系》（大概是這個書名），那時，要得到臺灣的書，是很不容易的，是一個學生從香港帶給我的（連謝冕都因我擁有這本詩集而羨慕不已）。他欣喜若狂，也就忘了去訪問舒婷的事。
人雖然老了一些，但是似乎比我還單純。
他在浙江湖州師院教書，我們斷斷續(xù)續(xù)有些來往，大都是他湖州的學生或者粉絲，打著他的招牌，我自然細問他的情況，他還在寫詩，只是一直沒有結(jié)婚。后來收到他的詩集，十四行詩，還有《詩經(jīng)》研究。
“六四”風波之時我比較冷峻，痛切體會到在中國最有效的改革只能是體制內(nèi)的，體制外的魯莽沖擊，只能痛快一時，事與愿違。但是，我聽說，他從湖州跑到天安門去參加靜坐。
他還是那樣單純、沖動。
以后一段時間，我們失去了聯(lián)系。
直到我看到張元勛的回憶錄《北大·1957》時。我讀后的感覺很復雜，后來我把它寫成了文字：
北京大學1957年5月、6月間的“反右”運動，這幾年引起了海內(nèi)外歷史學界廣泛興趣，成為學術(shù)研究之重大課題。然論者大多并非親歷者，所據(jù)文獻資源多有不確。所幸，近年來當事者，發(fā)表大量回憶文章，提供可觀資源。親歷者回憶，比之早已形諸文獻者，具有活歷史的價值，尤為可喜、可愛、可珍、可貴。本人作為親歷者，閱讀當年北大學生的理論權(quán)威和精神領袖譚天榮同學、陳奉孝同學等等諸君文，重溫從煉獄中覺醒、沉淪而又升華的精神隧道，不勝唏噓。當然，就回憶的系統(tǒng)而言，應以張元勛同學之《北大·1957》為最。張著無疑不乏相當?shù)臍v史厚重感。
但是，張元勛的著作有許多令人遺憾的地方，我在一篇文章中說：
五十多年的時間距離加上記憶的篩選，有所差錯，在所難免。但是，無可諱言者，張著某些陳述，與事實相去較遠，如對當年精神領袖譚天榮之肆意貶抑，又如對戰(zhàn)友沈澤宜的歪曲，還有對“浪淘沙”當事人的偏狹的攻訐，凡此種種，莫不旨在抬高自己的歷史地位，如此明目張膽，不僅有違我國史學“實錄”精神，而且有悖傳統(tǒng)文德。連北大一向以厚道著稱的洪子誠教授也在給我的信中說：“張元勛的回憶錄，確實問題很大。這樣對待歷史態(tài)度實不可取。”
他把那篇點燃1957年火炬的《是時候了》說成是自己一人所作，而據(jù)我當時的記憶，應該是沈澤宜寫后，遇到張元勛，張看了之后，表示同意，也寫了一首，接在后面，貼了出去。沈澤宜的名字是在前面的。而張元勛在他的回憶里，卻把它說成是自己一個人的作品，沈澤宜看到后簽了個名�！赌戏街苣吩谝黄獔蟮乐醒赜昧藦埖恼f法，引起了當年同為右派，而且知情的王書瑤的抗議�！赌戏街苣方o王書瑤回信說，張元勛說當時把沈澤宜的名字排到前面，是因為后面的紙沒有地方了，只好讓沈澤宜的名字簽在前面。該報編輯還說，因為無法找到沈澤宜，就聽信了張元勛一個人的說法。
本來簽名在前在后是小事，但是，聯(lián)系到張元勛回憶中對沈澤宜多所攻擊，就隱含著許多原則問題了。
“反右”運動距今已五六十年，當年風華正茂的熱血青年，如今多半已垂垂老矣。為搶救史料，使后來者免偏聽之暗，享兼聽之明，2003年，我建議沈澤宜先生撰寫他的《北大·1957》。恰巧他早就有此意。他的回憶錄于2006年完成。不幸的是，其時他被診斷為癌癥，在進行手術(shù)之前，將電子版文檔發(fā)送到我郵箱，并有一信曰：后果未可知，一切交托你了。也就是說出版事宜等等，都要由我來完成。閱讀之余，心情之沉重至今記憶猶新。表面上是友人的囑托，實際上無異于一份“遺囑”。
他錯過了青春年華，錯過了中年、壯年許多機緣。在他的詩中沒有妻子兒女，只有錯失了的愛情。到了古稀之年，只有一個保姆照顧，他和保姆相約，過世以后，以他唯一的財產(chǎn)一所房子相贈。
他在郵件上贈給我的卻是一份最后的無條件的信任，一份沉重的歷史的責任。
當時，我天真地以為最佳選擇是與張元勛的著作在同一出版社付梓，既為學術(shù)公平，也為昭示歷史公正。托錢理群君詢諸張著之主編章怡和女士，然而，數(shù)百天杳無音信。
其時，沈氏高壽七十有六，手術(shù)預后不詳，時不待人，我終夜憂心。
我沒有與時間賽跑的雄心和能耐，幸香港出版界有“福建幫”，經(jīng)劉登翰多方奔走，幾經(jīng)曲折，終得孫立川之慧眼，登翰與我共同出資，香港天行健圖書公司慨允，他的回憶錄終獲出版。不過，孫立川將書名改為《北大，五·一九——學生右派是“怎樣煉成的”》。此時已是2010年。
天可憐見，澤宜四年前手術(shù)成功。
收到出版社從深圳發(fā)來的兩百本書，我用快遞先奉他幾本。想象他拿到此書的心情，我心頭那份沉重變成了輕松。但是，他卻告訴我，已經(jīng)沒有精力將一百多本分別郵寄了。登翰也只要了四五本。歷史留給我最后的任務就是，挑選適當?shù)娜诉x分別寄送。我留下了二十幾本。我深知這是歷史文獻，時間越久，生命越是鮮活。果然不久以后，就有不少相識和不相識的人士索書。澤宜告訴我，一個哈佛大學專事研究這段歷史的博士給他來信，說她對照了張元勛和他對1957年的回憶，覺得還是他寫得實在，比較客觀。
我想，澤宜作為一個歷史人物，自然有許多缺點，歷史會對之有公正的判決，但其前提是歷史真相的全面性。
不管怎么樣，歷史不會忘記他。
2015年7月12日
［作者單位：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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