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還來不及“蓋棺論定”的時刻
　　馬世芳（廣播人，文字工作者）
　　這么多年下來，關于披頭士（Beatles，又譯甲殼蟲、披頭四），能講的大概都已經(jīng)被講過了。關于這本書以及它的時代背景，倒是有些東西可以說一說。
　　首先，這本“正式授權傳記”出版于搖滾樂百花齊放、漪歟盛哉的1968年。從貓王踏進錄音間開始算起，搖滾樂真正成為橫掃青年一代的新興藝術，至此才不過十來年光景。
　　換言之，在這本書出版的時候，搖滾樂正以驚人的速度蛻變、轉化，成為“值得嚴肅以待的藝術門類”。搖滾樂手開始重視“專輯”（album）的規(guī)格，“專輯”不再只是“一堆歌曲的集合”，而是可以利用A、B兩面40分鐘的規(guī)模經(jīng)營完整主題、實踐藝術概念的空間。海灘男孩（The Beach Boys）的《寵物之聲》（Pet Sounds，1966）、披頭士的《佩珀中士》（Sergeant Pepper，1967）都是重量級的代表作。到了本書出版的1968年，已經(jīng)有好幾部搖滾樂史的皇皇巨作必須用“雙片裝”的規(guī)模才承載得了樂手的野心：鮑勃·迪倫（Bob Dylan）的《美女如云》（Blonde On Blonde，1966）、奶油樂隊（Cream）的《火焰之輪》（Wheels of Fire，1968），當然還有披頭士的《白碟》（The White Album，1968）。
　　就在這一時期，“Rock N’ Roll”這個名詞，漸漸演變成“Rock”——前者指的是老式搖滾樂，倚重山區(qū)鄉(xiāng)村搖滾（Rockabilly）和藍調的形式，旋律和配器相對簡單，歌詞也比較單純�！皉ock”則大大拓展了它的范圍，凡是青年一代表達思想的音樂形式，都被統(tǒng)攝在rock的名下。海灘男孩的布賴恩·威爾遜（Brian Wilson）和披頭士大膽把古典編制和東方樂器帶進搖滾樂團，更把“錄音棚”當成樂器的一部分，試探“多軌錄音”的極限，創(chuàng)造出許許多多絕無可能在舞臺上重現(xiàn)的奇妙聲響，讓搖滾樂的音場遠遠超越“三件式”（鼓、吉他、貝斯）的限制，而有了無窮的可能。另一方面，鮑勃·迪倫—手掀起的民謠搖滾革命，讓搖滾樂在強勁的節(jié)奏、煽惑的旋律之外，更可以承載嚴肅的主題和詩的語言。詩和搖滾結合之后，革命能量沛然，莫之能御，不僅成為那個動蕩社會的回聲，也深深切進了時代的靈魂。
　　短短幾年間，搖滾樂飛速進化，幾乎每個月都有驚人的杰作誕生。相對地，媒體總是慢半拍，不大跟得上這股洶涌的潮流。20世紀60年代中期，搖滾樂第一個輝煌朝代的巔峰，迪倫已經(jīng)寫就《荒涼街區(qū)》（Desolation Row）那樣繁復晦澀的長詩，披頭士在《埃莉諾·里格比》（Eleanor Rigby）已經(jīng)打造出極為漂亮的敘事結構，音樂雜志卻仍然充斥著“藝人最喜歡的顏色與食物”之類的無聊八卦，專輯評論也停留在“它絕對會讓你興奮得打起拍子，適合與朋友一起聽”這樣的陳詞濫調。
　　“認真把搖滾樂當成一門藝術”的文字書寫，直到60年代晚期才蔚為風潮。先有《龍蝦王》（Crawdaddy�。┲�類的同人志開疆拓土，繼之《滾石雜志》（Rolling Stone）在1967年創(chuàng)刊，所謂的“Rocklcmraalism”——深度訪談、言之有物的評論、專業(yè)級的美術與攝影，才終于有了像樣的發(fā)表園地。《新音樂快遞》（The New Musical Express，簡稱NME）、《旋律制造者》（Melody Maker）這些老牌音樂刊物，以及《紐約時報》《泰晤士報》之類傳統(tǒng)媒體，也才跟上青年一代的腳步，開始登載更深入、更認真的樂評與訪談。
　　1968年，這一切正在發(fā)生。亨特·戴維斯（Hunter Davies）的這本書，正好是“深度搖滾書寫”萌芽的示范之作，也見證了“Rock N’Roll”蛻變成“Rock Music”的關鍵時代。多年來，關于披頭士的書何止千百本，這本“古老”的作品，卻一直被看作樂迷必備的經(jīng)典。原因并不只是亨特·戴維斯獲得披頭士授權，得以提供大量第一手、詳盡豐富的成長故事和歷史資料（盡管這些素材確實精彩絕倫）。它最大的意義，不僅是在那個“搖滾書寫”相對荒蕪的年代，認認真真地把披頭士當成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藝術家”，就像為畫家和詩人作傳那樣，以持平、清明的筆調，建筑在扎扎實實的素材上，打造出來的深度記錄而且是在“歷史現(xiàn)場”留下來的第一手見證。當時披頭士固然已經(jīng)是橫掃全球的超級巨星、史無前例的文化現(xiàn)象，但是后世那些沉重的光環(huán)、無窮無盡的饾饤考據(jù)（參考數(shù)據(jù)多半源自這本書）、數(shù)不清的最高級形容詞，都還來不及污染它。戴維斯寫作的當下，披頭士的音樂還是“樹頭鮮”、熱騰騰的，還沒有變成“牢不可摧的歷史經(jīng)典”�，F(xiàn)在任何搖滾樂迷都視為理所當然的“后見之明”、“蓋棺定論”，在這里還是“不確定的未來”。這使整本傳記充溢著新鮮的氣味，一種無可取代的“臨場感”。
　　這本書不只是披頭士樂迷的“圣經(jīng)”，更成為后世所有搖滾樂手傳記的“參考標準”。新版補足的長篇導言，也讓整個“畫面”更完整，這確實是一本值得反復閱讀的好書。
　　導讀 永恒草莓園傳奇
　　胡子平（Ricardo，資深樂評人）
　　不論單就搖滾樂歷史本身的發(fā)展角度，或在一般史學家的眼里，英國樂團披頭士絕對是在人類文化史上名留青史的。這不單指幾乎所有的英語大字典都可以找得到的“Beatlemania”這個專為解釋全世界對披頭士為之瘋狂的字眼，而是就他們所帶來的巨大影響力與他們對于整個青年一代的沖擊，相信是絕大多數(shù)的樂迷和那些反對、攻訐他們的人都毫無異議的一點。
　　然而，對于廣大的樂迷而言，或許只有極少數(shù)樂迷曾經(jīng)設想過身為披頭士成員的痛苦與掙扎。那種身處外在巨大壓力的焦慮與內部團員長久累積的摩擦心結，最終導致了整個樂團的解散。或許本書作者亨特·戴維斯因同時身為團員好友之故，不愿多提當年樂團解散時期的種種爭執(zhí)與中傷，但且容我們將時間場景重新拉回到1969年2月，美國《滾石》雜志還特地報道當時謠傳披頭士解散與蘋果唱片倒閉的傳言不實。文中特別強調：“沒有人因打架而有黑眼圈，蘋果唱片的財務狀況亦非常好�！�
　　然而到了1970年1月，當列儂接受訪問時，他的口氣卻開始猶疑與冷淡，當時約翰甚至公開宣稱披頭士的解散是“可能的”。于是，外界各種夸大荒誕的謠言沸沸揚揚于英美小報之上有人認為小野洋子是破壞樂團和諧的主因，有人認為列儂太過自我，有人認為喬治與列儂早就存有芥蒂，甚至之前還有小報認為曾發(fā)生意外車禍的保羅早已死亡，隨后康復的保羅是冒牌替身，只因車禍前后兩張照片里的保羅看起來似乎不太一樣。熱騰騰的小報消息到處喧囂流竄在倫敦大街小巷，但在那段時間，披頭士幾個人的關系確實冰冷到了極點。
　　解散的傳言繼續(xù)燃燒到9月，直到保羅直接投書到英國《旋律制造者》音樂周刊公開發(fā)表聲明，表示披頭士絕無再復合可能的否定答案后，披頭士也就此正式宣告解散。而且就在那時，四人也早已各奔東西，保羅夫婦住在蘇格蘭的自家農(nóng)場，約翰則與洋子搬到美國洛杉磯，林戈忙著在美國納什維爾市（Nashville）錄制個人專輯，喬治則忙著準備推出他個人的專輯作品《一切終將消逝》（All Things Must Pass）。
　　假如說當年披頭士的解散是誰也無法挽回的命運，那么事前的種種跡象便已經(jīng)透露出信息了。而事實上，披頭士向來就只是“披頭三”，或者說第四位披頭士成員應該是喬治·馬丁這位著名的披頭士制作人，因為正如本書所述，早期他們作曲時非常迅速而不會思考太多，主要的歌曲創(chuàng)作都是由約翰及保羅兩人合作或分別串接而成的，而這樣的模式自然使得喬治與林戈兩人每次在錄音時，心里不是滋味。在本書后段，作者亦提到林戈對于后來唱片錄制過程的抱怨與不滿，因為他確實并未感受到全程參與的感覺，他只不過是個隨時保持待命的職業(yè)鼓手。此外，事后列儂在訪問中也經(jīng)常無意間流露出，他無視林戈的存在。從他個人的描述中，往往只聽到：現(xiàn)在我們三個人在寫歌時如何如何……
　　所以就許多方面來看，本書其實提供了許多線索與不言而喻的答案，他描繪了約翰、保羅、喬治三個人的童年生活。而如果說一位音樂創(chuàng)作者的靈感往往是擷取自他周遭或過去的生活的話，那么約翰及保羅兩人的個性差異，與各自孩童時的教育與性格成長，確實是反映在他們的歌曲中。同時，許多細心的樂迷亦可發(fā)現(xiàn)，許多歌曲如《永恒的草莓園》（Strawberry Fields Forever）或《便士巷》（Penny Lane），其實便是從他們的童年回憶中所得到的靈感。只是童年到青少年這段不愉快的成長經(jīng)驗，一直是約翰·列儂長年揮之不去的陰影，而這一部分的內在沖突，亦同時反映在他其他的歌曲創(chuàng)作里。
　　在披頭士面臨解散這段最煎熬的時日，列儂悄悄發(fā)表了最接近他內心世界的專輯《約翰·列儂/塑料澤子樂隊》（John Lennon/Plastic Ono Band），里頭幾乎大半的歌曲都是列儂他自白式告白歌曲，《母親》（Mother）的歌詞透露出他對母愛的渴望、乞求與愛恨交織的矛盾；《工人階級英雄》（Working Class Hero）則明顯是他個人成長經(jīng)驗對于社會極度的不信任與痛惡，詞中明顯的政治立場其實只不過再度反映了他的憤世嫉俗。
　　也因此，當我們從前面幾章逐一了解三個人不同的出身背景造成團員間本質上的沖突外，其實也讓我們意識到，這些社會差異性同時也為日后樂團的命運埋下了不可控的變因。除了這些之外，還有另一個重要的因素使得他們內部的裂隙日益擴大，而這個關鍵因素，便是搖滾樂。
　　搖滾樂讓披頭士一夕致富，讓他們成為全世界少男少女到處追逐的超級偶像，但這并不表示他們四人對搖滾樂的看法與接受度是一致的。對易感脆弱且叛逆性格強烈的列儂而言，搖滾樂的出現(xiàn)，無疑是拯救他無聊生命的避難所與宣泄處，他的藝術才華可以無限制地展露，而隨之而來的巨大財富則彌補了他過去貧窮歲月的缺憾。譬如本書中第9章（150頁），他曾提及他們“一向都是反爵士樂的”。這樣的批評當然是針對當時流行爵士樂的看法，認為爵士樂沒有前途，而且重要的是，當時這些演奏爵士樂的俱樂部都不讓他們這些年輕小鬼頭進去演出。這對一個敏感心靈而言，無疑是一種階級歧視。
　　但對于出身小康家庭的保羅或最正常的喬治而言，搖滾樂對他們來講，只不過是一種新潮具流行感的新音樂，它充滿活力熱情。以保羅的聰明，他可以學習吸收得很快；對于個性較內向且寡言的喬治來講，搖滾樂無法真正滿足他，反而隨之而來的巨大的功名財富與藥物濫用將他整個人掏空，這使得他改向印度音樂取經(jīng)學習，不遺余力地將印度音樂推廣到西方世界。當然，他更拜拉維·香卡（Ravi Shankar）為師學習西塔琴，并將他從印度獲得的知識灌入了后期披頭士的專輯里。
　　披頭士的作品很少援用爵士樂的元素，列儂后期的個人作品亦從不采用爵士樂風。但略微反諷的是，1967年，正當披頭士如日中天，英國《旋律制造者》周刊以近全版的篇幅報道披頭士推出《你需要的只是愛》（All You Need Is Love）單曲再度打敗猴子樂隊（The Monkees）奪得排行榜冠軍王座時，同期雜志封面的右下一角卻亦刊載了一代爵士巨擘約翰·克特蘭（John Coltrane）驟逝的訃聞。只是時隔十三年后，同樣的音樂刊物，同樣全版的封面故事，卻換成了列儂遭槍殺的訃聞與致敬專題。
　　若說不論披頭士的故事或音樂一直如此吸引人，那是因為這些傳奇故事都記載了每一位團員真實的人生，而事實上也的確如此，披頭士的故事只不過是四位平凡大男生的成長歷程而已。它雖只是一個樂團的故事，但也同時緊緊扣住了當時整個60年代潮流的變遷，從迷你裙到嬉皮士時代，從流行通俗歌曲到當時無限蓬勃的現(xiàn)代音樂，而這些時代演進，披頭士都或多或少地參與其中，或者說披頭士是通往60年代各種次文化的入口。
　　倘若說披頭士的故事還在超越一般樂團的話，那么最大的功臣應該仍是列儂與保羅兩人，因為當披頭士已逐漸成為另一種造神運動的同時，他倆卻親手將它從逐漸浮夸膨脹的表象拉回到凡人的位置。是的，他們都仍只是自私、貪婪的個體，但也因為這些故事所流露出的人性，才讓披頭士真實地存活在每一位樂迷的心中。
　　亦如本書1985年版后記所提，當列儂離世時，“就情感上而言，披頭士1970年就已經(jīng)逝去，到了1980年，才首次覆上黃土”。然而21年后，當喬治病逝洛杉磯時，或許披頭士第二次的入土才讓許多人真正驚覺，原來披頭士時代早已離我們遠去，即使保羅與林戈依然健在，但在象征意義上，披頭士永遠是一不可分割的完整體，缺一不可。也盡管四位團員的肉身終將腐朽，然而，披頭士的音樂卻將永遠地在每一位不同時代樂迷心中哼唱著，永遠的黃色潛水艇，永遠的草莓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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