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xiàn)代文學編年史（第一卷 1895-1905）》：
　　同日，梁啟超《（西政叢書）序》（作于4月）刊載于《知新報》第17冊。
　　同日，柯南道爾所著《繼父誑女破案》于《時務報》第26冊連載畢。
　　17日，梁啟超《（說群）序》刊載于《知新報》第18冊，作《說群自序》、《說群一群理一》二題。梁啟超在文中謂，《說群》“惟自謂視變法之言，頗有進也”。
　　22日，《富強報》創(chuàng)刊于上海，5日刊，冊報，程甘園任主編。該報注意譯載“西報所登講求中外利權之處”的材料，同時也刊載有關富強者的“朝廷詔諭以及大小臣章奏條陳”以及鼓吹變法維新的論說；但聲稱“凡訾議朝政，矯枉過甚，如近人改正朔、易服色，三始六罪諸說，在所必摒，將以廣華洋之辨，大中外之防”，還聲稱“巷議街談，猥鄙瑣屑，無裨時書者，悉予刪汰”。該報編排次序一般是首載論說，然后是“上諭恭錄”，接著是該報自譯的中外新聞，最后為奏疏、文牘等。此外，還經常刊登對于某些論說或文牘的“書后”，即讀后感。該報現(xiàn)存15冊，刊期為光緒二十三年（1897）五、六、七三個月。何時�？�不詳，一說戊戌政變時�？�。
　　同日，柯南道爾所著《呵爾唔斯緝案被戕》《　　5月22日、6月10日、7月20日，梁啟超《變法通議·論譯書》刊載于《時務報》第27、29、33冊。梁啟超在文中說：“處今日之天下，則必以譯書為強國第一義”，并結合馬建忠關于當時翻譯界的弊病的論述，認為“故今日而言譯書，當首立三義：一曰，擇當譯之本；二日，定公譯之例；三日，養(yǎng)能譯之才”。梁啟超于文中提出了當前應該翻譯的九大類書籍，但其中沒包括外國文學。文學翻譯此時尚未進入正忙于維新變法的梁啟超的視野之中。24日，王韜病逝于上海。
　　王韜（1828-1897），初名王利賓，字蘭瀛，后改名王瀚，字懶今，又字紫詮、蘭卿，號仲弢、天南遁叟、甫里逸民、淞北逸民、歐西富公、駛園老民、蘅華館主、玉鮑生、尊聞閣王，江蘇蘇州人。晚清思想家、政論家和新聞記者。著有《韜元文錄外編》、《韜元尺牘》、《西學原始考》、《淞濱瑣話》、《漫游隨錄圖記》、《淞隱漫錄》等。1874年創(chuàng)辦并主編《循環(huán)日報》，是中國近代報刊思想的奠基人，我國新聞史上第一位報刊政論家。
　　王韜政論文章反帝愛國，倡言變法，短小精悍，深入淺出，富于感情，繼承和發(fā)展了我國古代論說文的傳統(tǒng)，突破了當時桐城古文和八股文的局限，強調文章為“載道之器”，指出“文章之貴在乎紀事述情”，不應拘泥于文法，墨守成規(guī)，后來發(fā)展為一種新的報章文體，對當時文壇和其后維新派領導人影響很大，王韜也遂被認為是中國新聞界政論體之創(chuàng)造人。部分政論文章后編為《弢園文錄外編》，是我國最早的報刊政論文集。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云：“清季士夫喜言洋務而又洞究于海外諸邦政藝者，蓋以韜為一時之選。是集（《弢園文錄外編》）文字，則其鼓吹變法自強之總集也。韜文筆犀利，而氣又足以振之，自足以激起一世之人�！�…韜自序謂文章所貴，在乎紀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懷之所欲吐，斯即佳文；至于古文辭之門徑，則茫然未有所知云云。今觀韜之為文，亦實在能暢所欲言，而無不達之情，非規(guī)規(guī)于古文義法者所能及也�！�
　　25日，《農學報》創(chuàng)刊于上海，初為半月刊，次年（光緒二十四年正月）第19冊起改為旬刊，冊報，線裝連史紙石印，創(chuàng)辦人為羅振玉。《農學報》原名《農學》，又自稱《農會報》，為農學會（務農會）的機關報，第15冊起才固定報名為《農學報》。本年九月曾一度聲言出讓給日本人香月梅經辦，十月中旬出版的第50冊卷首刊出奏折錄要《兩江總督請準設農商學會報奏》，以后就在《農學報》封面上標明“農學會遵旨刊行”字樣�！掇r學報》連續(xù)出版了近9年，到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1906年1月）才�？�，共發(fā)行315冊，為中國最早的農學刊物，也是戊戌期間發(fā)行的報刊中壽命最長的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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