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說明林斤瀾先生是一代短篇小說大家,于散文、文學評論和戲劇等方面的創(chuàng)作也卓有成就。其文學智慧有目共睹。林斤瀾先生的文學創(chuàng)作,橫跨建國迄今各個歷史時期,總覽其作品,堅守與退讓,可以窺見這一代寫作者,尤其是對文學本身和社會有清醒認識并充滿感情的寫作者,在歷史大潮中的心路歷程。有鑒于上述兩點,我們有義務推出這套《林斤瀾文集》。由于作者已逝,一些作品的創(chuàng)作時間、一些作者改動但未確認的地方、一些字跡短缺和含混的問題,另有少量作品作者并未命名,這些都已無從查考和求證了;盡管變過程中做了大量的努力,瑕疵或者存在,我們期待著廣大讀者和業(yè)界人士的支持與賜教。
林斤瀾(1923-2009)一代小說大家,被譽為“當代短篇小說的圣手”,于散文創(chuàng)作、戲劇創(chuàng)作、文學評論等方面也卓有成就。研究當代文學,林斤瀾是不可忽視的人物之一。自五十年代初期,開始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以來,林斤瀾一直筆耕不輟。散發(fā)于各個文學期刊、報紙的戲劇、小說、散文特寫等文章不論,僅就著作而言,自一九五七年出版劇作集《布谷》、一九五八年出版小說集《春雷》開始,特別是一九八零年代以后,出版的圖書作品多不勝數(shù)。如果說中國文學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林斤瀾的創(chuàng)作應該成為當今文學從業(yè)人員,尤其是新一代文學學子認真學習的對象。
《林斤瀾文集》書摘:
《甘蔗田》……他伏在埂邊,定神靜聽四處的動靜。/大路上來了齊整整的腳步聲,走著走著,忽然一陣亂,有人吼叫,好像扭打起來了。阿柯抬身一看,只見一個穿黑衣服的男人,直神兩只胳膊,去抓兩個煙鬼一般的警察。
《你在》……都叫人起膩了,剛聽見一個“最”,就好像一條毛毛蟲落在身上。凡“最”,也都叫歷史嘲笑了,歷史嘲笑的無情,無情到子孫身上,非常悲慘。/你就是最后的解釋好了,這最后的解釋可以是不用解釋。我童年時候就用不著,回到童年去吧,也許我們本來,都還在童年。
《黃瑤》“浩劫”過去以后,有的機關做得干凈,把漫漫十年里的“交代”“檢查”“認罪書”“思想匯報”,還有造反派弄的“審訊記錄”“旁證材料”……全從檔案里清理出來,裝在特大號牛皮紙口袋里,交給本人,任憑自由處理,一般是一燒了之。黃瑤拿回家去時,她的男人多一份兒心,悄悄藏過一邊,只說是燒毀了。過了七八年,卻派上了正經用場,交給精神病醫(yī)生。據(jù)說,對治療黃瑤的癔癥,大有好處。/…………她男人思想開放了,竟想到這種事情,是可以去找精神病醫(yī)生的。因為這里邊有些麻煩,好比說把自己的手腕絞上紗巾,明明把自己當做黃猺了吧?墒屈S猺只在眼前躥來躥去,長什么樣,多大個兒都沒有看清楚過。常常出現(xiàn)在眼前的,倒是瞎眼猿猴,那鐵砂子燕窩,一只咬著一只的尾巴,叫人又心酸又可怕又“嗝厭”,沒有一點解氣、報仇的痛快。那鐵砂子眼神又不單在猿猴那里,親婆那里,矬壯小伙那里,大道小道上這個人那個人哪里都會出現(xiàn),黃瑤自己也有過,矬壯小伙那里踮起腳來看見的,就是這種眼神,難道說她自己又是猿猴又是黃猺?她從小就有瞎眼猿猴的害怕,又生怕自己的兩只手做了黃猺!……像這些景象,書記一般解釋不了。到了醫(yī)生那里,一口診斷做癔癥,看起來是有把握治療的吧。
《“文革”遺風》上不著天下不落地,中間云苫霧罩。凡成了風氣的事,就不能夠一聲令下,立刻化為烏有。
《山!提起江南風光,立刻會想到小橋流水,煙雨樓臺;“草長”,或“鶯飛”,河流成網,桃柳如畫。是溫柔之鄉(xiāng),是飽暖之地。人物與文物都稱靈秀。/浙南溫州地區(qū),當然是江南的一部分,一副正宗的江南面貌。若問地區(qū)特色,有,肯定有,不過不容易說清楚。
《青田石》處州又名麗水,不虧這個麗字,不過也掩蓋不了另一個字:窮。/ 真窮嗎?取笑了。把個金飯碗從灶額頭閃走,又塞在柴灰塘里了。
《橋邊小說.后記》我現(xiàn)在住的地方叫蒲黃榆。曹禺同志有一次為一點事打電話給我,順便問起:“你住的地方的地名怎么那么怪?”我搬來之前也覺得這地名很怪:“捕黃魚?——北京怎么能捕得到黃魚呢?”后來經過考證,才知道這是一個三角地帶,“蒲黃榆”是三個舊地名的縮稱。“蒲”是東浦橋,“黃”是黃土坑,“榆”是榆樹村。這猶之“陜甘寧”“晉察冀”,不知來歷的,會覺得莫名其妙。
《第三屆北京文學界終身成就獎.獲獎感言》從作協(xié)成立到今天,我一直在作協(xié)工作,現(xiàn)在離休了也沒有離開。這是寶地。是筆桿子的“一畝三分地”。正好在北京,有千年的滋潤,由十方的風光。在那些“風云亂渡”的年頭,這“一畝三分地”也龜裂龜縮,青苗割除,老樹枯萎,誰知剛一轉身,剛喘過氣來,立馬看見泥土暄活,又一代精英破土而出。
《漫話作家的責任感》有人對我說你林斤瀾寫了這個“矮凳橋”,寫了當前的生活和改革,可你這里邊改革寫得太少了嗎。我的家鄉(xiāng)是溫州,經過過大起大落。作家面對改革,他沒有這個本事,他有本事也不是干這個的。我要從另一個角度說這個問題,就是現(xiàn)在關于人的學科越來越細,人身上的東西都有學科研究。那就要反過來想還有什么沒有,還有哪個學科都管不著的部位,就像《茶館》的龐胖子說:“官面上管的我不管,官面上不管的我管。”文學現(xiàn)在就剩下這個了,官面上沒管的有沒有?我看是有的。就是這樣談作家的責任感。你要求作家的責任感,就是要從作家的本行上要求,那么作家的本行在哪里?
《論短篇小說》汪(汪曾祺)出生在戰(zhàn)亂,成長在離亂,中年以后,在動亂中戴上帽子。汪的筆下,卻把這個“亂”“淡出”了。也不遁入自然,扭頭人間搜尋美,培植人性,發(fā)掘不妨想象直至虛構人世的和諧,把戴上帽子下放底層,也照“從善如流”的大流,但說深入生活,得益匪淺。汪走筆生命的歡樂,生活的健康,生愛生情的飛躍飛騰,在在回避了沉重的代價,在在有意為之。//我曾和汪說,從你作品里讀到的是愉悅,說作歡樂好像強烈了點。他想了想,還是用歡樂兩字。
《未命名作品之四》每到初一十五,凌四阿婆必定打掃塔林,把宏二法師的法塔傳縫,都掃出溝來。師太也少不了拄著鳳頭藤杖,轉一轉,坐一坐。一個誕辰,一個忌辰,竟認真起來,連婆婆們也摻和進來,一片細細碎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