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常識”開始的教育（代序）

此書是寫給天下所有教育者的。

在人類生活中，教育無所不在，教育者也隨處可見。凡是試圖促進他人的生長和發(fā)展、改變和提升的人，都是教育者。

為敘述方便和依循大眾的語言習慣，不妨將“教育者”縮稱為“教師”。有資格稱為“教師”的人，不只是學校中以教書育人為業(yè)的人，也包括家長、各行各業(yè)的領導者、管理者和培訓者，他們雖無教師之名，行的卻是教師之實。

教師要做好教育之事，需要懂得教育的道理和知識。有無此道理和知識作為根底的教育，結果大為迥異。那么，哪些是教育者不能不知的有關教育的道理和知識，就成為一個需要明確的任務。本書就是為此而生的，是為“教師”而寫的“教育常識”，這是我長久以來的心愿，也是我的嘗試，現(xiàn)在，它近在咫尺。

所以確立這樣的任務，與我的人生體驗和職業(yè)經歷有關。

作為在“文革”中出生的人，我雖然沒有直接經歷過“文革”的風暴，但過程中的體驗以及隨后對“文革”歷史的持續(xù)關注，使我產生了一系列極大的困惑：

為什么會有如此荒謬絕倫的年代？為什么會發(fā)生如此多的悲��？為什么當時的人如此狂熱、無知、愚昧？那些為數眾多的具有良好理性思考能力、判斷能力的學者與知識分子，為何也是如此？

這一切的根源是什么？

在我看來，就是社會彌漫著的對“常識”的無知和漠視，是對常識的尊重和敬畏的缺失。當年提出的很多觀點和口號，制定的許多政策，包括教育政策，如“知識越多越反動”、“破四舊”、“停課鬧革命”等都是極度缺乏常識的表現(xiàn)。那是一個無視常識、違背常識、批判常識的年代。失卻常識讓世界惶然失措，深受傷害。

沈從文在20世紀30年代提出的“文學是對人性的治療”、“文學不應成為政治的附庸”，以及新中國成立后錢谷融提出的“文學是人學”，無非是“文學常識”而已，但卻成為被口誅筆伐的對象，沒有常識的文學反而大行其道。那個時代罕見的思想家，如顧準等人提出的觀點，其實并無原創(chuàng)意義上的新意，只不過回到了常識而已。正是這樣的常識，才使顧準這樣的知識分子在那個蔑視常識的年代顯得彌足珍貴，成為天籟之音。“文革”之后的改革開放，放出和放回的不過是常識，只是努力讓中國社會的發(fā)展重新回到常識的軌道而已。比如，把經濟發(fā)展放在首位，取代了階級斗爭；恢復高考，提升知識分子的地位；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知識就是力量”、“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等，無一不是對常識的回歸和尊重。

“歷經多年的動蕩，今日我的靈魂，是教育的靈魂。”這句話有三個含義：我的靈魂是教育的產物，我的靈魂屬于教育，教育就是我的靈魂。此外，還有另一層隱秘的內涵：經過多年的流亡漂泊之后，我的靈魂“叛逃”到了教育的世界，并且在那里安頓下來。這種安頓是一生的安頓。我的一生，從此成了皈依教育的一生。

自從確立以“教育”和“教育學”為志業(yè)以來，學會在教育實踐和教育理論之間，在教育實踐和政治實踐、經濟實踐等其他類型的實踐之間，在教育學理論和相關學科理論之間穿梭往來，似乎成為我命定的生存方式。我試圖打破橫亙于不同世界間的壁壘，讓穿梭趨向自如流暢，但這并不是一個輕松的工作，過程中的艱澀、艱辛和艱難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就理論和實踐的關系而言，我感受到它們之間面臨著許多共同的問題，其中之一與“常識”有關。教育學理論不分學科，無論新舊，也不論中外，都需要提煉出所謂“教育學常識”，不了解此常識就難言真正進入了“教育學世界”。教育實踐更需要呈現(xiàn)最基本的“教育常識”，不掌握此常識就無法成為合格的“教育者”。兩種常識又是互有關聯(lián)的：教育學“有意”為教育實踐提供“常識”，以此顯示自己的價值，但教育學提供的“常識”又有必要從教育實踐常識中汲取、采擇。“教育理論來源于實踐，教育理論必須與實踐相結合”——這是一個眾人皆知的常識，它的另一種說法是“教育常識是教育學常識的源泉和根基”。這兩種常識的關系并非本書關注的重點，我希望聚焦并和讀者們交流探討的是常識本身，即“教育常識”。

“教育常識”就是“有關教育的最基本且簡單的事實性的知識與道理”。做事，需要掌握做事的基本道理；做人，則必須懂得做人的基本道理，如此才能成事成人。無論教育之人（如教師），還是教育之事（如教學活動），都要從懂得“最基本且簡單的知識和道理”開始。通常所言的教師的基本功，來自于最基本的教育常識，這也應該是判定教師是否合格的標準。我們常常需要對那些被稱為或自稱為“教師”的人發(fā)問：請告知你所知道的教育常識，如果他張口結舌或默然不語，這樣的“教師”可以摘帽離去。

所謂“簡單”，首先，是表述方式的清晰和精練，盡可能用一兩句話把道理講得清楚明了，如蘇霍姆林斯基所說“任何人如果不能教育自己，也就不能教育別人”，一句話就講明了“教育者的教育是從自我教育開始”這個基本道理。其次，是運用的方便，具有可操作性，至少要具有可轉化性，即轉化為具體行為的可能性，是有可能被技術化的知識和道理，而不是書齋中的玄談，更不是臥榻上的囈語。當然，不應把常識縮減為“操作手冊”之類的東西，它還必須有情、有趣、有味，讓理解者和運用者因為擁有了、運用了常識，而感受且享受到其中的趣味和快樂。生命的歡愉之一，來自于對常識的尋找和運用。生命的艱難，又何嘗不是如此？無數歷史事實表明，對常識的堅守不是件輕松的事情，因堅守對“常識”的信仰而殉難者，已是滿天星斗。因對利益的追逐而放棄常識或把常識作為工具者，也比比皆是。

所謂“基本”，有基礎、本源或根本之意。“教育常識”理應是所有教育者及其教育活動的本源，無論是教育的思想，教育的技術、技巧和方法，還是教育智慧，都是源發(fā)于“常識”這一“根本”并從中流淌出來的，由此構成教育活動的基礎，成為教師安身立命的基礎。判定一位教師及其教育活動是否有根基，是看其靈魂深處具有多少“教育常識”的基礎，更要看他的每一個教育行為細節(jié)中展現(xiàn)了怎樣的“教育常識”。“基礎”的另一個含義是尋常可見的事實性存在，它滲透彌漫于教育過程中的“時時、處處、人人”，是無所不在、尋�？梢姾头磸统霈F(xiàn)的事實。這樣的事實才具備了成為“知識”的可能性。在“知識”的意義上，最容易被人理解的教育知識，才最可能被轉化為教育實踐。那些彌漫和滲透在教師日常教育生活中，成為教師的眼光，化為真實具體的言行，進而發(fā)揮出教育力量的知識，就是常識意義上的教育知識。

教育常識不是固定不變的，過去的常識，今天未必還是常識，新常識在新時代的出現(xiàn)也是尋�？梢姷氖聦�。常識還具有一定的地域文化性，在中國的教育常識未必是美國或德國的教育常識，近年來的“虎媽狼爸式”教育引發(fā)的教育觀念的沖突，實質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教育常識之間的沖突。常識也可能是一種“個人知識”，別人眼中的常識，不一定是“我”心目中常識。

盡管常識具有時代、地域和個體的差異，但總是存在一些恒久不變的“常識”，教育常識之“常”，是一種“常道”和“常理”，不管世事如何變遷，它都如星辰般安然懸置在寥廓的天際，需要我們去敬畏和仰望。

之所以倡導教育常識，是因為那些遍布世界的令人心痛的教育，幾乎都與對常識的遺忘、對常識的違背和扭曲有著或明或暗的關聯(lián)。

例如，不少教師總是津津樂道于教導學生認真讀書，好好學習，但自己卻不愛讀書，不會學習，喪失了自我教育的欲望和能力。這顯然是對“任何人如果不能教育自己，也就不能教育別人”的違背。壞教育導致的諸多悲劇往往是無視“教育常識”的結果，諸多所謂“差生”或“問題學生”的形成，究其根源，大都與教師對教育常識的無知和漠視有關，最常見的現(xiàn)象是：由于教師對學生的不尊重，導致學生對自己生命的不尊重。錢理群曾言：“教育難，難就在回到常識。”難的癥結在于我們對常識既缺乏了解，更缺乏敬畏。教育者最大的無知，是對常識的無知，我們往往以為自己知道很多，但實際情形卻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教育中最可怕的缺失，是“對常識的敬畏”的缺失。

如果仔細檢視當代中國的各種教育改革，它們?yōu)橹袊�教育帶來的首要改變，是讓教育回到了常識，把已往對常識的違背變成對常識的遵守，讓教育常識重新成為教育的底線，成為教育生活的基礎。諸多新理念或新觀念，如“讓課堂煥發(fā)生命活力”、“尊重學生的主體性”、“以學生為本”、“為學生一生的幸福生活奠基”等等，都是常識意義上的觀念，是對長期被遺忘的教育常識的重新喚醒。一直被反復提及的時代轉型，其實就是從湮沒常識、漠視常識、篡改常識的時代，轉向理解常識、敬畏常識、創(chuàng)造常識的時代。

帶著嚴肅、認真和尊重的態(tài)度，找回和確立常識、傾聽和理解常識、再思并創(chuàng)造新的常識，成為我們時代教育的重大任務。

對常識的尋求，對于教育理論也有重要價值。它可能導致一種轉向的發(fā)生：讓教育理論的生產轉向常識，回到教育常識，基于教育常識去創(chuàng)造理論和運用理論。這種轉向也有助于滿足教育實踐者長期以來對教育理論的一種吁求：請給我們常識！

對常識的探究，也有育人價值，它有可能使我們學會向常識追問教育的思想和理論，向常識索取教育的方法，進而把思考常識、運用常識、創(chuàng)生常識進而超越常識，變成自身的意識與習慣，化為我們理解教育世界，改變教育世界的眼光。這個眼光的實質就是：讓教育回到常識，以常識作為教育的基礎和起點。最終，使“回到教育常識進行教育”，成為教育常識的一部分。

對于教師而言，教育常識的獲得，不僅需要發(fā)現(xiàn)和學習，更需要運用和創(chuàng)生。換言之，它不是被動的給予，而是主動的建構。唯有如此，教育常識才會扎根于內心之中，變成自我存在的根基。

我不希望與本書結緣的讀者，把閱讀此書的過程當成接受和灌輸的過程，我期待的讀者，是能夠在思考、質疑、實踐中完成自我建構的讀者。理想的閱讀，不是“六經注我”，而是“我注六經”。我的作用是“階梯”、“管道”、“肩膀”，僅此而已。

既然回到并探究教育常識的意義已然知曉，梳理和運用何種常識就成為關鍵。本書試圖提供的常識，既有名人的格言慧語，也有經典性的教育故事，還有自身對教育的體悟感言，無論是哪一種，我都希望它們是“真常識”，這不僅是經過眾人多年實踐和歲月淘洗后驗證過的“真”，也是經由我個人精神行走中體悟過的“真”，歸根到底，它們主要不是思辨演繹和邏輯推演出來的“理性之識”，而是經過生命體驗和領悟，體現(xiàn)自我真性情的“體知之識”。

本書的寫作伊始，我就告誡自己：要把自己放進去，講述自身在教育的汪洋大海中沉浮浸泡，在茫茫知識草原中咀嚼之后，感悟、反芻出來的教育常識，每一條教育常識都力求講述自己的體驗，而不只是為大家早已熟知的常識作鸚鵡學舌式的廣告宣傳。

說到底，本書所講的教育常識，首先是我自己眼中的教育常識，它絕非教育常識的全部，可能只是其中極少且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甚至有些是他人眼中的“謬論”。我無意替代他人視野中的教育常識，別人的教育常識很可能比我更豐富、更準確，但我要努力做到講出我思考過、體驗過因而確信過的教育常識，是在和已有常識的對話中“自己講”和“講自己”。

我相信，融入了真體驗、真性情的常識，才是真常識。

這樣的真常識，才會融入自己的血液和細胞，成為自身須臾不可動搖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