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前面的話
　　“供給側”可說是2015年年末以來的中國經濟熱詞。2015年12月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fā)展新常態(tài)的重大創(chuàng)新，是適應國際金融危機發(fā)生后綜合國力競爭新形勢的主動選擇，是打造經濟升級版的客觀要求。然而，許多人可能對“供給側”了解并不多。
　　為什么今天的中國經濟要強調“供給側”改革呢？
　　“供給側”在經濟學領域雖然并不是一個新鮮詞匯，但一直沒有受到足夠重視。我在2013年和同道者發(fā)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對經濟學界關于“供給側”的認知變化感觸頗深。
　　在過去的需求管理理論中，掌握好投資、消費和進出口這“三駕馬車”就認為可處理好經濟運行的動力問題。金融危機沖擊下，在一線承擔決策責任的一些領袖人物發(fā)出了這樣的疑問：為什么沒有經濟學家稍微清晰一點地對我們做出預警？相關的反思中，首先要看到已有經濟學理論的不足，應比較直率地指出：主流經濟學的認知框架其實是不對稱的。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存在著一種共同失誤，他們在理論框架里假設了供給環(huán)境，然后更為強調的只是需求端、需求側的深入分析和在這方面形成的政策主張，他們都存在著忽視供給端和供給側的共同問題。
　　僅將“三駕馬車”放在需求側看待，這一認識并不完整。比如，僅從需求側看消費，就帶有過強的靜態(tài)特征和認識局限，許多新消費動力的產生并非因為消費需求發(fā)生了變化，而恰恰是對消費的供給發(fā)生了變化。比如以手機產品為例，在還沒有被發(fā)明出來前，是完全沒有這一塊消費需求存在的。在這種新興產品投放市場后，直接的表現就是供給側變化使需求側產生了相應增量，這僅從需求側無法觀察到。
　　在經濟學中，供給與需求是同時存在的一對關系�？傮w而言，政府的需求管理是總量管理，側重于在反周期概念下，各個年度短期視野內調節(jié)經濟生活中銀根的松和緊、施行總量的刺激或收縮。供給管理則更多地著眼于中長期和全局的發(fā)展后勁，考慮不同角度的結構優(yōu)化，區(qū)別對待、突出重點、兼顧一般、協調匹配等，而且需要引入制度供給問題，把物質生產力要素與人際生產關系變革打通來尋求優(yōu)化方案，顯然，供給管理的復雜程度遠遠高于需求管理。
　　從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和世界金融危機沖擊的實踐來看，我國在“反周期”總量調控為主的需求管理軌道上，繼續(xù)可用的調控手段和作用空間已明顯受限，僅以短中期調控為眼界的需求管理已不能適應客觀需要，亟須注重在整個經濟體系的供給側，如何組織實施政府“理性的供給管理”。
　　當前，按照“新常態(tài)”概念看，經濟運行中“新”顯然已明朗化，但是“�！边�沒有實現，需要在運行中完成探底，在整個經濟企穩(wěn)后對接“增長質量提升”境界，而且盡可能長久地形成中高速增長平臺。為了處理好新階段“動力機制轉換和優(yōu)化”問題，需要考慮“怎么促使微觀經濟主體潛力和活力充分釋放”，需要建構經濟增長的新動力機制。
　　在傳統(tǒng)的需求管理還有一定作用和優(yōu)化提升空間的同時，我們迫切需要以創(chuàng)造新供給來引領釋放新需求，通過著力改善供給環(huán)境、優(yōu)化供給側機制，特別是通過改進制度供給，大力激發(fā)微觀經濟主體活力，構建、塑造和強化我國經濟長期穩(wěn)定發(fā)展的新動力。
　　我所在的中國新供給經濟學研究群體已努力進行了多年的供給側研究。我們認為中國最根本的改革開放大政方針下的轉軌，首先是作為一種制度供給，支持了前30多年所取得的成就，但進一步深化改革的任務又異常艱巨。當前，我國經濟仍面臨嚴重的供給約束和供給抑制，是我們在改革深化中所必須解決的、實質性供給側創(chuàng)新的“攻堅克難”。
　　003004支持經濟增長特別是長期增長的要素，所謂“動力源”，在理論上分析主要是五個方面：勞動力，土地和自然資源，資本，科技創(chuàng)新，制度。主要的國際經驗都表明，各個經濟體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之前，前面三項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容易比較多地生成和體現出來。一般經濟體在發(fā)展過程的初期與“起飛”階段中，強調所謂“要素投入驅動”、體現為粗放發(fā)展，是和這有關的。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之后，后面兩項即科技創(chuàng)新、制度方面，可能形成的貢獻會更大，而且極為關鍵。時下熱議的所謂“全要素生產率”，主要就是指后面這兩項能夠給予的新支撐。
　　所以，中國新時期的增長動力構建，實際上是工業(yè)化、城鎮(zhèn)化、市場化、國際化、信息化，加上政治文明概念下的民主法治化發(fā)展過程中經濟生活供給側的五大要素，需合乎規(guī)律地優(yōu)化形成升級版的混合動力體系。結合我國實際情況，這幾大要素都存在明顯的供給約束和供給抑制，需要通過全面的制度改革化解制約，特別是使后兩項要素更多貢獻出對前三項要素的動力替代效應，進一步釋放經濟社會微觀主體的潛力，提高經濟增長活力，也即所謂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落在提升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上。
　　作為一個轉軌中的發(fā)展中大國，我們要追求“追趕—趕超”、后來居上的現代化。過去我們更多依靠“后發(fā)優(yōu)勢”，現在必須努力轉為更多地爭取供給側發(fā)力的“先發(fā)優(yōu)勢”，這樣一個大思路定位必然是守正出奇，即在充分尊重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總體決定性作用的同時，要在政府履行職能方面有意識地把總量型需求管理與結構型供給管理相互結合，特別是把理性供給管理作為“十三五”規(guī)劃及中長期中國經濟升級發(fā)展、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內在要求和重要組成部分，并緊密結合“有效制度供給”這一改革的關鍵。
　　經濟學是一門與實踐密不可分的致用學科，新供給經濟學是在中國本土研究者中抱著“經世濟民”的情懷與追求產生和發(fā)展起來的。我很期待這樣的學術理論研究能夠避免走“空談誤國”的迷途，而實實在在地做到胸懷世界、腳踏實地，在“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的道路上為中國經濟發(fā)展、社會進步服務。本書作為新供給經濟學的簡明讀本，在中信出版社喬衛(wèi)兵副總編及相關工作人員的寶貴支持、共同努力下得以較快面世，在此深表感謝！我與合作者蘇京春博士也衷心期待著在“供給側”改革及相關問題的認識思考與深化研討中，得到各位讀者的指教！
　　結 語
　　“供給側改革”現已成為各方熱議的一個主題詞。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事關我們如何認識、適應并引領經濟增長“新常態(tài)”而對接“全面小康”和“中國夢”這一全局。
　　從概念上講，“需求”和“供給”是經濟社會中相反相成的一對概念，政府的調控職能，就在于怎么樣實現總需求和總供給的動態(tài)平衡。在調控的“技術路線”上，過去就已很清楚地區(qū)分為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而現實生活中經驗比較豐富、比較成熟的主要是需求管理，它屬于總量型，指標是單一可通約的，就是掌握整個市場中的流動性，以對銀根的抽緊或者放松、總需求的抑制或刺激來實施反周期操作。中國改革開放后，特別是鄧小平“南方談話”確立市場經濟目標模式之后，也在這方面積累了相對豐富的反周期的需求管理調控經驗。
　　然而過去中外從理論到實踐，應該講長期忽視了供給管理，雖然必定會有所涉及，但是認識很不系統(tǒng)。過去中國的政策實踐中已多次強調過“定向寬松”，所謂“定向調控”，這說的是什么？絕對不是講需求管理，而是屬于供給管理的命題。供給管理中的結構特征是非常鮮明的，指標復雜得多，絕對不是需求管理中單一貨幣供應量值和有效需求量值的指標，涉及各種各樣的結構問題和區(qū)別對待、突出重點、兼顧一般的權衡問題。盡管理論界過去的分析認識還相當薄弱，但可觀察到的調控實踐中間的供給管理經驗總結卻不可回避——事實上，美國人在自己的金融創(chuàng)新走過了頭，引發(fā)次貸危機、金融海嘯、最后沖擊全世界的金融危機之后，在應對危機中跳出主流經濟學教科書框架而實行了區(qū)別對待、突出重點的供給管理措施，最關鍵的是運用公共資源對花旗、“兩房”注資，一直走到對實體經濟層面的通用汽車公司注資，極大地扭轉了市場預期，帶來了以后使全局穩(wěn)定下來的走向復蘇的新階段�，F在美國已告別量化寬松，進入了升息軌道。中國這幾年在積極探索貨幣政策的所謂總量型政策工具的結構化運用方面，也體現了過去需求管理所不能夠解釋的政策要點，財政政策方面更是不得不特別注重和多次強調結構優(yōu)化問題。
　　從基本原理來說，需求是經濟生活中的原生動力，但供給側對需求側的響應機制及其特征，卻恰恰才是劃分經濟發(fā)展的不同階段、不同時代的決定性因素。以供給側視角看人類社會發(fā)展，從人與物關系形成的生產力角度和人與人關系形成的生產關系角度，都可以合乎邏輯地看出，實際上人類社會一步步發(fā)展起來，就是在人必然有的需求要得到滿足這樣一個原生動力之下，在供給側會不斷對需求做出響應，而這種響應機制必然在創(chuàng)新中間一步步地向前走，也一個臺階一個臺階地往上走。所以一開始人類脫離動物界，是以采集和狩獵為供給特征的最初階段，后來上升到農業(yè)文明、工業(yè)文明，工業(yè)革命后又經歷蒸汽時代、電氣時代、自動化機械時代，而現在我們是處于信息革命的高新技術時代，是以互聯網為標志的新產業(yè)革命時代，這都是供給側的創(chuàng)新，使我們一個一個階段發(fā)展起來。生產力的特征和根本上由它決定的生產關系特征，依學理分析，都是發(fā)生在供給側，生產力里面的勞動力、勞動對象和勞動工具，都是供給體系中不同要素的結構性劃分，更有現實生活中的產業(yè)結構、區(qū)域結構、組織結構等等——我們必須處理好諸如此類的結構問題，而生產關系，更是所謂結構性改革要處理的制度供給如何有效與優(yōu)化的問題。
　　對于中國來說，作為轉軌的經濟體，要實現現代化，關鍵的供給首先就是制度供給，改革就是要解決以“生產關系的自我革命”解放生產力的問題。我們過去在需求管理中有“三駕馬車”這樣的認識，其一定意義上的積極貢獻，就是把需求這個總量型管理問題開始結構化了，但是結構化的邏輯在需求側無法展開和完成，必然要傳導、轉移到供給側，并完成供給機制和整個供給體系構建問題。過去人們一向注重需求管理，所內含的理論假設是供給側環(huán)境為完全競爭，由市場自發(fā)解決結構問題，但恰恰實際生活表明，完全競爭理論假設在現實中必須做矯正還原，考慮不完全競爭的市場中怎樣理性地加上政府的結構優(yōu)化政策措施，以合理促進資源配置優(yōu)化——這一新認識框架客觀上所要求的，總體而言，是既避免市場失靈也要遏制政府失靈，這當然就復雜得多。新供給經濟學的理論創(chuàng)新努力，是在供給側打通物質生產力和人際生產關系的視角，把制度創(chuàng)新、管理創(chuàng)新、技術創(chuàng)新的互動與結合處理好——中國現在最主要的發(fā)展理念、排在第一動力位置的創(chuàng)新驅動，實際上就是要把制度創(chuàng)新、管理創(chuàng)新、技術創(chuàng)新相結合，而三層互動里面最關鍵的，是要把握好以制度供給為龍頭的全面改革階段的攻堅克難。
　　當下中國的供給側改革概念，直接對應了對現在的“新已明朗、常未實現”的新常態(tài)怎么樣認識、適應和引領的問題。在這個引領方面，我們主觀可為的有統(tǒng)領意義的事項，是黨的十八大以后，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五中全會一路走來，依據最高決策所要求的全面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和體系化的現代發(fā)展理念，如何通過供給側創(chuàng)新為主的系統(tǒng)工程實現新一輪生產力的解放。所以，從基本、核心的理念上講，所謂供給側改革，實際上強調的就是改革為統(tǒng)領、結構優(yōu)化為著眼點、使供給體系質量效益提升、在深化改革中解放生產力的系統(tǒng)工程。經濟增長中間“中高速”的直觀表現到底是7%左右，還是6��5%左右，不是關鍵——雖然“十三五”規(guī)劃期間需要年均GDP增速6��52%以上，才能對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指標，但真正關鍵的是在底線守住的時候，還一定要追求經濟增長質量提高，還要形成長期發(fā)展的后勁。這樣的供給側視角，又明顯不同于需求管理的年度短中期視角，必然追求短期與中長期的銜接、追求實現長期的戰(zhàn)略性的目標。所以我們認為，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決策層的精神實質，是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同時，還必須使三中全會以來部署的頂層規(guī)劃中的改革任務，取得決定性成果——換句話說，相對容易實現的全面小康，如不匹配上全面改革取得決定性成果，這個全面小康的價值會大打折扣，因為全面小康只是中國夢實現過程的一個節(jié)點，關鍵在于形成后面的可持續(xù)性和發(fā)展后勁。
　　以上這些應屬于對中國供給側改革的基本理解。具體分析有更豐富得多的內容：本書中我們已說明，供給側至少有五大要素，即勞動力、土地和土地代表的自然資源、資本、科技創(chuàng)新、管理與制度。對這五大要素，國際經驗分析和中國實踐都可以認證，在一個經濟體的起飛階段，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以前的發(fā)展過程中間，前面三項更容易體現出支撐力，更容易發(fā)揮動力作用——中國就是這樣：一旦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經濟建設為中心，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形成的低廉勞動成本一直支持我們發(fā)展到世界工廠；傳統(tǒng)體制下土地資源開發(fā)沒有與市場對接，而一旦對接，無價變有價，低價變高價，物質利益驅動下，展現了生機勃勃、生龍活虎的發(fā)展進程；再看資金與資本，原來我們自己嚴重匱乏，靠引進外資，同時帶來了管理和技術，于是支撐了我們的發(fā)展，使民間資本完成原始積累以后又迅速雄厚起來，現在規(guī)模已相當可觀——但這些在后來又迎來了一系列挑戰(zhàn)：勞動力方面現在看到了原來的人口紅利迅速消失，變成招工難、用工貴、民工荒，勞動成本不斷升高——這表明中國的人均收入提高過程中低端勞動者收入這幾年比總體提高得更快一些，正面說是好事，但負面說，同時必須注意到這也就是我們原來一個重要的相對優(yōu)勢的喪失，因而我們的傳統(tǒng)制造業(yè)不得不往外轉移。與此同時，地方政府“土地財政”問題、擴大建成區(qū)的征地拆遷補償等方面越來越多的問題，以及自然資源粗放使用已不可持續(xù)的問題等等接踵而來，在這前面兩項因素的支撐力明顯下滑的同時，現在中國資本運用的突出問題變成了大量資本在尋找什么是合適的投資對象，常規(guī)投資項目的邊際收益遞減已經普遍化地擺在我們面前。所以要引領新常態(tài)，我們必須更多地打后兩項的主意：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從鄧小平的判斷到我們的學理論證，都可知科技是以走創(chuàng)新型道路產生生產力乘數效應的供給側最重要動力來源之一；同時中國特別要以制度方面的變革，打開千千萬萬的企業(yè)、事業(yè)單位科技人員聰明才智與潛力活力釋放的空間，這是中國最主要的“最大制度紅利”命題。從這個意義來講，制度這個要素甚至要高于技術。總之，五大要素后面這兩項的文章，要全力做好做足，以新的動力體系支持我們沖破一系列供給約束、供給抑制——這就是供給側改革所追求的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和生產力整體躍升新境界，是支持我們在實現“全面小康”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終實現偉大民族復興“中國夢”的最關鍵的動力機制。
　　在研究過程中，我們最為深刻的體會，是經濟學“理論密切聯系實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新供給經濟學是在中國本土研究者所抱有的家國情懷與創(chuàng)新追求中產生和發(fā)展起來的，致力于不負時代呼喚而有所作為，實實在在地做到胸懷世界、腳踏實地，在“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的道路上以有質量的學術研究為中國與世界的經濟發(fā)展、社會進步服務�；�于這樣情懷創(chuàng)立的新供給經濟學，其理論框架和相關研究遠非完美，而且就“供給側”改革所針對的結構性問題，放眼中國經濟發(fā)展的中長期，尚有太多復雜問題有待深入研究。盡管如此，我們仍欣慰地看得見現有研究成果對中國科學決策已形成的參考價值，以及世界范圍內經濟學者對其的關注與研討。我們期待著懷抱“經世濟民”情懷的新供給經濟學研究群體以及學界所有有志、有識之士，能夠在合作研討中繼續(xù)將經濟學研究推向更深入的層面和更具“學以致用”水準的境界，努力實現更多更好地為經濟發(fā)展與社會進步服務的夙愿。附錄1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
　　附錄1 關于新供給經濟學五問五答
　　2015年11月召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11次會議，首次提出“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些年，你一直在研究、倡導新供給，我們很想知道，你個人如何看待此事？
　　賈康：應該說，這次會議提出“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樣的概念，不僅對于作為研究者的我個人，而且對于我國的新供給經濟學研究群體來說，都具有特殊意義。
　　客觀上，這當然也是對于新供給研究群體多年來研究努力的一次充分肯定，和今后進一步深化研究的重要指導，新供給群體理應更加努力地做好智庫研究工作。
　　2011年初，你和其他六位學者發(fā)起成立了“新供給經濟學研究小組”，開始探究、構建新型經濟理論。當初你們的動議是什么？為什么會想到研究供給？
　　賈康：當時，中國在應對世界金融危機中的表現和經濟率先回升的成績，引起全世界矚目。而與此同時，關于中國特色的經濟社會發(fā)展道路的思考，以及深入研究全面深化體制改革的頂層設計與總體規(guī)劃的現實要求，也成為思想界的熱點。
　　20世紀至今波瀾壯闊的世界與中國經濟社會的發(fā)展實踐，帶給我們豐富的啟示和一系列亟應正視的經濟學研究課題。我們認為，在世界金融危機發(fā)生后對于經濟學理論和調控經驗的反思中，從宏觀經濟“需求管理”的局限性與“供給管理”的必要性引發(fā)的相關認識，具有不可忽視的理論創(chuàng)新內涵和重大現實意義。
　　我國未來的發(fā)展將面臨來自內部和外部兩方面的減速壓力，經濟可持續(xù)快速發(fā)展的難度顯著加大。
　　從內部因素看，高速增長是后發(fā)經濟體在特定追趕時期的一種增長形態(tài)，隨著與前沿國家技術差距和其他相關要素、機制差別的縮小，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將規(guī)律性地向成熟經濟體的水平逐步收斂。這種意義上的收斂雖然將橫跨較長時期，但增長速度由峰值水平轉折性地回落，已經開始表現為走向“新常態(tài)”。
　　從外部因素看，自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爆發(fā)以來，盡管美國、歐洲、日本等經濟體采取了以寬松貨幣政策為核心的宏觀經濟政策，歷經數年雖然在局部及個別時段有一些積極信號，但總體形勢依然復雜嚴峻。這一方面表明，歐美近幾十年的主流經濟學派專注于從需求側入手調控經濟的思路已面臨步入窮途的窘境，需要深入反思；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國以歐美日的需求帶動出口，進而帶動經濟順利增長的模式，在可預見的未來將不可持續(xù)。
　　增長速度回落時期既有嚴峻挑戰(zhàn)和風險，也蘊藏著重大的機遇。一方面，倘若不能正確認識潛在增長率的應有水平，而一味通過政策刺激追求經濟高速增長，則很可能重蹈日本泡沫經濟的覆轍，導致經濟大起大落，特別是這一過程還可能與矛盾凸顯期的“中等收入陷阱”式風險疊加。
　　另一方面，更要看到這個時期，尤其是未來十年，中國所面臨的重大歷史機遇和所具備的巨大發(fā)展?jié)摿�、韌性和回旋余地，仍與供給方面的特殊國情、特定轉軌、特色化結構變遷有關，即以生產關系的自我調整繼續(xù)解放生產力，以體制改革促進結構優(yōu)化和經濟發(fā)展方式轉變，充分釋放制度供給潛力，進一步激發(fā)全體社會成員參與發(fā)展進程的活力，在中等收入階段培育起以創(chuàng)新為龍頭的接續(xù)增長動力，繼續(xù)促進全要素生產率穩(wěn)步而持續(xù)地提升。
　　沒有洞悉規(guī)律、“對癥下藥”的經濟理論做指導，就不能保證正確的改革路徑。改革是人心所向，但怎樣改革成功，在很大程度上緣于較充分的理論準備。為此，我們認為中國應該構建促進“解放和發(fā)展生產力”、促進總供需平衡和結構優(yōu)化、增長方式轉變的“新供給經濟學”，并作為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以來提出的戰(zhàn)略部署，指導中國未來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經濟理論創(chuàng)新貢獻。
　　因此，我們組建研究團隊，并提出“新供給經濟學”，目的就在于構建著重從供給側發(fā)展實體經濟、促進就業(yè)的核心理念和政策取向，期望我們的研究不僅對中國有重要意義，對促進亞非拉發(fā)展和歐美走出危機也有積極意義。
　　2013年，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成立。這是不是意味著你們的研究得到了更廣泛的認可和支持？
　　賈康：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是由我和白重恩、王慶等12位學者發(fā)起設立、經政府管理部門批準成立于2013年9月的民間智庫組織，現任理事長為民生銀行洪崎董事長。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所長姚余棟、民生銀行研究院院長黃劍輝等都是研究骨干。研究院旨在推進“以改革為核心的新供給經濟學”的研究，秉承“求真務實融合古今，開放包容貫通中西”的精神，基于全球視野和時代責任感，以“責任、專業(yè)、團結、創(chuàng)新”為文化，以“人才是核心，研究是基礎，社會效益是追求”為理念，踐行勤勉奮進的“梅花精神”和開放包容的“牡丹精神”，打造學習型組織和創(chuàng)新型團隊，通過構建跨界合作的“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努力建設具有高學術品位和社會影響力的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已有百余位經濟學家、實業(yè)家、金融界精英和媒體人士加盟的新供給研究院的研究團隊，通過新供給雙周學術研討會、《中國2049戰(zhàn)略》圓桌、新供給金融圓桌以及新供給年度重點課題研究等活動，致力于經濟學理論的不斷發(fā)展創(chuàng)新，對中國改革開放予以理論闡釋和提出積極建言，持續(xù)推動中國經濟改革和發(fā)展實踐，為中國和世界經濟繁榮和社會進步竭盡所能。
　　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兩年多來的發(fā)展中，一方面體會到社會各界對新供給研究的認可和支持，另一方面也成為中國新供給經濟學研究的重要平臺和支點，聚合各方面的資源共同努力，促進新供給經濟學的研究邁上更高臺階。
　　除了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外，國內還有哪些主要的新供給學派學者？你們之間是如何互動的？有無分歧？
　　賈康：目前，“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已經通過論壇成員、特邀研究員等方式，聚攏了除我們新供給研究小組早期七位專家之外，包括決策機構、知名高校及智庫學者、金融機構首席經濟學家、投資機構負責人等在內的諸多學者，總人數已經超過百人的規(guī)模。較早提出“新供給主義”的萬博經濟研究院院長滕泰也是我們的成員。
　　我們通過新供給研究院和論壇等開放平臺，以公開討論、郵件溝通、微信群交流等多種形式交流互動，還不定期出版成員研究成果形成的文集，通過各種渠道進行開放式的討論和學術活動。
　　這個平臺在過去的兩年多里顯示出較好的凝聚力，也產生了許多很有價值的成果。同時，由于大家基本上都接受新供給經濟學的創(chuàng)新方向和主要思路，因此可以說并不存在根本上、理念上的分歧，但不排斥學術觀點上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樣也能夠更好地推動新供給經濟學的研究發(fā)展。
　　這些年，你們是如何與高層互動并最終影響到高層決策的？
　　賈康：我們新供給經濟學研究群體成立以來，基于努力深化的基礎理論研究，一直強調理論密切聯系實際，主動向中央決策層、各主要部門上報研究成果，同時在公眾媒體、學術期刊上發(fā)表相關文章。在研究院成立以后，保持每月至少舉辦一到兩場公開的研討會，通過公眾渠道發(fā)出我們的研究信息和呼吁。我們還有“新供給”書系的多本著作陸續(xù)出版。
　　我們深知自己的努力和研究不是為創(chuàng)新而創(chuàng)新，決非急功近利和浮躁之舉，而是為了適應時代發(fā)展的客觀需要和恪盡研究者應盡的社會責任，同時也對已有的和將有的研究成果的質量抱有信心。所以，我們的成果與主張如能為決策的優(yōu)化起到一些參考作用，是合乎邏輯的，也是令人欣慰的。當然我們的力量畢竟有限，只是希望起到研究者的建設性促進作用，堅持不懈地為改革發(fā)展和現代化偉業(yè)添磚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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