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學生時代的兩次闖禍 一張大字報的風波 我于1957年9月考入復旦大學，那年十八歲。
　　1957年復旦歷史系招生數(shù)是一百人。因1956年國家提 出“向科學進軍”，一大批調(diào)干生進來。從1953年開 始，凡是國營企業(yè)、事業(yè)單位和機關(guān)、團體以及中國 人民解放軍系統(tǒng)的正式職工，經(jīng)組織上調(diào)派學習，或 經(jīng)本人申請組織批準離職報考中等專業(yè)學校和高等學 校的，均稱調(diào)干生。我們那個班的調(diào)干生特別多。還 有一些原先學俄語的也轉(zhuǎn)到這里來。一百個學生沒有 分班，—道上課。到畢業(yè)時只有八十多個學生了，有 些走了，有些去世了，有些是因為身體不好。調(diào)干生 大部分是讀到畢業(yè)的。調(diào)干生上學的條件主要是出身 好、表現(xiàn)好、領(lǐng)導信任，至于其文化基礎是不重要的 。后來我們學校、系里的不少領(lǐng)導干部，包括年級學 生會、系學生會、校學生會的干部，都出自我們班上 的調(diào)干生。我們班留在系里的，一個是近代史的王知 常，一個是古代史的樊樹志，是作為教師留下來的， 留下來的做政治工作的叫朱劍良、鮑懷崇、尤垂壩， 他們原來是校、系學生會主席及年級黨支部副書記。
　　歷史地理研究室留下來做資料工作的是鄭寶恒。還有 讀研究生的許道勛、趙克堯。
　　從1957年到1962年，對于我們國家而言，是很不 尋常的時期。五七年反右，五八年大躍進，然后是三 年困難時期。我們那一屆學生，一進來就遇到反右斗 爭。那時，高潮雖然已經(jīng)過去，但還沒有結(jié)束，還在 繼續(xù)。歷史系是重點。我進校時，王造時、陳仁炳、 張蔭桐等教授已經(jīng)是右派，被打倒了。學生中右派不 少。這個斗爭過去以后，上課還是比較正常的。大躍 進運動起來以后，教學工作就受到嚴重影響。主要有 三方面：一是學生到工廠勞動，我們是到大中華橡膠 廠；二是在學校里，批判資產(chǎn)階級個人主義，批判資 產(chǎn)階級學術(shù)權(quán)威；三是學生編書。所以，五八年上課 就比較少。有一段時間，基本不上課，偏激地認為不 要講中國史、世界史了，只要講毛澤東論中國史、馬 恩列斯論中國就夠了。到了五九年，恢復了一段時間 ，六O年以后，上課就比較正常了。
　　大躍進時，大煉鋼鐵，我們都參加的。在大中華 橡膠廠勞動了好幾個月，學生全部都下工廠。我們基 本上做輔助工，跟著工人打下手，有一部分是做輪胎 ，三班倒。大中華橡膠廠在衡山路，上海唱片廠旁邊 ，現(xiàn)在已經(jīng)拆除了，現(xiàn)在那里是徐家匯綠地。大煉鋼 鐵最高潮時期，我們又到中山西路那邊，燒水泥，一 大筐，一大筐，大概三百斤重的石頭，抬上去，把它 燒成水泥。燒出來的水泥，即土水泥，能用嗎？說不 上。我們是那里的主要勞動力。到那里去的，有我一 個，趙克堯一個，許道勛一個。我們幾個在水泥廠， 整天都在抬大筐。那段時間，我們還被抽出來，即在 水泥廠下班后，到徐匯區(qū)政府大煉鋼鐵。就在區(qū)政府 院子里，造了一個小高爐。那地方在徐匯中學旁邊， 也就是原來上海社科院歷史所旁邊，現(xiàn)在已經(jīng)沒有了 。那時，我們對徐家匯非常熟，因為我們宿舍就在宛 平路上。我們在那里差不多半年時間，是指導員和我 們一道去的。
　　我們那時都是滿腔熱血，上面的安排，大家都去 做。問題是，那樣燒出來的是不是鋼鐵？我們也弄不 清楚。那時，上上下下，全國到處熱火朝天。在復旦 大學，學校要造物理大樓，我們就去當小工。那是六 〇年。我們的工作是拌水泥，拌三合土，一包一包水 泥，一筐一筐黃沙，和石子一起倒下去，拌！、每天 都干這活。最冷的時候，在那里干，打赤膊，穿一個 大背心。我們的速度甚至超過機器，超過攪拌機攪拌 的速度。所以，物理樓的建造，有我們很多的汗水。
　　物理樓現(xiàn)在還在，就是一進校門正對著的那幢樓。做 這些工作的時候，大家都滿腔熱情，積極性非常高。
　　那段時間，包括我自己，都熱衷于烏托邦，特別忘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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