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2013年合訂本（套裝上下冊）》：
　　一個人的時光機
　　“七十年代”就成了這樣一部時光機器，只允許人們在其中往返輸送他們的個人回憶，他們并不打算為歷史代言，他們只是一個一個的個體，個人書寫與歷史書寫相比，就像花絮一樣，零星地、碎片地、偶然地、特殊地、細小地、有限地、短暫地拼貼在一起，這些片段組合有一個共同的標題，于是就有了一本書——《七十年代》。
　　也許，只有當代中國人最為看重年份與代際的差異——可能是因為現代歷史的短暫，基于對此種差異的敏感，開啟了有關記憶、經驗、個人，乃至國家與政治爭論的話題，人們從這至關重要的差異出發(fā)，形成了內在于自身經驗的問題探討方式。關于“文革”，一九七六年的“公審”似乎已經有了一個了斷，但“文革史”怎么寫，這不單純是歷史學家的問題。彼時的“文革”，尤其當年那些年輕的親歷者們還活著，陳丹青先生說得好，“幸虧年輕“，熬過來了，好，談論自己總是理所當然的，正如今天的人們在微博上展示自己的私人生活一樣，為存在的跡象立個證據。
　　，這是最低限度的告白，《七十年代》所邀約的作者只對自己的記憶負責0這些一個一個的作者，也許因性格、氣質、境遇乃至年齡的細微差別，說出的故事，書寫的角度，感觸的切入點，描畫的記憶片段也有所不同，就會發(fā)現：回憶本身的近乎生理性的蠻橫力量，穿透有關時代的理性判斷，在某個瞬間，七十年代可以是浪漫的，可以是悲壯的，可以是文藝的，可以是荒誕的。正因為未來是不可測度的，此時此刻的激情，被貪婪地吞咽，并滋養(yǎng)著無望的青春。一個高度政治化的時代，一旦超出了理性的規(guī)范，魔幻現實就會修改正常人的感知系統(tǒng)，屈辱、苦難、悲慘、暴力、血腥，目睹的一切，缺乏一個可參照的評價系統(tǒng)——比如人道主義。不是麻木，而是這一切成為虛無存在的一部分，毀滅感才如此公平地統(tǒng)攝著每個人的生活，包括位高權重者。殘暴是對事實的判斷，殘暴的屬性并不來自事實本身，判斷力的形成需要的是一個社會的政治、文化氛圍的熏染，以及傳統(tǒng)底色的烘托。年輕；在那個年代，不是作為主動的抵抗，不是意識層面的個性主張，看來完全受惠于動物式的生長機能，并正好處在社會權力結構的邊緣位置。在喪失了整體秩序的生存環(huán)境中，生存之壓力反而被消解了，所以，“劫難”之于他們，是長輩們的事情，而家庭，在這代人的成長記憶中，不過僅僅是個吃飯和睡覺的地方，倫理紐帶完全失效，“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孩子無從知曉具體的父愛母愛。時光中的閑暇與受荷爾蒙支配的盲動所產生的化合反應，并不在于一個具體的個人的人生規(guī)劃，反而奇怪地合成出另外一種自由，在所有人的回憶中，恐懼居然沒有任何位置，沒有任何人有所提及，也許本來就一無所有，沒有人擔心會失去什么。
　　同樣，也沒有懷疑，但往往正是某種思想上的堅定，成為一種罪。和遇羅錦關在一個牢房的許成鋼，關心的是如何建立起社會主義的經濟體系及理論，、因為堅定不是盲從，與求真相關，社會主義的“真”在那個時代與所有權一起屬于國家權力，即真理的解釋權與所有權不在個人，當時年僅二十來歲的許成鋼意識到了自己真正的“罪”，是思想之罪。幸存下來的許成鋼，終于放棄理論野心，轉向了對技術知識的狂熱學習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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