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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法學著作文獻整體觀察，與民法、刑法或行政法等領域相比較，法理學、法律哲學專著的數(shù)量相當少。在翻譯方面，幾十年來絕大多數(shù)的法律譯著來自英文著作。雖然中國臺灣的法律深受德國影響，但直接由德文法律著作翻譯的書籍并不多見，法律哲學方面更是絕無僅有。

對這四種方法程序的解說
1.演繹（導出）是從規(guī)則推論到案件。它是法官，甚至所有適用或發(fā)現(xiàn)法律之人的思維方式。在演繹，整個推論都是確定的。因為推論只有在它是從規(guī)則（普遍）開始時，才是確定的，所以演繹是個別確定的推論（這涉及依照barbara公式所作的三段論法）。演繹推論因而是必然的，但它只是分析的，并未擴展我們的認識。圖中也顯示出，其他的思維操作，特別是將案件與規(guī)范等同處置的思維操作，都發(fā)生在演繹的法律適用、包攝之前，這種等置操作不具有演繹的性格，也不是分析的，而是綜合的；“新的”事物是隱藏在每一次的法律適用的時候。
然而，精明的法律人常不反思這種行為，因為這在例行性案件中是自明之理，所以他們想到是“只要”去包攝就可以了（在大學課程的案例中，常常只有告知和有疑問的規(guī)范相關的重要事實，至于等同或不等同處置則已經(jīng)先作成判斷了，因而在案例中只要檢視是否可以包攝就行——這實在是一種方法過程中令人遺憾的減縮）。但在聯(lián)邦法院的案件中，鹽酸與武器的等同處置并不是自明的。在能夠包攝之前，先必須完全明確地進行等同處置的工作。由此顯示出（卻未被意識到的），演繹（包攝）只是表明了法律發(fā)現(xiàn)的最后環(huán)節(jié)，某程度而言，是“拿個例子來作（分析的）測試”而已。而且特別清楚的是，將（實踐）科學限制在演繹是不可行的，即使演繹對每個科學都是不可或缺的。
然而很多人還是認為，科學因著科學性的緣故，必須局限在三段論法及陳述邏輯上，如波普爾及科赫、紐曼（Koch/Rupmann）。與此相符的，還有主要是新康德學派（拉德布魯赫、凱爾森）所主張的應然與實然的方法二元論，照這個看法，一個應然一直要回溯到另一個（較高的）應然，而不是存有物上。
如果能夠這樣純粹演繹地發(fā)現(xiàn)法律的話，那么事實上對每個法律問題都永遠只有一個正確的回答。然而，若不借助德沃金所說的大力士海格力斯的神力，這是不可能的事。至少在規(guī)范的科學中只用演繹就行不通，一如已經(jīng)多次強調(diào)過的。這是一種不充分考慮現(xiàn)實世界的，單方面的規(guī)范思考方式（在凱爾森那里可以找到這種極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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