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場》校訂記
　　章海寧
　　《生死場》是蕭紅的成名作，也是20世紀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經(jīng)典之一。閱讀蕭紅，如果繞開《生死場》，是不能算讀懂蕭紅的。
　　上世紀70年代，早在葛浩文先生的英文本《蕭紅傳》出版之前，夏志清先生便評價蕭紅的《生死場》，“將中國古老農(nóng)村刻劃之深刻，實在勝過魯迅的《吶喊》、《彷徨》�！毕南壬鷮⑹捈t的《生死場》和《呼蘭河傳》并提，認為它們都是“了不起的作品”。[1]這樣的評價，雖然不是出現(xiàn)在夏先生的《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中，但也足以讓中國讀者感到驚訝。
　　蕭紅創(chuàng)作完成《生死場》時只有23歲，當初她給這部小說命名為《麥場》。《麥場》共17章，其前兩章發(fā)表在哈爾濱《國際協(xié)報》的副刊上（簡稱“初刊本”）。[2]1934 年6月，因《跋涉》被偽滿當局查禁引發(fā)的恐慌，蕭紅、蕭軍出走青島。在青島，蕭紅編輯《新女性周刊》之余，大部分時間用于續(xù)寫《麥場》，同年9月9日，《麥場》完稿。蕭紅曾把《麥場》的片段朗誦給同在《青島晨報》工作的梅林聽，梅林感覺蕭紅的筆觸“清麗纖細大膽，好像一首牧歌”，但小說的結(jié)構(gòu)“缺少有機的聯(lián)系”。[3]與魯迅通信后，二蕭將《麥場》的復(fù)寫稿連同他們的第一部文集《跋涉》一起寄給了魯迅。魯迅對《麥場》的出版傾注了全力，先是將稿子投給生活書店，當局的書報檢查委員審查了半年沒有通過。魯迅又將書稿轉(zhuǎn)到《文學》雜志，希望它能在《文學》上連載，但《文學》不愿意冒險，因為《麥場》寫到了東北民眾的抗日，在當時，抗日的言論是被當局明令禁止的。魯迅還不甘心，再將它轉(zhuǎn)到黎明書店，期待它有一線的生機，結(jié)局同樣令人失望。此路不通，只能另辟蹊徑。一次飯局上，葉紫、蕭紅、蕭軍想成立一個“奴隸社”，自行印刷自己的作品。魯迅對這個想法很贊同，分別給葉紫和蕭軍的書寫了序。待蕭紅的《麥場》出版時，魯迅改讓胡風作序，但蕭紅反對，魯迅只好另寫一篇序言，胡風寫好的序言改作《讀后記》。根據(jù)胡風的建議，《麥場》改名為《生死場》，1935年12月24日，“奴隸社”以“容光書局”的名義，在上海自費出版（簡稱“初版”）�！渡�死場》的出版，在當時的上海引起了不小的轟動，一年內(nèi)6版，至蕭紅離世前，已出11版。即使在抗戰(zhàn)勝利以后，《生死場》也一直暢銷，大連文化界民主建設(shè)協(xié)進會、生活書店、魯迅文化出版社、東北書店等多家出版單位重印此書。甚至它還被改編成連環(huán)畫[4]。應(yīng)該說，《生死場》是一次極為成功的出版策劃，文豪魯迅的序言、著名左翼文學評論家胡風的評論、文學新銳蕭紅的“越軌”的文字使這本新書賣點十足。魯迅多次向蕭紅索書轉(zhuǎn)贈友人，在當年的江浙和北平，還出現(xiàn)了盜版的《生死場》，該書的影響可見一斑。蕭紅憑借《生死場》躋身上海灘名作家行列，這是她人生的重要轉(zhuǎn)折。如果沒有《生死場》，蕭紅能否被上海文學界接納尚未可知。
　　像《生死場》這樣一部經(jīng)典，因為語言的變遷，閱讀者與創(chuàng)作者身份、文化、認知等方面的差異，閱讀的感受會千差萬別。即使在專業(yè)的文學批評家那里，也同樣如此。
　　魯迅在評價《生死場》說，“這自然不過是略圖，敘事和寫景，勝于人物的描寫，然而北方人民的對于生的堅強，對于死的掙扎，卻往往已經(jīng)力透紙背；女性作者的細致的觀察和越軌的筆致，又增加不少明麗和新鮮。”[5]魯迅認為蕭紅對北方土地上掙扎著的人群的描寫是“力透紙背”的，他稱蕭紅的文字有“細致的觀察”和“越軌的筆致”。胡風對“力透紙背”作了進一步的闡釋，胡風認為，這部小說最重要的地方揭示生殖與死亡的意義�！昂�糊涂涂的生殖，亂七八糟的死亡”，“勤勤苦苦地蠕動在自然和兩只腳的暴君底威力下面”，[6]所以他將小說命名為《生死場》。對走投無路的抗日民眾的描寫，胡風也很欣賞，既“看到了女性的纖細”，也看到了“非女性的豪邁”。在這些方面，魯迅與胡風的看法是大致相同的。魯迅和胡風在《生死場》的人物描寫方面都對蕭紅對提出了批評，魯迅委婉地說《生死場》“敘事和寫景，勝于人物的描寫”；胡風說，“在人物底描寫里面，綜合的想象和加工非常不夠�！盵7]胡風還批評蕭紅“對于題材的組織力不夠，全篇現(xiàn)得是一些散漫的素描，感不到向著中心的發(fā)展，不能使讀者得到應(yīng)該得到的緊張的迫力”。[8]對《生死場》的“語法句法”，胡風認為它“太特別了”，并且認為產(chǎn)生這種印象的重要的原因是“對于修辭的錘煉不夠”。[9]魯迅和胡風的評價，長期以來形成了一種對《生死場》的閱讀定勢�？陀^地說，魯迅和胡風對《生死場》的閱讀是有局限的�！渡�死場》在它問世的近半個世紀里，一直被作為“抗日文學”來閱讀。蕭紅與東北作家群其他作家一樣，都來自淪陷的“滿洲”，由于當時政府對抗日言論的鉗制，國人對失去東北的憤懣之情無處發(fā)泄，而《萬寶山》、《八月的鄉(xiāng)村》、《生死場》等作品恰好滿足了這種閱讀期待。魯迅為《生死場》所作的《序言》強化了讀者對該書“抗日功能”的解讀。而蘊于“抗日”文字之外的諸多意義被有意無意地忽略和屏蔽。其實，該書的三分之二的內(nèi)容與抗日無關(guān)，而是寫東北鄉(xiāng)村極度的物質(zhì)與精神的匱乏，人的生活退化為動物式的生存，而這掙扎的人群描寫的重點是鄉(xiāng)村的女性，如麻面婆、王婆、月英、金枝等，她們的命運，很多時候與自己是否勤勞、美麗沒有多大關(guān)系，除了自然和經(jīng)濟的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她們身邊的男性。她們感受的苦難，與其說是來自“自然的暴君”，還不如說是與她們一起生活的男性。蕭紅在《生死場》中對男權(quán)世界的激烈的批評男性批評家是視而不見的，只有在20世紀90年代，蕭紅的性別批評立場才得到極大的關(guān)注，《生死場》才從“抗日小說”跳出，以另一種面目被讀者重新閱讀。
　　魯迅、胡風包括后來很多的批評家，對《生死場》的結(jié)構(gòu)是持批評的意見。文學批評家摩羅稱《生死場》是一個“斷裂的文本”[10]。這與此前蕭紅研究者葛浩文的觀點相接近。蕭紅為什么要用三分之二的篇幅描寫殘酷的“生、老、病、死輪回”的鄉(xiāng)村女性，難道僅僅是準備“日寇出場的序幕” [11]？答案顯然是否定的。葛浩文在他的《蕭紅傳》出版30多年后，修正了他的看法，“我本來對書中風格和主題的豁然改變表示不滿，以為全書統(tǒng)一性給破壞了。后來我推翻我自己的看法，覺得這種看法忽略了小說后半部的主旨，即描寫當時的女性之如何間接的經(jīng)歷戰(zhàn)爭。”[12]葛浩文從“文本斷裂”跳出來，將蕭紅小說前后的主旨連貫了起來，這是一個了不起的發(fā)現(xi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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