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事件和日常
多年以來我致力于思考和撰寫有關暴力的問題，并且追問這樣一個問題：在塑造我們稱之為“暴力”的這一對象上，人類學起了哪些作用？我在本書中勾勒的圖像好比某種地圖（或者像一個整體的某個片斷），記錄了我的思想歷程，起點始于我第一次意識到自己的思想歷程糾結了各種圍繞暴力而產生出的問題：我的這一思想旅行并非要向前開辟，而是返身回溯，收集語詞和思想，我認為，正是這二者在田野中把“我”和對話者維系在一起。有兩類主要事件扎根于我的民族志和人類學反思中，但是，本書并非在歷史學或精神分析學（它們也可以給出詮釋）的意義上來討論它們。相反，這本書敘述了深深嵌入這些事件之中的那些特定的個人和共同體（communi-ties）的生活，由此，也敘述了事件如何觸及了日常生活，并且如何將自己隱蔽在平常之中。在現(xiàn)象的較大可能性和生活的獨特性這兩個方面上，它記、錄了我的關注點。
經(jīng)過學科訓練，我通過人類學的術語，用所謂的“訪談人”來追問這類問題——不過這本書是對他們的回應——如果說有人把訪談人勾畫成為自己事先想好的問題提供答案，那么，我并不是這樣。本書的任務并非為了使他們的創(chuàng)傷得以昭示天下，我們熟知的對戰(zhàn)后退伍老兵，或重大災難受害者的很多優(yōu)秀研究就采用這種思路。雖然我也扼要地考察了那些論戰(zhàn)，但我把注意力放在了集體和個體之間、體裁和個體對故事情節(jié)構筑之間含糊不清的關系上。因此，我考察以下問題：棲居在世界中是什么意思？如何使世界成為自己的？如何解釋主體的面貌？失去一個世界是什么意思？我們嘗試去找到某種中介來勾勒重大事件之間的關聯(lián)，因為正是這些事件塑造了重大歷史問題和13常生活，那么，可能性和現(xiàn)實性，或現(xiàn)實性和可能的結果之間的關系是什么？我所陳述的這兩個事件——1947年印度分裂以及1984年前總理英迪拉·甘地遇刺，構成了一個歷史時期。在這一時期內，民族國家在印度穩(wěn)固地建立起來，成為共同體形式表達自身的參考框架。同時，淪陷于暴力之中的生命故事亦成為民族紀事的一部分。本書中，有兩個概念在多個章節(jié)中以不同方式糾結在一起，它們是聲音（voice）和13常（everyday）。我從路德維�！ぞS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和斯坦利·卡維爾（Stanley Cavell）的著作里借用了上述概念。此外，本書要探求的另外一層問題是，人類學如何能納入這兩個概念來考察這類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