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天瑜文集》收入了武漢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馮天瑜先生幾十年在文化史學、地域文化、中國傳統(tǒng)文化、歷史文化語義學等領域的最有代表性的學術成果，主要包括《文化史學探略》、《元典精神管窺》、《文化轉型芻議》、《地域文化片論》、《歷史文化語義學發(fā)微》、《隨筆》等部分，共百余篇文章。
馮天瑜，1942年生，武漢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從事中國文化史及湖北地方史志研究，著有《中華文化史》、《中華元典精神》、《張之洞評傳》、《辛亥武昌首義史》、《千歲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國觀察》、《晚清經(jīng)世實學》、《解構專制-明末清縮初“新民本”思想研究》、《“封建”考論》等。時下豐持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近代術語的生成演變與中西曰文化互動研究》。
文化史學探略
即器求道 兼采內外——文化史學的研究對象
中華文化史關鍵詞詮釋（一）
中國·中華民族
中華文化史關鍵詞詮釋（二）
文化·文明·物質文化、制度文化、行為文化、觀念文化
略論中西人文精神
中華文化生態(tài)界說
地理環(huán)境與文化生成
科技文化與人文文化協(xié)調發(fā)展
文化的保守與更革
分宗別源——中國學術流變斷想
解構“專制”
唯物史觀在中國的早期傳播及其遭遇
歷史泡沫下的深沉巨流
評《劍橋中國晚清史》的文化觀
“文明沖突論”辨析
元典精神管窺
經(jīng)史同異論
《中華元典精神》作者獻辭
《中華元典精神》寫作緣起
《元典文化叢書》序
關于“文化重演律”的思考
元典精神的近代轉化
從元典的憂患意識到近代救亡思潮
近代民主主義的民族文化淵源
孫中山對中國傳統(tǒng)倫理的現(xiàn)代詮釋
東亞智慧與現(xiàn)代病療治
對東亞智慧現(xiàn)世意義應持平允態(tài)度
“五倫”、“三綱”分梳說
孔子“輕自然、斥技藝”思想的歷史評價
文化轉型芻議
“沖擊一反應論”與“中國文化本位論”的兩極取向
中國文化現(xiàn)代轉型芻議——兼論現(xiàn)代中國多層級變幸的交叉互疊
[附錄]辯證審視中國傳統(tǒng)思想的近代轉型
從明清之際的早期啟蒙文化到近代新學
《明夷待訪錄》“近代性”考辨
王夫之創(chuàng)見四題
道光咸豐年間的經(jīng)世實學——“古學”通往“新學”的橋梁
試論道咸經(jīng)世派的“睜眼看世界”
《晚清經(jīng)世實學》后記
《“千歲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國觀察》序曲
日本幕府使團所見1862年之上海
張之洞與轉型時代
張之洞從清流黨到洋務派的轉變
張之洞與戊戌維新
兩種近代化方略的論戰(zhàn)——《勸學篇》與《（勸學篇）書后》評析
“變易”與“不易”的二律背反——洋務派“變法”觀芻議
《新青年》民主訴求之特色
地域文化片論
中國文化的地域展開
近世鄂東人文興盛原因簡議
《湖北近三百年學術文化》序
湖北何以成為辛亥革命首義之區(qū)
《辛亥武昌首義史》序
《辛亥武昌首義史》導言
辛亥武昌首義史事考辨五則
《紅安縣志》序
《黃鶴樓志》序
《漢口租界志》序
《中國名城武漢》導言
武漢早期現(xiàn)代化芻議
武漢：中國近代工業(yè)的發(fā)祥地——紀念“漢冶萍公司”百周年
張之洞在湖北的文教興革——兼議武漢大學、湖北圖書館溯源張之洞
李自成歸宿問題研討會學術小結
呈現(xiàn)鄉(xiāng)土社會的真實生活
大禹治水記
龍泉山明楚王墓園修復記
辛亥武昌首義發(fā)難處紀念亭記
歷史文化語義發(fā)微
“歷史文化語義學”芻議
近代新語的創(chuàng)制及其功用
利瑪竇與徐光啟、李之藻：漢譯西洋術語的先驅
人華新教傳教士譯介西學術語述評
日本明治時期“新漢語”的創(chuàng)制與人華
張之洞“游學”、“廣譯”之倡對近代術語的促成
“革命”“共和”：近代政治中堅概念的形成
“科學”：概念的古今轉換與中外對接
“哲學”：漢字文化圈創(chuàng)譯學科名目的范例
“社會”：概念的中西涵化
“經(jīng)濟”：語義轉化的歷史考察
史學術語“封建”誤植考辨
《“封建”考論》題記
嚴復、陳獨秀“封建觀”比較
走出單線直進史觀誤區(qū)——以“中國封建社會”定位為例
序言
隨筆
自從人類站立起來，脫離獸類，在自覺意識支配下從事生產(chǎn)勞動，自然界就被賦予人的意義，出現(xiàn)反映人的意向和活動的世界，“文化”也就開始了它的一發(fā)而不可止歇的生命運動�！吧鐣娜耸莿游镩L期發(fā)展的產(chǎn)物。但是，只有當人不滿足于坐享大自然的賜予，而開始親自生產(chǎn)他所需要的消費品時，人類的文化史才開始了�！雹�
同已有億萬年經(jīng)歷的宇宙自然史相比，人類文化史“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②，但與人的個體生命時間相比，人類文化史則相當悠久，我們今天所擁有的文化，不是驟然降臨的，正所謂“千倉萬箱，非一耕所得；干天之木，非旬日所長”③，它是人類在過去各時代由交互關系與勞動生活所產(chǎn)生的延續(xù)的累積的結果。
文化史的任務便在于綜合考察這一汪洋恣肆的進程，并探究看似白云蒼狗、莫測變幻的文化運動的規(guī)律。
文化既包括人類活動的對象性結果，也包括人在活動中所發(fā)揮的主觀力量和才能，因此，文化史不僅要研究文化的“外化過程”，即人類“開物成務”④，創(chuàng)造各種物化產(chǎn)品，從而改造外部世界，使其不斷“人化”的過程，而且要研究文化的“內化過程”，即文化的“主體”——人自身在創(chuàng)造文化的實踐中不斷被塑造的過程，同時還要研究外化過程與內化過程如何交相滲透，彼此推引，共同促進文化有機整體進步。
因為主體（個體主體和群體主體）居于文化史研究的中心位置，所以，文化史家歷來格外留意于主體色彩鮮明的領域。舉凡人的認知系統(tǒng)、藝術語言文字系統(tǒng)、宗教倫理系統(tǒng)、習俗生活方式系統(tǒng)，尤為文化史家所注目傾心；即使是對那些主體性隱而未彰的領域，如科技器物系統(tǒng)、社會制度系統(tǒng)，文化史家也著力剖視潛伏其間的主體因素的創(chuàng)造作用，以及那些外化了的文化形態(tài)對主體的再造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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