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最初接觸到丹麥作家漢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１８０５—１８７５）的童話，是在三十年代初期我學習英文的時候。那時學英文是用英國出版的課本，里面選有安徒生的童話。我記得那時給我印象最深的一篇是《野天鵝》。童話中的主人公艾麗莎，為了救助她幾位被巫婆皇后坑害了的哥哥所表現(xiàn)出的決心、毅力和勇氣，深深地感動了我。后來我在世界語中又讀到了更多的安徒生的童話。原來世界語的創(chuàng)造者柴門霍夫，為了使他的語言成為文學語言，從而奠定它的牢固基礎，親自譯了許多世界名著，如將《圣經(jīng)》和歌德、普希金、果戈理、海涅、莎士比亞等人的作品譯成世界語，其中也包括他從德文轉譯的安徒生童話全集——即當時他所能收集到的篇章�！逗５呐畠骸愤@篇故事，更觸動了我的心。我一直忘不了“小人魚”的生動形象和她在愛情上所遭到的悲慘結局。

中國抗戰(zhàn)期間，我生活倥傯，再也沒有機會，也沒有心情讀這些作品。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期，我在英國戰(zhàn)時宣傳部工作，向英國人民宣傳中國的抗戰(zhàn)事跡，以配合英國準備開辟歐洲大陸第二戰(zhàn)場的國內(nèi)動員。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我去劍橋大學英王學院研究西方文學，生活變得意外地安靜起來——安靜得使我不時有點寂寞之感。在這種情況下，我又不時翻閱起安徒生的童話來——特別是在夜間感到疲勞的時候。這些童話是最好的排遣，也是一種提神劑，因為我一進入童話人物的生活和感情中去，我的感情也就立時活躍起來了。由此安徒生的國家和人民也引起了我的興趣。一九四六年以后，戰(zhàn)時一度消沉的劍橋大學又變得生氣勃勃起來，因為許多從服兵役中復員的大學生又回到了學校，外國的留學生和學者來到大學的也不少。我在他們中間結識了一些北歐的知識分子，他們在寒暑假期間常常邀請我去他們的國家度假。從一九四七年開始，幾乎每個寒暑假我都去瑞典或丹麥，住在他們的家中。丹麥我去的次數(shù)最多，有兩個家庭幾乎把我看做是他們中的成員。一九八八年丹麥女王瑪格麗特二世授予我“丹麥國旗勛章”時，我又應丹麥文化部的邀請同老伴去訪問了丹麥三個星期。我四十年前的朋友都已成了祖父或祖母，但我們久別重逢，青年時代的感情不僅沒有衰退，反而變得更為熾熱。

當年住在丹麥，參與丹麥的家庭生活，自然要看每天的丹麥報紙。我得學丹麥文——為了同一目的我也學了瑞典文。逐漸我也通過丹麥文讀了一些安徒生的童話。我發(fā)現(xiàn)我過去通過英文或法文所讀的那些童話，不少與原作大相徑庭。首先，那些英、法文的譯者，可能為了適應本國圖書市場的需要，常常在譯文中作些刪節(jié)或改寫。有的改寫對原作的損害——甚至歪曲——相當可觀。至于我在丹麥文原作中所新發(fā)現(xiàn)的濃厚詩情和幽默以及簡潔、樸素的文體，那些譯文幾乎完全沒有表達出來。很明顯，有些譯者只是把這些童話當作有趣的兒童故事，而未意識到這些作品是詩，是充滿了哲理、人道主義精神和愛的偉大的文學名著。于是我便感到手癢，想把這些作品根據(jù)我自己的理解譯成中文——直接從丹麥文譯成中文。我在劍橋，有空閑的時候就開始做這件工作。這成了我在日常研究工作中的最好的精神調(diào)節(jié)劑。

當初我并沒有想到要發(fā)表這些譯文。翻譯本身是一種語言的訓練，是對作品及其作者深入理解的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有痛苦，也有愉快。如何把一種語言轉化成為另一種語言，而在這另一種語言中又使原作的思想、感情、風格，甚至行文的節(jié)奏，恰如其分地表達出來，是一項極為艱苦的工作。但這項工作完成后，心情上總是無例外地感到一陣輕松，因為許多難點克服了。當然，成果是否盡如人意，那是另一回事。但如果拋開原作，只是讀讀自己的譯文，而覺得其中有點味道，那就不僅是“輕松”，而是“快感”了。我翻譯這些童話的時候，在某種意義上講，當時也有追求這種快感的因素。我說這是我在大學研究工作中的一種調(diào)節(jié)劑，就是這個意思。情況既然如此，我當然沒有什么翻譯計劃，只是在有空時把我最欣賞的作品譯出來。

在歐洲住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以后，特別是在那寧靜的大學城劍橋一口氣住了五年以后，我的視野、感覺，甚至心態(tài)，也就慢慢適應了那里的氣氛——大概也不得不如此。回國后，遍地都是人，城市不論大小，總是熙熙攘攘，熱鬧非凡�！安蛔R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边^去我從沒有意識到，我們是這樣一個龐然大國，擁有這么多人口。這自然也使我聯(lián)想到，延續(xù)、甚至在不斷擴大的我們下一代的孩子，其數(shù)目自然也是龐大無比。對于這些幼小的公民，我們對他們做了一些什么事?這又使我聯(lián)想到我在西歐所見到的情景，那里每逢圣誕節(jié)，所有的書店，不論大小，總要擺出許多豐富多彩的兒童讀物，供成年人選購，贈送給他們的兒童，作為禮物。倫敦《泰晤士報》的文學增刊，每個季度還要出一期兒童讀物專號，評介新出的兒童書籍。這說明他們對兒童的重視，從而也是對他們的讀物的重視。那專號一般約有二十萬字的篇幅，這也說明他們所出版的兒童讀物之多。兒童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未來，對他們的成長和培育的重視，應該說是天經(jīng)地義的事。

但是在我們中間，情況卻不盡如此。我們當然也重視他們，但角度卻不盡相同。“重視”他們是為了“傳宗接代”和“養(yǎng)兒防老，積谷防饑”，因此女性兒童就沒有被放在心上。這種“重視”有它的歷史根源，是長期封建農(nóng)業(yè)社會的產(chǎn)物。那時父母對兒童最高的培養(yǎng)，也只不過是希望他們成為封建社會的衛(wèi)道士，最后——也是最大愿望——當上官，“光宗耀祖”，達到最高級的“積谷防饑”的目的。因此兒童發(fā)蒙不久，能認識幾個字，就得背誦《四書》、《五經(jīng)》——我小時候在私塾所受的教育就是如此。至于我們現(xiàn)在所理解的“兒童文學”，即民間故事、神話、童話和科學幻想故事等，那時都被認為是離經(jīng)叛道的東西，都在禁止之列。中國的歷史悠久，本來有很豐富的、由民間創(chuàng)造的兒童文學，但是中國沒有出現(xiàn)像德國格林兄弟那樣的學者和像法國貝洛爾那樣的作家，把它們記載下來或再創(chuàng)造，把它們轉化成為我們的兒童文學遺產(chǎn)。我們的那些民間故事和童話，自生自滅，大都失傳了。

我們現(xiàn)在開始從新的角度重視我們的兒童和對他們的培養(yǎng)，開始有了專業(yè)的兒童書籍出版社，甚至專業(yè)兒童文學作家，出版了大量創(chuàng)作和翻譯的兒童文學讀物，但數(shù)量和品種還遠遠不能滿足需要。與此相應產(chǎn)生的一個問題，是提高我們兒童讀物的質(zhì)量。由于我們沒有太多厚實的、用文學創(chuàng)作的兒童文學傳統(tǒng)和遺產(chǎn)，我們的兒童文學作家也就有一定的局限性，因而也有提高自己的素養(yǎng)和借鑒外國優(yōu)秀兒童文學的必要。由此我自然就想起了安徒生。他的童話是世界優(yōu)秀的兒童文學重要遺產(chǎn)之一。我們沒有理由不向他借鑒。因此把他的全部童話移植過來，轉化成為我們的兒童文學財富以豐富我們的兒童文學讀物，并為我們的兒童文學作家提供一份重要的參考，也成為必要。我就是這樣決定有計劃地把他的全部童話作品譯完，在我國分冊出版。

這些分冊很快就在少年兒童和成年人中得到廣泛的歡迎。我們有許多兒童文學作家，果然也把這些童話當作世界文學名著，認真研讀，作為借鑒，并且鼓勵我不斷改進譯文質(zhì)量，使它在中文中也成為名著。我開始意識到作為譯者的責任重大，在分冊出齊后，我決心把譯文從頭到尾仔細修訂，事實上等于是重譯，最后匯集成為全集，補進過去不曾發(fā)表過的新發(fā)現(xiàn)的篇章。我修訂所根據(jù)的本子是安徒生博物館(在安徒生的故鄉(xiāng)奧登塞市，由安徒生兒時的故居擴建而成的)所出版的一九四九年版的全集本。這個版本是當時安徒生博物館的館長斯汶·拉爾生（Ｓｖｅｎｄ　Ｌａｒｓｏｎ）編的，參考了過去許多已有的丹麥文版本，包括博物館里所保存的安徒生的手稿。這應該說是最可靠的權威性的版本了。我希望根據(jù)這個版本所作出的譯文能反映出安徒生原作的真實面貌。

但除了版本以外，安徒生原作的真實面貌的實質(zhì)是什么呢?翻譯是一種“再創(chuàng)造”。既然如此，它就不能只限于對原手稿、寫作背景和作者生平的考據(jù)和推敲，從而在文字上“精確”地表現(xiàn)出原作字面上的意義。如果這樣做，那只是把一種文學機械地移植到另一種文學的生硬過程——過去的所謂“直譯”大概就是這種過程的具體表現(xiàn)吧。也許對數(shù)學論文和機械說明書人們可以這樣做，但即使這樣做，也還得具有嚴復所提出的翻譯三個標準中的兩個標準，即“信”和“達”。文字翻譯則還必須滿足第三個條件：“雅”。但這三個標準也還不過是“文字”的標準。額外我還想應該加一個“文學”的標準。上面我提到過，安徒生是詩人、哲學家、民主主義者和對那些推動人類進步作出過貢獻的科學家、政治家、文化人和戰(zhàn)士的崇拜者。因此他的童話作品，也像世界許多其他的名著一樣，也是詩、哲學和政治思想的結晶，雖然這些作品是“為講給孩子們聽”而寫的——其實這些作品青年人、中年人和老年人都喜歡讀，特別是老年人，生活閱歷深，最能從中體會出“人生的真諦”，但對這種“真諦”的實質(zhì)，并非人人都是“英雄所見略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體會和理解。其所以“不同”，也就是各人的生活經(jīng)歷、文化水準和政治及哲學素養(yǎng)的差異。我對安徒生的童話的實質(zhì)的理解，就是憑我在各方面的“素養(yǎng)”的一種表現(xiàn)。我的譯文的所謂“風格”就為我的這種理解所制約。因此這里面有很大的個人主觀成分。盡管我在翻譯時逐字逐句緊摳原義，但當我把它們轉變成為中文的“文章”時，我個人的“文字風格”就發(fā)生作用了。我所選擇的詞匯及通過它們我所希望產(chǎn)生的聯(lián)想和所掀起的感情沖動，就帶有很深的個人色彩——所謂“文如其人”，在這里也露出了它的馬腳。但有一點認識，我是堅持的，即安徒生的童話是詩，因此我希望我的譯文也能具有“詩”的效果——是否達到了這個愿望，那當然只能由讀者去判斷了。

安徒生的童話之所以“詩”的氣氛濃厚，除了他個人的氣質(zhì)外，還有另一個個人因素。在他以前，大多數(shù)的作家所寫的童話基本上都是民間故事的復述。如上述的童話中的經(jīng)典作家——格林兄弟和貝洛爾就是這樣。安徒生早期有極少數(shù)的童話，也帶有民間故事的痕跡，如《打火匣》，但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作品都是從實際生活中汲取素材，再注入他個人的想象和哲學觀點——也可以說是現(xiàn)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合的產(chǎn)物。他的這種新發(fā)展就大大地開闊了童話創(chuàng)作的領域，把這種創(chuàng)作提高到與其他文學創(chuàng)作同樣的深度和廣度，使童話也成為文學中的一個同樣重要的品種�，F(xiàn)在全世界的童話作家差不多都是沿著他開創(chuàng)的這條道路而創(chuàng)作的。在這個意義上講，安徒生可以說是現(xiàn)代童話創(chuàng)作的奠基人。

作為文學作品，安徒生的童話在世界各種文字的譯本，恐怕是僅次于《圣經(jīng)》——在有些文字中還出現(xiàn)了好幾種、甚至幾十種不同的譯本，如在英文中。基于前面說過的有關翻譯的一些因素，有的譯本站住了，流傳了下來；有的譯本經(jīng)過時間的考驗已經(jīng)自動消亡。這是“翻譯”與“創(chuàng)作”不同的地方。我們很難說，一種翻譯，不管它的質(zhì)量怎么好都可以成為永恒的東西。因此新的翻譯總在不斷地出現(xiàn)。但有些譯文，如果它們真的具有獨特的優(yōu)點，也可以作為一定歷史時期或一個文學時代的成就而永垂不朽，成為世界古典名著，如施勒格爾（１７６７—１８４５）所譯的莎士比亞。我的這種譯文當然也是一定歷史時期的產(chǎn)物，將來也許會被時間所淘汰。不過在目前，根據(jù)哥本哈根大學東亞研究所的所長、漢學家埃格羅教授在“丹麥、挪威、瑞典東方學會”出版的《東方世界》一九六一年第十四卷一、二期合刊上所寫的有關我的中譯本的評論，他認為這個譯本可以與美國珍·赫叔爾特女士譯的《安徒生童話全集》譯本并列，是“當今世界上的兩個最好的譯本”。正因為如此，丹麥的跨國公司寶隆洋行特從中文的全集中選出一本《安徒生童話選》于一九七九年出版(以后又陸續(xù)重版過)，作為非賣品，贈給與該公司有聯(lián)系的海外華文機構和讀者。安徒生博物館附屬的弗倫斯德出版社也與哥本哈根的漢斯·萊澤爾出版社從中譯文中選出的一本《安徒生童話選》，聯(lián)合在丹麥出版。丹麥當然不會有多少讀者購買這樣一個中文選本。但作為文獻，安徒生博物館還是認為有必要在丹麥出版這樣一本書。

這是一種重視嚴肅文學翻譯的友好姿態(tài)，也是對我作為一個譯者的鼓勵。我在精力所及的范圍內(nèi)也得作出努力，不斷改進譯文質(zhì)量。一九七八年和一九八五年我又對照原文將譯文兩次分別作了些修訂。今天出版的這個集子就是從修訂新版中選出的，內(nèi)容包括安徒生各個時期(青年、中年和老年)、各種題材和各種風格的代表作，但所選的篇名沒有按照“時期”分類或分組，而是把它們交叉并列，為的是使讀者的欣賞不致局限在一個框框之內(nèi)，而有所變化。但在每篇作品之后我都在括號中注明發(fā)表的年代，使讀者可以了解安徒生在各個時期的創(chuàng)作思想、風格和感情的變化。

葉君健

一九九○年三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