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是儒家的經(jīng)典，內(nèi)容豐富，思想精微。本書融匯作者十多年鉆研儒家思想的心得，從十二個方面對《論語》做了解讀，使這部古典著作所蘊含的的哲理嘉義，能古為今用，給今天的讀者以新的啟發(fā)。本書并非對原書逐字逐句進行注疏，而是就孔子思想系統(tǒng)的重要概念加以解說，文字簡明暢達，使讀者相悅已解。
《知其不可而為之：<論語>研讀十二講/高等院校通識教育系列教材》：
在這樣的形勢之下，孔子便被異化為一個可以任意修飾或打扮的虛構(gòu)形象。這也是導(dǎo)致后世對于孔子言論真假難辨的根源所在。
《荀子·儒效》：“客有道曰：‘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勝敵而愈戒�！瓚�(yīng)之曰：‘是殆非周公之行，非孔子之言也�！痹谶@里，“客”所引用的“孔子曰”即是當(dāng)時冒用孔子名義而杜撰的話，借此管中窺豹，可以想見當(dāng)時冒用孔子之言“以逞私說”的普遍情形。冒用孔子言論的肆行，必然導(dǎo)致“孔子之言”的真假難辨。因此，這位和荀子討論的“客”，引用了一則孔子的“假言”，竟然習(xí)焉不察，因此荀子馬上特別提醒，并予以糾正。荀子斷然肯定地說，此“非周公之行，非孔子之言”，也可見他對這一現(xiàn)象的關(guān)注、敏感和警惕，同時也體現(xiàn)出他對孔子的形象的精心維護。
同樣地，《孟子一萬章上》：“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彼茨厦娑ⅲ瑘驇浿T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鬃釉唬骸坝谒箷r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贝颂幭糖鹈伤摹翱鬃釉弧保缫娪凇赌印し侨濉罚骸翱浊鹋c其門弟子閑坐，曰：‘夫舜見瞽叟就然，此時天下圾乎？’”又見于《韓非子·忠孝》：“記曰：‘舜見瞽瞍，其容造焉�？鬃釉唬寒�(dāng)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苯駸o從考證《韓非子》“記曰”的出處，所以也無從判斷此處“孔子曰”的最早出處。不過，從《墨子》、《韓非子》征引看來，它在當(dāng)時頗為流行。由于它與儒家思想相悖，所以咸丘蒙懷疑它的真實性，并以此質(zhì)詢孟子，而孟子的回答也很干脆：認為這不是君子的言語，而是齊東野人的話。由此可見，這段“孔子曰”，實際上是給儒家抹黑的話，以致《墨子》等“非儒”者借此發(fā)難。這是杜撰“孔子曰”盛行風(fēng)氣給儒家思想傳播帶來的負面影響。
總體而言，在這股潮流和風(fēng)氣中，先秦諸子大多都應(yīng)時而動，緊隨大局，紛紛將孔子形象打扮成自己著書立說的依據(jù)。具體說來，有《孟子》、《荀子》、《莊子》、《韓非子》等諸家，打扮得較為成功，在當(dāng)時以及后世影響也較大。
《孟子》把孔子虛飾為王道的代言人�！睹献印す珜O丑上》：“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痹谶@里，孟子以“七十子之服孔子”為例，為其王道政治學(xué)說張本。在堯、舜、禹禪讓美政的構(gòu)建中，孟子對孔子形象及言論也作有增飾，強調(diào)“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孟子·萬章上》），他以孔子為例，認為孔子雖然貴為圣人，由于沒有堯、舜這樣的天子舉薦，便不能得到天下。他引用“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保ā睹献印とf章上》），借用“孔子曰”為他的堯舜禹禪讓說尋求依據(jù)。
其實，以孟子為代表的堯舜禹禪讓說，在先秦時期已有不同的版本和說法。《韓非子·外儲說右下》記載：燕王曾欲傳國于大臣子之，向潘壽詢問有關(guān)禪讓的事情。潘壽回答說：“禹愛益而任天下于益，已而以啟人為吏。及老，而以啟為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于益，而勢重盡在啟也。已而啟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于益，而實令啟自取之也�！薄稇�(zhàn)國策·燕策一》也載：“禹授益，而以啟人為吏。及老，而以啟為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啟與支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于益，其實令啟自取之�！庇帧俄n非子·外儲說右上》載：“堯欲傳天下于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天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于羽山之郊。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于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誅共工于幽州之都。于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于舜。仲尼聞之曰：‘堯之知舜之賢，非其難者也。夫至乎誅諫者必傳之舜，乃其難也。’一曰：‘不以其所疑敗其所察則難也。’”在這里，我們看到了與《孟子》所粉飾的堯舜禪讓美政說法的另一面，當(dāng)堯欲傳帝位于舜時，是鯀和共工極力死諫，反而以此遭遇誅殺之禍�！俄n非子》并用“一說”的形式，表明當(dāng)時記載此說的不同版本和出處。值得重視的是.上述《韓非子》有關(guān)堯舜禪讓的記載，與西晉汲冢出土的《竹書紀年》有頗多吻合之處，并得到進一步的證實。
《晉書·束皙傳》描述《竹書紀年》的內(nèi)容說：“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yīng)。其中經(jīng)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干啟位，啟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按《竹書紀年》記載了益、啟、太甲、伊尹、文丁、季歷等事。在權(quán)力的交接中，充滿了血腥的篡逆和殺戮。其中如法琳《對傅奕廢佛僧事》引《汲冢竹書》云：“舜囚堯于平陽，取之帝位�！薄短K鶚演義》引《汲冢竹書》云：“舜篡堯位，立丹朱城，俄又奪之�！庇衷疲骸皥蚨U位后，為舜王之。舜禪位后，為禹王之�！弊x來驚心怵目，僅一個“篡”或“囚”字，就赤裸裸地將孟子美化的所謂的堯、舜禪讓仁政外衣剝?nèi)ァ！吨駮o年》的這些記載，由于與儒家典籍中堯、舜禪讓的仁政學(xué)說，大相徑庭，在儒家學(xué)說大行其道的封建時代，總是很難接受，所以《竹書紀年》遭遇刪改、不讓流傳、失傳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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