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jié)　勇往直前的靈魂
歷史上“走西口”的移民范圍廣泛，主要來自山西西北部的保德、偏關和河曲三縣，屬于山西省雁北地區(qū)的平魯、朔縣、右玉、左云、山陰等縣，陜北的府谷、神木、靖邊、橫山、榆林、定邊六縣和河南、甘肅的部分地區(qū)�！白呶骺凇被顒哟┰搅巳齻�世紀之久。

一、春去秋歸“雁行客”

清朝建立之初，統(tǒng)治者對蒙古地區(qū)防范較嚴。他們一方面采取一系列羈縻政策，把蒙民限制在一定范圍內來加強對蒙古民族的統(tǒng)治，另一方面嚴厲禁止?jié)h民到口外墾殖，對膽敢招募漢民的蒙古官員和越境到口外種地的漢人進行非常嚴厲的懲處�！稓J定理藩部則例》中記載：凡蒙古官民私招漢民去種地的，要扣罰俸祿，有違反的竟扣8年俸祿，直至革職；罰牲畜，最多罰72頭，打皮鞭，最多打100皮鞭，往往是罰打一并施行；戴木枷坐牢9個月，甚至充軍。如果漢人私自到蒙古草原開荒種地，要戴枷治罪，甚至發(fā)配到4000里以外的邊疆去充軍。
隨著清王朝統(tǒng)治地位的日趨鞏固，對蒙古民族的防范也就日漸松懈，漢人也得以隨著蒙古草原的逐漸開放而進入蒙古腹地。最先進入蒙古草原的漢人是被稱為“綠營軍”的一群人，他們是清王朝收編的明末農民起義軍部隊的一部分。作為地方治安部隊，有一部分駐在內蒙古，為了區(qū)別于八旗兵士而打著綠色的旗幟，故得名。綠營軍為解決軍糧就在營區(qū)開荒種地，部隊開拔之后，剩下的熟地就招募漢人種植。漢族的一般窮苦百姓就是這樣得以進入蒙古草原的。后來隨著綠營軍駐防的發(fā)展，越來越多的漢民開始到“口外”謀生。
到了康熙朝，隨著邊外蒙古社會秩序的逐漸趨于穩(wěn)定，牧區(qū)出現了“牲口繁息，生計豐饒”的經濟復蘇景象。但是隨著歷史的發(fā)展，單純的游牧經濟已不能滿足牧民生活多樣化的需求，也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口外蒙古地區(qū)人民生活困窘的狀況。而且每遇災荒，草原上便會出現“青草不生，牛羊倒斃不盡”的狀況，這對以畜牧業(yè)為主的口外經濟來說是一種沉重的打擊。在這種情況下，開墾土地種植莊稼勢在必行。當時蒙古牧民也有人從事農耕，但耕種技術遠較中原地區(qū)落后，于是，一些地方官員和蒙古王公便向清政府上奏“乞發(fā)邊內漢人與蒙古一同耕種”。
與此同時，中原地區(qū)災荒不斷，給經濟社會生活帶來了極大破壞，再加上八旗貴族在華北地區(qū)頒行“圈地令”，又使大批內地農民流離失所，背井離鄉(xiāng)。這樣，對這些失去田地的口內人來說，口外大片未墾殖土地無疑具有極強的吸引力，一旦限制口內百姓出境墾荒的政策有所松動，大批難民必定從各個關口涌出口外謀生。在這種形勢下，鄂爾多斯貝勒松普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提出的招募內地人合伙種地的請求獲得了朝廷批準。清政府允許在原勘定的50里寬的“黑界地”內劃出20到30里的“白界地”為墾殖界限，招募漢人耕種，歷史上稱之為“開邊”。當時，出于政治上的考慮，清政府對“走西口”民眾有一定的要求，且盤查比較嚴格，所以此時以季節(jié)性出邊者居多，他們春出秋回，被稱為“雁行客”，人數并沒有大幅度增加。

二、名聞天下之移民潮

雍正以后，清政府雖然仍在嚴厲推行“封禁令”，但由于人口增加等諸多因素導致的口內人地矛盾日趨嚴重，所以流民違禁出邊和違禁開墾的現象日益增多，甚至還出現了涌入蒙地的移民潮。移民潮禁之難禁，阻之難阻，清政府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只好采取了一些權宜之計。
雍正時實行“借地養(yǎng)民”政策，下令內地災民可往口外蒙地開墾土地謀生。乾隆年間又再次重申：“如有貧民出口者，門上不必攔阻，即時出發(fā)。”政策的松動使得走西口的人數猛增，到包頭、薩拉齊縣一帶墾荒的人逐漸增多，不少人由“雁行”發(fā)展到定居于口外。但是可以看到從康熙“開邊”到乾隆年間，雖允許漢人到鄂爾多斯、后套、土默川等地開墾土地，但防范還是相當嚴密的。
《大清會典事例》記載，嘉慶二十年（1815年）仁宗皇帝說過，“近年蒙古，漸染漢民惡習，竟有建造房屋、演戲聽曲之事，此已失其舊俗。茲又留邪俗，尤屬非事”。可見，到嘉慶年間，走西口已進入盛期。從嘉慶以后，漢民已經在口外地區(qū)人口中占據很大的比重，日益成為當地社會生活中極為重要的一部分人。19世紀末20世紀初，清廷日益沒落，清政府為加強邊防勢力，解決財政危機，對蒙地實行全面放墾政策，由禁止開墾蒙荒轉為鼓勵大量墾殖蒙地，并任命兵部左侍郎貽谷為欽命督辦蒙旗墾務大臣，督導各項事務。此時“出口墾荒者，動輒以千萬計”。從此，“走西口”就沒有人阻止和干涉了。
清朝滅亡之后，為加強當地生產發(fā)展和社會經濟建設，綏遠省主席在1932年提出了“移民實邊”的政策，政府出面組織內地農民遷往西北地區(qū)，對愿意去口外的人給予優(yōu)厚待遇，這樣就吸引了一些口內百姓繼續(xù)向口外遷移。到1937年日本侵略軍侵占華北后，“走口外”這一歷史過程仍然沒有間斷。新中國成立初期，每年仍有一部分人去“口外”謀生。1956年農業(yè)合作化以后，由于人人有地種、有活兒干，再加上內蒙古地區(qū)加強了對草場的管理，大規(guī)模的走西口活動便到此結束了。當然，此后也不是絕對沒有人去“口外”尋求生活門路，但他們“出口”的背景和性質已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