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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回文學本身(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2014年卷) 饒翔的作品評論具有特色,表現(xiàn)出了敏銳的眼光和優(yōu)異的審美感覺,同時在漸漸形成自己的批評文體,他避免了晦澀的理論詞匯,而用優(yōu)美靈動的語言,增強了文章的可讀性。
饒翔善于在評論中“復述”故事,夾敘夾論,敘中有論,敘論合一,做到悟性與理性的結合。敢于在評論中指出缺點。雖是點到為止,但是一針見血,一劍封喉,敢于直言,而且言之在理。
總序
袁鷹 中國現(xiàn)代文學發(fā)軔于本世紀初葉,同我們多災多難的民族共命運,在內(nèi)憂外患,雷電風霜,刀兵血火中寫下完全不同于過去的嶄新篇章,F(xiàn)代文學繼承了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民 總序 袁鷹 中國現(xiàn)代文學發(fā)軔于本世紀初葉,同我們多災多難的民族共命運,在內(nèi)憂外患,雷電風霜,刀兵血火中寫下完全不同于過去的嶄新篇章,F(xiàn)代文學繼承了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悠長豐厚的文學遺產(chǎn),順乎20世紀的歷史潮流和時代需要,以全新的生命,全新的內(nèi)涵和全新的文體(無論是小說、散文、詩歌、劇本以至評論)建立起全新的文學。將近一百年來,經(jīng)由幾代作家揮灑心血,胼手胝足,前赴后繼,披荊斬棘,以艱難的實踐辛勤澆灌、耕耘、開拓、奉獻,文學的萬里蒼穹中繁星熠熠,云蒸霞蔚,名家輩出,佳作如潮,構成前所未有的世紀輝煌,并且躋身于世界文學之林。80年代以來,以改革開放為主要標志的歷史新時期,推動文學又一次春潮洶涌,駿馬奔騰。一大批中青年作家以自己色彩斑斕的新作,為20世紀的中國文學畫廊最后增添了濃筆重彩的畫卷。當此即將告別本世紀跨入新世紀之時,回首百年,不免五味雜陳,萬感交集,卻也從內(nèi)心涌起一陣陣欣喜和自豪。我們的文學事業(yè)在歷經(jīng)風雨坎坷之后,終于進入呈露無限生機、無窮希望的天地,盡管它的前途未必全是鋪滿鮮花的康莊大道。 綠茵茵的新苗破土而出,帶著滿身朝露的新人嶄露頭角,自然是我們希冀而且高興的景象。然而,我們也看到,由于種種未曾預料而且主要并非來自作者本身的因由,還有為數(shù)不少的年輕作者不一定都有順利地脫穎而出的機緣。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乃是為出書艱難所阻滯。出版渠道不順,文化市場不善,使他們失去許多機遇。盡管他們發(fā)表過引人注目的作品,有的還獲了獎,顯示了自己的文學才能和創(chuàng)作潛力,卻仍然無緣出第一本書。也許這是市場經(jīng)濟發(fā)展和體制轉(zhuǎn)換期中不可避免的暫時缺陷,卻也不能不對文學事業(yè)的健康發(fā)展產(chǎn)生一定程度的消極影響,因而也不能不使許多關懷文學的有志之士為之扼腕嘆息,焦慮不安。固然,出第一本書時間的遲早,對一位青年作家的成長不會也不應該成為關鍵的或決定性的一步,大器晚成的現(xiàn)象也屢見不鮮,但是我們?yōu)槭裁床辉诹λ芗暗姆秶鷥?nèi)盡力及早地跨過這一步呢? 于是,遂有這套“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的設想和舉措。 中華文學基金會有志于發(fā)展文學事業(yè)、為青年作者服務,已有多時。如今幸有熱心人士贊助,得以圓了這個夢。瞻望21世紀,漫漫長途,上下求索,路還得一步一步地走!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也許可以看作是文學上的“希望工程”。但它與教育方面的“希望工程”有所不同,它不是扶貧濟困,也并非照顧“老少邊窮”地區(qū),而是著眼于為取得優(yōu)異成績的青年文學作者搭橋鋪路,有助于他們順利前行,在未來的歲月中寫出更多的好作品,我們想起本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期間,魯迅先生先后編印《未名叢刊》和“奴隸叢書”,扶攜一些青年小說家和翻譯家登上文壇;巴金先生主持的《文學叢刊》,更是不間斷地連續(xù)出了一百余本,其中相當一部分是當時青年作家的處女作,而他們在其后數(shù)十年中都成為文學大軍中的中堅人物;茅盾、葉圣陶等先生,都曾為青年作者的出現(xiàn)和成長花費心血,不遺余力。前輩們關懷培育文壇新人為促進現(xiàn)代文學的繁榮所作出的業(yè)績,是永遠不能抹煞的。當年得到過他們雨露恩澤的后輩作家,直到鬢發(fā)蒼蒼,還深深銘記著難忘的隆情厚誼。六十年后,我們今天依然以他們?yōu)楣廨x的楷模,努力遵循他們的腳印往前走去。 開始為叢書定名的時候,我們再三斟酌過。我們明確地認識到這項文學事業(yè)的“希望工程”是屬于未來世紀的。它也許還顯稚嫩,卻是前程無限。但是不是稱之為“文學之星”,且是“21世紀文學之星”?不免有些躊躇。近些年來,明星太多太濫,影星、歌星、舞星、球星、棋星……無一不可稱星。星光閃爍,五彩繽紛,變幻莫測,目不暇接。星空中自然不乏真星,任憑風翻云卷,光芒依舊;但也有為時不久,便黯然失色,一閃即逝,或許原本就不是星,硬是被捧起來、炒出來的。在人們心目中,明星漸漸跌價,以至成為嘲諷調(diào)侃的對象。我們這項嚴肅認真的事業(yè)是否還要擠進繁雜的星空去占一席之地?或者,這一批青年作家,他們真能成為名副其實的星嗎? 當我們陸續(xù)讀完一大批由各地作協(xié)及其他方面推薦的新人作品,反復閱讀、醞釀、評議、爭論,最后從中慎重遴選出叢書入選作品之后,忐忑的心終于為欣喜慰藉之情所取代,油然浮起輕快愉悅之感!八麄冋婺艹蔀槊逼鋵嵉男菃幔俊蹦艿!我們可以肯定地、并不夸張地回答:這些作者,盡管有的目前還處在走向成熟的階段,但他們完全可以接受文學之星的稱號而無愧色。他們有的來自市井,有的來自鄉(xiāng)村,有的來自邊陲山野,有的來自城市底層。他們的筆下,蕩漾著多姿多彩、云譎波詭的現(xiàn)實浪潮,涌動著新時期蕓蕓眾生的喜怒哀傷,也流淌著作者自己的心靈悸動、幻夢、煩惱和憧憬。他們都不曾出過書,但是他們的生活底蘊、文學才華和寫作功力,可以媲美當年“奴隸叢書”的年輕小說家和《文學叢刊》的不少青年作者,更未必在當今某些已經(jīng)出書成名甚至出了不止一本兩本的作者以下。 是的,他們是文學之星。這一批青年作家,同當代不少杰出的青年作家一樣,都可能成為21世紀文學的啟明星,升起在世紀之初。啟明星,也就是金星,黎明之前在東方天空出現(xiàn)時,人們稱它為啟明星,黃昏時候在西方天空出現(xiàn)時,人們稱它為長庚星。兩者都是好名字。世人對遙遠的天體賦予美好的傳說,寄托綺思遐想,但對現(xiàn)實中的星,卻是完全可以預期洞見的。本叢書將一年一套地出下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之后,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作家如長江潮涌,奔流不息。其中出現(xiàn)趕上并且超過前人的文學巨星,不也是必然的嗎? 歲月悠悠,銀河燦燦。仰望星空,心緒難平! 1994年初秋 序 我們需要評論 雷達 讀完饒翔的評論集《重回文學本身》,有眼前一亮的感覺。饒翔對正在行進中的當代文學創(chuàng)作與理論問題,有著極敏銳的捕捉力和感受力;但他又不止于“敏銳”——在敏銳的后面,有比較深厚的基礎理論、哲學內(nèi)涵和寬廣厚實的現(xiàn)當代文學史知識來作為支撐,于是他的“敏銳”就顯得不薄,不隔,不飄。他的文章,哪怕只是對一些新作的及時性的點評,我仍覺其后面有個廣闊背景,在感性與學理性、具象與宏觀性上,有可能帶給我們見微知著般的啟示與思考。 這往往體現(xiàn)為一種善于提出問題的能力。比如,近幾年,中國文學的中長篇小說領域,對現(xiàn)實的關注度、對現(xiàn)實發(fā)言的欲求明顯上升了。這當然是一種值得肯定的可貴品質(zhì)。然而,社會轉(zhuǎn)型期的復雜現(xiàn)實和信息時代的媒介變革,讓文學在今天的“發(fā)言”又變得十分困難。如果說,以往文學與社會新聞之間并無太多糾葛,在正常地各行其道的話,那么現(xiàn)在,文學與資訊、與大量社會新聞之間忽然發(fā)生了極為密切的文本糾纏,就成為一個突顯的,需要認真辨析的問題了。這究竟是為什么?對此,饒翔的反映是敏感的,思考也是深入的,他及時地發(fā)表了《新聞結束的地方,文學如何開始》一文。 在饒翔看來,在這個“現(xiàn)實比小說還要精彩的時代,小說靠什么吸引讀者呢”?當然,現(xiàn)在的小說是不能也不應該對貧富分化、階層固化、城鄉(xiāng)差距等等現(xiàn)象不聞不問的,是必須面對的;而如何面對,卻成為一個重要問題。他舉了方方的小說《涂自強的個人悲傷》為例。像涂自強這樣一個“沒背景、沒外形、沒名牌也沒高學歷”的“普通青年”,僅靠個人努力,在大城市中安身已如此艱難,更何談立命。小說沒有渲染人世險惡,而是在普遍的人性善中,以一出“從未松懈,卻也從未得到”的個人悲劇,叩問現(xiàn)實法則:涂自強的悲傷到底是個人的,還是時代的、社會的?但饒翔的文章似乎還有一層意思,那就是感到這個作品在盡力貼近現(xiàn)實的同時,過分粘滯于現(xiàn)實,寫得太實,缺乏超拔,有點像問題小說,它的引起共鳴,更多地來自于“問題”,而非“文學”。他又舉出余華的《第七天》為例。指出余華在虛構上討巧,大量拼貼社會新聞、網(wǎng)絡段子,對近兩三年內(nèi)社會新聞的大面積移用,幾乎等同于微博大V順手為之的轉(zhuǎn)播和改編。饒翔認為,這種“奇觀化”的中國現(xiàn)實,或許迎合了西方人的“偏狹趣味”,滿足了他們對于一個“魔幻中國”的想象認知,但作為中國的讀者,我們卻不免疑惑:中國的現(xiàn)實難道就是如此嗎?且不論余華所“引用”的“中國故事”的真實度、可信度,我們所不滿的是一名優(yōu)秀作家對于中國現(xiàn)實只作出如此皮相的認識。 據(jù)此饒翔提出了一個概念,叫“虛構的危機”。在他看來,雖然在喧囂的傳媒話語場中,信息爆炸和觀點紛爭,既彰顯著價值觀的多元,也常常讓人憂慮于價值觀的混亂;但優(yōu)秀的小說家總是能提供對于時代癥結的完整的富于形象血肉的敘事與深刻思考,他的“誠與真”,他的充滿勇氣的現(xiàn)實批判,他的毫不含糊的價值判斷,會讓我們從其作品豐富的形象背后發(fā)現(xiàn)那個強大的作家主體。因為,相對于新聞報道所要求的“客觀真實”,文學創(chuàng)作要求的是“主觀真實”,要看作家主體精神的滲透程度。這樣的見解就很有說服力,令我心生共鳴。因為,筆者也曾在一篇文章中發(fā)表過相近的觀點:社會新聞與小說敘事元素過于快速、直接的黏合,既是作家缺乏直接連接地氣的、可持續(xù)資源的一種表現(xiàn),又是作家不得不將敘事焦點對準普通讀者所關注的熱點話題的一種敘事動機。因為作家也很清楚,在當下的社會語境中,相比較于生態(tài)惡化、資源短缺、就業(yè)困境等社會現(xiàn)實問題,文學被全民關注的程度明顯在減弱,如果文學不“親近”這些問題,就不可能被普通民眾所重視。這是我們現(xiàn)時代的文化癥候,也是當下網(wǎng)絡文化對紙 饒翔,男,1977年生,湖北鄂州人。北京大學文學博士。曾供職于文藝報文學評論部,現(xiàn)供職于光明日報文藝部,擔任“光明文化周末·文薈”專題版副主編。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客座研究員。近年來,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藝報》《文學報》及《北京社會科學》《南方文壇》《創(chuàng)作與評論》《聯(lián)合文學》(臺灣)等報刊發(fā)表文學評論十余萬字。曾獲2011年度中國作家出版集團獎。
總序:…………………………………………………袁鷹1
序:……………………………………………………雷達1 第一輯文本內(nèi)外 新聞結束的地方,文學如何開始…………………………3 “新城市文學”:幾個關鍵詞………………………………8 重回文學本…………………………………………………20 文本之內(nèi):中短篇小說閱讀札記…………………………28 “小說”韓國——讀《遠美村的人們》……………………47 “相信自己不是孤獨的”——讀《體育時期》……………55 唐諾:自由,但不寂寞……………………………………60 朱天心:愛的遺忘與記憶…………………………………65 從《無極》到《饅頭》:一個標志性的網(wǎng)絡事件………70 總序:…………………………………………………袁鷹1 序:……………………………………………………雷達1 第一輯文本內(nèi)外 新聞結束的地方,文學如何開始…………………………3 “新城市文學”:幾個關鍵詞………………………………8 重回文學本…………………………………………………20 文本之內(nèi):中短篇小說閱讀札記…………………………28 “小說”韓國——讀《遠美村的人們》……………………47 “相信自己不是孤獨的”——讀《體育時期》……………55 唐諾:自由,但不寂寞……………………………………60 朱天心:愛的遺忘與記憶…………………………………65 從《無極》到《饅頭》:一個標志性的網(wǎng)絡事件………70 網(wǎng)絡上的說書人……………………………………………79 想象之美,舌尖之味………………………………………83 第二輯致同代人 作為美學空間的小城鎮(zhèn)——對張楚小說的一種解讀……93 付秀瑩的美學天地…………………………………………103 追摹本色,賦到滄!摬號|…………………………115 從幻滅到追求——論文珍…………………………………129 兩極世界:欲望都市的鄉(xiāng)愁——論甫躍輝………………141 第三輯性別敘事 變與不變:一個女作家的形象學…………………………155 弒父的輝煌——論張潔創(chuàng)作演變的一個面向……………177 從性別視角看《杜拉拉升職記》…………………………224 在自白中敞開女性真相……………………………………229 新聞結束的地方,文學如何開始 2013年有兩部小說引起了普遍討論和關注,其影響甚至超出了文學界:方方的中篇小說《涂自強的個人悲傷》和余華的長篇小說《第七天》。 《涂自強的個人悲傷》延續(xù)方方沉郁頓挫的風格,將貧困農(nóng)民子弟涂自強的奮斗自強之路與失敗之路,鋪陳演繹得分外真切動人。相對于多年前《風景》聚焦酷烈的生存“風景”,這部新作的敘事更顯內(nèi)斂平實,也更具普通性,觸及貧富分化、城鄉(xiāng)差距、階層固化等時代難題。涂自強這樣一個“沒背景、沒外形、沒名牌也沒高學歷”的“普通青年”,僅靠個人努力,在大城市中安身已如此艱難,更何談立命。小說沒有渲染人世險惡,而是在普遍的人性善中,以一出“從未松懈,卻也從未得到”的個人悲劇,叩問現(xiàn)實法則:涂自強的悲傷到底是個人的,還是時代的、社會的? 相比于方方的寫實筆法,余華的《第七天》則多了幾分夸張變形的荒誕意味。它的敘事人是一位死者,作為一個買不起墓地的亡靈,他只能游蕩到“死無葬身之地”,與另一些同樣沒有墓地的亡靈待在一起。原來每個亡靈生前都有一段悲傷的“人間”往事,這些善良的亡靈在一起相互訴說傾聽,相互溫暖慰藉。在“死無葬身之地”,他們卻感受到了苦難人間所少有的溫情。 這兩部作品也產(chǎn)生了廣泛的議論。對《涂自強的個人悲傷》比較有代表性的批評來自青年批評家翟業(yè)軍,他在其批評文章中認為,《涂自強的個人悲傷》“像‘五四’的‘問題小說’一樣浮皮潦草”,文學性上乏善可陳,細節(jié)大量失真;他由此斷言:“涂自強的悲傷,您不懂”①。支持方方者則認為:“方方的價值在于,她是中國當代文壇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一點星火,是九十年代以來的文學長夜中的星火,因為有了這個星火,文學稍稍對這個時代有了回應。至于方方的問題,有,有自身無法超越的,也有時代給予一代作家的,但這不是主流,不妨礙她的價值認定!雹陔p方爭論的焦點仍然是“現(xiàn)實”,只不過對于“現(xiàn)實”的理解各執(zhí)一詞。那么,究竟誰更能代表“現(xiàn)實”呢?《涂自強的個人悲傷》在網(wǎng)絡上引起了較多的討論,在讀者中口碑相傳。不過從網(wǎng)友們的反饋來看,它的影響力似乎更多是來自于它所提出的社會問題,這個問題之尖銳引起了廣泛的共鳴。然而,不免要問:這是“文學”的勝利嗎? 評論者對《第七天》的批評多集中在余華虛構上的討巧,大量拼貼社會新聞、網(wǎng)絡段子,如“《第七天》里對近兩三年內(nèi)社會新聞的大面積移用,已幾乎等同于微博大V順手為之的轉(zhuǎn)播和改編”③。余華筆下“奇觀化”的中國現(xiàn)實,或許迎合了西方人的“偏狹趣味”,滿足了他們對于一個“魔幻中國”的想象認知④,但作為中國的讀者,我們卻不免疑惑:中國的現(xiàn)實難道就是如此嗎?且不論余華所“引用”的“中國故事”的真實度、可信度,我們所不滿的是一名優(yōu)秀作家對于中國現(xiàn)實如此皮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翟業(yè)軍:《與方方談〈涂自強的個人悲傷〉》,《文學報》2014年3月27日。 ②付艷霞:《也說方方》 ③張定浩:《余華〈第七天〉:匆匆忙忙地代表著中國》,《新京報》2013年6月22日。 ④《余華:為美國讀者寫中國》這篇報道似乎也可佐證余華的目標讀者群,見《中國青年報》2014年6月10日。 的認識。 兩部小說可以說都是典型的中篇小說的架構(《第七天》可以看做一個拉長了的中篇),以一定的體量和篇幅,較為完整地呈現(xiàn)一個人物在一定時段內(nèi)的典型事件。不是所謂生活橫截面(短篇小說),也并非人物線頭眾多的廣闊的社會生活(長篇小說)。就小說文體而言,中篇小說最適合近距離地表現(xiàn)時代和社會問題,提出思考。魯迅的《阿Q正傳》就堪稱中國現(xiàn)代中篇小說的典范。然而,在資訊如此發(fā)達,網(wǎng)絡事件、新聞熱點令人應接不暇的年代,近距離地表現(xiàn)時代和社會問題,這一特長或許早已讓渡于新聞報道和網(wǎng)絡傳播。 所謂“文學的危機”,其實是“虛構的危機”。媒體爆炸的年代,網(wǎng)絡微博、微信等自媒體,廣泛傳播信息,迅速報道事件(如在2011年“7·23”甬溫線特大鐵路交通事故中,自媒體對事故前線的報道就搶占了先機);此外,報紙、新聞周刊的“深度報道”(比如原發(fā)在《人物》周刊并在網(wǎng)絡上廣為傳播的該周刊記者王天挺撰寫的“調(diào)查報告”《北京零點后》,以大量的翔實數(shù)據(jù),呈現(xiàn)了一種攝人心魄的、令人透不過氣來的“真實”),以及介于“新聞”與“文學”之間的“非虛構寫作”(如比德·海斯勒《尋路中國》《江城》,梁鴻《中國在梁莊》《出梁莊記》等)都在對小說這種文體構成極大挑戰(zhàn)。 “真實本身是有力量的”。在“現(xiàn)實比小說還精彩”的時代,小說再靠什么去吸引讀者呢?對此,有人說:“新聞結束的地方,文學開始”。然而,文學又該如何開始,似乎并非不言自明。 就以上這兩部小說所聚焦的現(xiàn)實而言,早已大量見諸報刊網(wǎng)絡,從“拼爹時代”“屌絲”“盧瑟”(失敗者)、“強拆”“賣腎”這些網(wǎng)絡熱詞的流行便可知一二。余華的《第七天》中的事件我們也耳熟能詳。然而,與新聞傳播表層的、碎片化的敘事有所不同,小說需要提供對于時代癥結的完整敘事與深刻思考。 一段時間以來,我們的小說創(chuàng)作盡管不乏現(xiàn)實元素,但總的說來,小說從現(xiàn)實生活中后退了。社會生活在小說家的筆下往往呈現(xiàn)為一些浮光掠影的亂象。對于浮躁的、亂糟糟的現(xiàn)實,一些作家似乎提不起興趣,缺少深入理解現(xiàn)實并將之轉(zhuǎn)換成美學形式的耐心。一個合格的小說作者,需要在日常新聞所提供的零碎事實中,形成自己對所處時代的整體性的感知與洞察,進而以虛構的藝術形式,呈現(xiàn)我們這個時代的“主要的真實”。 在喧囂的傳媒話語場中,信息爆炸和觀點紛爭,既彰顯著價值觀的多元,也常常讓人憂慮于價值觀的混亂。偉大的小說家總是能讓我們從其作品中發(fā)現(xiàn)那個強大的作家主體,他的“誠與真”,他充滿勇氣的現(xiàn)實批判,他毫不含糊的價值判斷。相對于新聞報道所要求的“客觀真實”,文學創(chuàng)作的“主觀真實”既構成差異,有時候也構成優(yōu)勢。 在虛構的危機中,如何進行文學虛構?事實上,在馬原的“敘事圈套”風靡中國文壇,及其后的先鋒文學引發(fā)敘事革命,至今,中國當代文學可以說已經(jīng)累積了相當豐厚的美學經(jīng)驗。關于文學的敘事自覺與“虛構自覺”也早已有深入討論。如在1993年出版的《紀實與虛構》中,王安憶說:“我虛構我的歷史,將此視作我的縱向關系……我還虛構我的社會,將此視作我的橫向關系,這則是一種人生性質(zhì)的關系!倍椒降摹讹L景》至今仍堪稱經(jīng)典的原因,也是她在這部“新寫實”的小說中,調(diào)動了多種敘事手段,包括對先鋒技法的借鑒,以一種令人眼前一亮的新穎手法,展現(xiàn)“棚戶居民”令人震顫的酷烈生存。試問,這些文學虛構財富如何能夠輕易拋棄?若此,虛構還能憑借什么與非虛構展開競爭呢? 在如何實現(xiàn)美學轉(zhuǎn)換上,小說結構性的因素也應予以重視。單一緊抓現(xiàn)實經(jīng)驗的小說未必能夠充分有效地抵達當下生活背后的精神狀況,結構也許可以借由更多的交錯、省略、不對稱等映照出更多的可能角度。在此,“70后”作家徐則臣的《耶路撒冷》提供了一個范例。作者在主要的敘事脈絡的各章之間插入“我們這一代”的專欄文章,雖然拿掉小說中的“專欄”,敘事也是流暢的,但是它的意義就會被縮減了。《耶路撒冷》的問題或許是它的“專欄”與主人公命運之間的張力和互文性還不夠強,作者所懷抱的寫作野心因而尚未充分實現(xiàn),但它仍然堪稱一部厚重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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