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反對闡釋》開始,每一本桑塔格著作的問世,都是美國一次重大的文化事件。這種現(xiàn)象,甚至到桑塔格死后都在延續(xù)。許多有關(guān)她生平逸事的著作在她逝世后陸續(xù)出版,而所有這些在桑塔格身后出版的著作中,當屬桑塔格日記的出版最令人期待與激動。蘇珊桑塔格身后留下了近100個日記、筆記本。如果說桑塔格日記第一卷《重生》是以描述主人公成長過程為主題的教育小說——是桑塔格版的《布登勃洛克一家》(托馬斯曼作品)、《馬丁伊登》(杰克倫敦作品);這第二卷,會是一部充滿活力和成功的成年時期的小說。這卷日記最引人注目的事實之一是桑塔格在不同世界之間來回穿梭的方式,充滿了極度的舉棋不定和思想的種種矛盾。本卷記錄的是1964—1980年間的桑塔格:31歲到47歲,越南之行、反戰(zhàn)斗士、乳癌化療、中國旅行計劃,以及《反對闡釋》、《論攝影》、《疾病的隱喻》等傳世之作的孕育而生,這一時期這一系列的鮮明標簽使她迅速成長為一位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作家、評論家和思想家。
桑塔格日記首次公開出版;展現(xiàn)女神在個人生活上的真性情、知識學術(shù)上的自信與抱負,披露6、70年代對越南和中國兩個社會主義國家訪問的個人感受札記。
1968年越南之行;1972年秋的中國之行;對前夫的回憶、對婚姻的表白;對性取向的自我剖析;個性十足、種類繁多、無窮無盡的桑塔格式清單。
序
20世紀90年代初,我母親曾不很當真地考慮寫一部自傳。她這個人總是盡可能不直接寫自己,所以,這件事讓我感到很驚訝!爸饕獙懽约,”她有一次對《波士頓評論》采訪的記者說,“我感覺,似乎是通向我想寫的東西的一個相當間接的途徑……我從來都不確信,我的趣味、我的幸與不幸有什么足以示范的品質(zhì)。”
我母親1975年說這番話的時候還處在一次極其痛苦的化療期間;她前一年查出乳腺癌第四期,已轉(zhuǎn)移(那時候還是這樣一種情況:患者的病情更多的是告訴家屬而非患者本人);醫(yī)生希望,不過,正如至少其中一位醫(yī)生當時告訴我的那樣,并不真正預期能給她帶來長時間的緩解,更不用說治愈了。就像她一貫的風格那樣,她一旦又能寫作,她就選擇為《紐約書評》撰寫系列隨筆,后來這個系列以《論攝影》為書名出版單行本。不僅這本書里幾乎沒有任何意義上的自傳色彩,而且連《作為隱喻的疾病》這本書里她都幾乎沒有出現(xiàn);要知道,假如她沒有經(jīng)歷過當時那種因罹患癌癥而蒙受的恥辱——盡管時至今日這種境況沒那么嚴重了,卻依然存在,通常是以自感恥辱的形式出現(xiàn)——她是絕對不會寫的。
作為一個作家,她直截了當帶有自傳性的情況,我只能想起四次。第一次是1973年在她首次訪問中國的前夕發(fā)表的短篇小說《中國旅行計劃》。在很大的程度上,這個作品是對她自己的童年、對她的父親的思考;她父親是個商人,他短得可憐的成年生活大部分是在中國度過的,我母親四歲那年他客死他鄉(xiāng)(她從未隨父母去過現(xiàn)在叫天津的那個地方的英租界,而是留在紐約和新澤西由親戚和保姆照顧)。第二次是1977年發(fā)表在《紐約客》的短篇小說《沒有向?qū)У穆眯小贰5谌问恰冻ァ罚?987年發(fā)表,也是在《紐約客》。這是篇回憶錄,說的是1947年少女時期的她在洛杉磯拜訪托馬斯曼的事情;當時,托馬斯曼離鄉(xiāng)背井,流亡在太平洋帕利塞茲。但是,《朝圣》首先是我母親對她當時最欽佩的作家表達的欽佩;與慣常的做法一樣,自我塑像遠屬于第二位。正如她所寫的那樣,這是“一個局促不安、滿懷熱情、著迷于文學的孩子與一個流亡之中的神”的一次邂逅。最后一次,我母親1992年出版的第三部小說《火山情人》最后部分有幾個自傳性段落,她在當中直接談論——她從未在她已經(jīng)出版的作品里,甚至訪談中這樣談論過——身為女人的話題;還有就是她2000年出版的最后一部小說《在美國》里有若干一筆帶過的童年回憶。
“我的生活是我的資本,我想象的資本,”她對《波士頓評論》同一個采訪記者說,并補了一句,說她喜歡把它“據(jù)為己有”。就我母親而言,這是個奇特的,也是一反常態(tài)的說法,因為她對錢根本不感興趣,我永遠都想不起來她什么時候在私人談話里使用過金錢方面的隱喻。然而,在我看來,這似乎倒也是對她的作家之道所做的一個完全精準的描述。這也是她甚至會考慮寫一本自傳的想法讓我感到極為驚訝的原因,對她而言,寫自傳,繼續(xù)用資本做類比,就不會靠孳息——一個人的資本的收益——去生活,而是動用資本——不合理之極,不管說的這個資本是金錢,還是長篇小說、短篇小說或隨筆的素材。
最終,這一想法未產(chǎn)生任何結(jié)果。我母親寫了《火山情人》,這樣,她就覺得回到小說家這個身份上來了;這一直是她的抱負,即使在她撰寫最出彩的隨筆時,也是如此。這本書的成功為她找回了自信。要知道,從第二部小說《死亡匣子》開始,她自己就承認缺乏自信心了;《死亡匣子》1967年出版后,評論界褒貶不一,令她極度失望!痘鹕角槿恕分,我母親長時間在波斯尼亞和被圍困的薩拉熱窩忙碌——終于成為她全身心投入的激情。 此后,她回到小說創(chuàng)作上來,至少就我所知,不再提回憶錄的事。
我有時胡思亂想,覺得我母親的日記——本卷是三卷本之二——不只是她從未能抽出時間來寫的自傳(假設(shè)她真的寫了,我想象那會是非常文學、由松散片段組成的東西,類似于約翰厄普代克的《自我意識》這本她極為贊賞的書),而且是那部她從來都不愿意寫的杰出的自傳小說。繼續(xù)沿著傳統(tǒng)軌道的絕妙類比,不妨說,日記第一卷《重生》就是以描述主人公成長過程為主題的教育小說——她的《布登勃洛克一家》,以曼的杰作打比方;或者,從一個小些的文學格局來看,是她的《馬丁伊登》;杰克倫敦的這本小說,我母親少女時代就看過,而且直到她生命的盡頭說到它都很喜歡,F(xiàn)在這一卷,我稱之為《心為身役》——選自本卷日記的一句話——會是一部充滿活力、成功的成年時期的小說。關(guān)于第三卷、也即最后一卷,我暫且不說。
這么說的問題在于,我母親自己自豪而熱誠地承認,她一輩子都是個學生。當然,在《重生》里,年紀輕輕的蘇珊桑塔格就在非常有意識地創(chuàng)造自己,或者確切地說,是在重新創(chuàng)造自己,使自己成為她希望成為的人,遠離她出生和成長的那個世界。本卷未涉及她離開她童年時代的亞利桑那南部和洛杉磯,去芝加哥大學、巴黎、紐約,也未涉及滿足感(絕對不是幸福;幸福是迥然不同的東西,而且恐怕那不是我母親曾經(jīng)能從中痛飲的源泉)。 但是,我母親在本卷記下的作為一名作家的巨大成功,和各種各樣的作家、藝術(shù)家和知識分子——從萊昂內(nèi)爾特里林到保羅鮑爾斯、賈斯珀約翰斯到約瑟夫布羅茨基,以及彼得布魯克到哲爾吉康拉德 ——的交往,以及能夠到處旅行,真的是想去哪兒就去哪兒——她童年最大的夢想——都沒有影響她當學生的程度,反而更甚。
對我而言,這卷日記最引人注目的事情之一是我母親在不同世界之間來回穿梭的方式。這其中有些與她極度的舉棋不定和她思想的種種矛盾性有關(guān);我認為,它們根本沒有令本卷遜色,事實上卻令其更有深度、更有趣了,在根本的意義上,是相當?shù)摹,抵抗闡釋。但是,我想,一個更為重要的元素是,盡管我母親并不以耐著性子和蠢人相處而聞名(她對蠢人的定義,至少可以說,是普普通通的),對那些她真正贊賞的人,她就變成了學生,而不是她大多數(shù)時間里想當?shù)睦蠋。所以,對我來說,《心為身役》最有力的部分在于它的贊賞行為——對為數(shù)眾多的人的贊賞,但是,以其非常與眾不同的方式作出的最最打動人的贊美,也許要算是對賈斯珀約翰斯和約瑟夫布羅茨基了。看里面的這些段落,其實,更好地理解我母親的相關(guān)隨筆——我尤其想到論沃爾特本雅明、羅蘭巴特和艾利亞斯卡內(nèi)蒂的那幾篇——其本身首先就是表達敬意的舉動。
我愿意認為本卷也可以公平地稱為一部政治成長小說,完全是在一個人的教育、及其走向成熟的意義上講。在書前面部分,我母親對美國在越南的戰(zhàn)爭的種種蠢行悲憤交加,她成為著名的反越戰(zhàn)積極分子。我想,就連她回首往事的時候,也都會對她冒著美國的轟炸數(shù)次訪問河內(nèi)時所說的一些事情畏縮。當然,我毫不猶豫地將它們編入,一如我編入日記的許多其他條目,它們多種多樣的話題讓我要么是為了她的緣故而擔心,要么就是給我自己帶來痛苦。有關(guān)越南的地方,我只補充一句,令她怒不可遏的戰(zhàn)爭的種種恐懼絕非她虛構(gòu)的東西。她也許不明智,但戰(zhàn)爭仍然是她當時認為的無法言說的殘暴行為。
我母親從未放棄對那場戰(zhàn)爭所持的反對立場。但是,她的確開始后悔,并公開地放棄她對共產(chǎn)主義解放的種種可能的信仰,不只是放棄對共產(chǎn)主義的蘇聯(lián)、中國或古巴的化身的信仰,而且是對作為一個體制的放棄;這不像她同輩人中的很多人(這里我會說話謹慎,但是,明眼的讀者會知道我指的是我母親同輩中的哪些美國作家)。如果不是因為她和約瑟夫布羅茨基交情深厚——也許是她一生中兩個才智相當?shù)娜酥g唯一的惺惺相惜的關(guān)系——她是否會產(chǎn)生這一情感和思想變化,這我說不好。盡管在布羅茨基生命的最后階段他們疏遠了,但他對她的重要,再怎么說都不為過,不管是美學上,政治上,抑或人性上,都是如此。她在紐約紀念醫(yī)院 臨終之時,在她離世的前一天,在她呼吸極其困難、生命快到盡頭時,在報紙的頭版頭條全在報道亞洲海嘯 ,她只說到兩個人——她母親和約瑟夫布羅茨基。套用拜倫的話,不妨說,他的心即她的仲裁。
她的心經(jīng)常受傷,本卷許多篇幅就是失去浪漫之愛的詳盡細節(jié)。在某種意義上,這意味著它制造了關(guān)于我母親生活的一個假像,因為她不開心的時候日記會記得多些,在她極不開心的時候記得最多,一切順利時記得最少。但是,盡管比例不一定完全正確,我想,就和她從寫作中獲得的巨大的成就感一樣,就和她作為一個永遠的學生、杰出的文學的一種理想讀者、杰出的藝術(shù)的理想欣賞者,杰出的戲劇、電影和音樂的理想的觀眾時——尤其是她不在寫什么的時候——所賦予自己生活的熱情一樣,她愛情中的不幸福也是她的一部分。因此,這些日記從失去到博學,然后回到原地,這樣真實地呈現(xiàn)出她自己,即她走過一遭的人世間的生活。至于那不是我希望她過的生活就無關(guān)緊要了。
羅伯特沃爾什欣然審閱了最后的手稿,并發(fā)現(xiàn)了草稿上大量的錯誤和缺陷,大大提高了由我編輯的我母親這卷日記的質(zhì)量。
若仍有其他錯誤,當然由我負責——由我個人負責。
戴維里夫
蘇珊桑塔格(Susan Santag,1933—2004),美國作家、評論家、女權(quán)主義者,當代西方最引人注目也是最具爭議性的一位女知識分子,被譽為“美國的公眾良心”、“大西洋兩岸第一批評家”。
我有抱負,不是我自鳴得意。5歲的時候,我就宣稱要得諾貝爾獎。我也知道——隨著時間的推移——我沒有聰明到能成為叔本華,尼采,或者維特根斯坦、薩特、西蒙娜韋伊。 我的目標是進入他們的行列,作為一個門徒;在他們的層次上工作。我有—個好腦子,甚至是一個強大的腦子。我長于理解事物——將它們理順——運用它們(我的制圖式的頭腦)。但我不是天才。這一點我一直很清楚。(1966年1月4日)
我轉(zhuǎn)而和不朽的故人待在一起——那些“偉人”(諾貝爾獎得主)——總有一天我會成為其中一員的。我的抱負是:不成為他們中最好的一個,而只是他們中的一員,與水平相當、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
即使到了今天,這個抱負差不多還在。這個古老的欲望:讓世人充滿“文化”和知識——給世界以密度和重量——把我自己填滿。我看書的時候總感覺是在吃東西。看書的需要如同一種可怕的極度饑餓。所以,我常常試圖同時看兩三本書。(1967年8月9日)
在每個歷史時期,作家都有三個團隊。第一團隊:他們“功成名就”,在同一種語言的同時代人的寫作中成為參照點(比如:埃米爾斯泰格爾、埃德蒙威爾遜、V. S.普里切特)。第二團隊:國際性的——他們在歐洲、美洲、日本等成為他們同時代人的參照點(比如:本雅明)。第三團隊:他們成了多種語言中一代又一代人的參照點(比如:卡夫卡)。我已經(jīng)身處第一團隊,就快被第二團隊接納——只希望起到第三團隊的作用。(1978年5月27日)
我現(xiàn)在明白,我與男同性戀者的交往模式還有一個比我已經(jīng)明白的更重要的涵義(去性化我自己;有男伴——這是我渴望的——這樣仍然安全,不構(gòu)成威脅)。它也意味著我的女性特質(zhì)的迂回恢復或保留!一切“女性的”東西,“基本上”都被我母親毒害抑制了。即使是她愿意……做什么,我也不想做。假如她喜歡,我現(xiàn)在也不能喜歡。一切都包括在內(nèi),從男人到香水,漂亮的家具,有品位的衣服、化妝品、漂亮的或考究的東西,柔和的線條、曲線、花兒、色彩,去美容院,以及陽光假日!更別提喝酒、打牌 + 看電視。感謝上帝,我母親不喜歡孩子、食物、電影、書籍和學問!
可憐的我。但是,我相當聰明,通過接近一系列羨慕和模仿“女性的”東西的男人,找到了通往這些東西的秘密途徑。我接受他們身上的這些元素。(他們——不是女人,不是我母親——對此作出了驗證。)因此,我能接受我自己身上的這一特質(zhì)。因此,在過去的10年里,我已經(jīng)逐漸地在我的生活中增加了更多“女性的”東西、品位。我可以愛“新藝術(shù)”(所有的曲線,乳白色的玻璃、瘋狂的花朵)。我可以欣賞花。我愛跳舞。我愛漂亮的衣服。我想要(嗯,心里這么想,不過實際上我沒這么干)參加和舉辦聚會。我想要一套漂亮的公寓,里面有漂亮家具。我愛穿色彩艷麗的衣服。(1968年8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