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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宣化方言研究的發(fā)端，也是中國地理語言學研究的發(fā)端。宣化方言因為與中國地理語言學的歷史緊緊連在一起，所以格外受人關注。多年來，我一直希望能有機會親赴宣化地區(qū)，沿著當年賀登崧神父的足跡，對宣化方言進行一次新的調查。幾年前，我還為此跟張家口大學的老師進行了多番聯系。無奈由于各種原因，始終無法成行，遺憾之情難以釋懷。然而，機緣巧合，正在攻讀博士學位的郭風嵐在接觸到了賀登崧神父的研究之后，立即對宣化方言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我見此情狀，便大力鼓動郭風嵐以此為研究課題，撰寫博士論文。盡管這個題目研究難度很大，但出于一種強烈的探索熱情，郭風嵐還是毅然投身到了宣化方言的調查研究當中去。
　　鑒于上述特殊的歷史背景，郭風嵐的研究采取了與一般漢語方言研究很不相同的做法。她首先對宣化境內四個有代表性的地點縣城、姚家房、趙川、深井方言進行了詳細調查。在此基礎上，歸納出有針對性的調查項目，對包括賀登崧、王輔世當年所調查區(qū)域在內的81個村莊的方言進行了調查。每個地點都盡量選取一名十幾歲的少年和一名60歲以上的老年人作為主要調查對象，總共調查了170多人。
　　這樣，在研究宣化方言的時候，就有了三種不同時間／年齡的材料，即書中所稱的：1948少（賀登崧、王輔世1948年調查的少年），2003老（郭風嵐2003年調查的老年人），2003少（郭風嵐2003年調查的少年）。同時，在不同時代，各具有密集分布的數十個地點的材料（賀登崧、王輔世調查的63個村，郭風嵐調查的81個村）。從而構成了一幅具有多時空交錯的多維語言圖景，這也就是本書所稱的“時空格局”。
　　當然，要駕馭這樣一個復雜的“時空格局”，缺乏現成的研究先例，作者所面臨的困難和挑戰(zhàn)是可想而知的。郭風嵐以前主要從事語言學理論、社會語言學的教學研究工作，具有很強的理論分析能力。她在學習了方言、地理語言學之后，把普通語言學、社會語言學、地理語言學等學科的理論方法很好地結合起來，對宣化方言進行了多視角、多維度的比較研究、綜合分析，在語言變異和變化及其機制、原因等方面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得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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