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篇白重恩和張瓊的文章“中國經濟減速的生產率解釋”，從生產率角度探討我國經濟當減速的原因和未來走勢：首先利用1978 年以來分省數據考察了生產率波動的影響機制，之后對近年來生產效率變動的源泉進行了分解，并模擬了2008 年以來大規(guī)模投資在“穩(wěn)增長”中的作用，最后從生產率角度討論我國經濟增長的未來走勢。研究發(fā)現：首先，從對技術效率改善的影響的角度來看，對外開放程度對生產率有顯著正向影響，而收入水平的影響則顯著為負；其次，存貨規(guī)模和勞動參與率通過影響要素的有效使用量，分別對生產率產生顯著的負向和正向影響；再次，從對要素配置效率的影響的角度來看，政府規(guī)模對生產效率有顯著負向影響，投資率對生產效率存在顯著的負向影響，城鎮(zhèn)化進程的影響為正；最后，沒有發(fā)現生產效率受到顯著的負向周期性影響。綜合而言，“后發(fā)優(yōu)勢”不斷減弱、對外依存度大幅下降、投資率攀升、政府規(guī)模不斷擴大和勞動參與率持續(xù)降低，均是我國2008 年以來生產率下降的重要因素，而周期性影響不是主要因素；2008 年以來的經濟增長更多地依賴于投資率大幅上升，不利于生產率的提升和居民消費增長。文章認為，后危機時代我國經濟增速放緩將是較長時間內的必然趨勢，同時進一步的改革對防止經濟過度降速至關重要。
　　羅德里克的文章“經濟增長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從長期視角分析經濟增長，研究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和約束力。他認為，經濟增長背后的兩個主要推動力分別是：以人力資本和制度為表現形式的基礎能力的發(fā)展；以及結構轉型，即新興（更高生產率）產業(yè)的誕生和擴張，勞動力從傳統或低生產率活動轉移至現代化的生產活動。他構建了一個三部門的分析框架，來說明基礎能力改善和旨在推動結構快速轉型的政策如何相互作用，帶來可持續(xù)的長期經濟增長。其結論是，如果過分注重“基礎能力”，使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力偏離了能使現代產業(yè)起飛的政策，則可能導致增長放緩。同樣，如果隨著時間的推移沒能構建必要的技能和制度，過分強調工業(yè)化也可能最終導致經濟崩潰。對發(fā)展中國家來說，未來數十年世界經濟提供的阻力要比動力多，但過去成功國家采取的合意政策的很多特征現在仍然通用：穩(wěn)定的宏觀經濟框架，對經濟結構調整和多元化的激勵，應對不平等和包容性問題的社會政策，持續(xù)對人力資本和技能投資，持續(xù)不斷地加強監(jiān)管、司法和政治制度。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三位研究人員喬納森 奧斯特里、安德魯 伯格和哈拉蘭博斯 昌加賴茲利用最新的綜合性數據，考察了不平等、再分配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他們的研究認為，不平等始終對中期增長速度和經濟增長持續(xù)時間有著穩(wěn)健和有力的影響；再分配對經濟增長的總影響大體上是中性的，一般水平的再分配以及由此導致的不平等水平的降低，通常與更高、更可持續(xù)的經濟增長相聯系。因此，對再分配的過度謹慎，并據此不作為，在很多情況下可能并不恰當。不過，作者們也特別提醒，不應對他們的研究結果作過度解讀，特別是用于政策目的；即使給定這些結果，促使再分配盡可能有效率依然是重要的。此外，進一步深入研究再分配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將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不平等、再分配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使政策建議更有針對性。
　　在討論中國經濟轉型的時候，經�？梢月牭健袄�美化式的中等收入陷阱”這樣的警告，經常被提及的國家往往有阿根廷、巴西、智利等。這些國家近年來的經濟發(fā)展究竟如何，全面的研究文獻并不多見�！侗容^》一直注重給讀者們引介其他發(fā)展中國家的發(fā)展經驗。本輯的“比較之窗”欄目提供了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艾倫 泰勒教授解析阿根廷經濟發(fā)展的文章“阿根廷悖論：微觀解釋與宏觀迷局”。泰勒試圖說明一個世紀前，全球收入水平名列第五位的阿根廷，為什么會在20 世紀初脫離原來的軌道，停滯不前，其目前的平均收入只及西歐12 個核心國家的40%。作者從微觀視角分析了阿根廷經濟增長停滯不前的原因：從貿易角度看，貿易保護主義提高了資本品和投入品成本，阻礙了技術轉移，拖累經濟增長；從投資角度看，則是投資質量低下、投資錯配以及投資品多樣化不夠拖累了經濟增長。為什么阿根廷會選擇這些拖累增長的經濟政策呢，作者對現有文獻中有關這一問題的不同解釋進行了綜述，如地理論、殖民論、法律起源論、外部沖擊論等。在他看來，單純訴諸其中的某個因素，都不能可信地解釋阿根廷的逆轉，更可取的辦法是，既關注外生因素，也要關注深層決定因素（如法律），或者關鍵時刻來自全球其他經濟體的強大外部沖擊與初始歷史條件的相互作用。
　　印度央行行長拉詹的文章討論危機后推行的非常規(guī)貨幣政策是否能順利退出，非常規(guī)貨幣政策對其他國家有何溢出效應。他認為，長期實行非常規(guī)的貨幣政策，造成了強烈的激勵扭曲效應，加劇非常規(guī)政策退出的潛在不良后果。不僅如此，非常規(guī)貨幣政策還會溢出到其他國家，加劇資金流入國的資產泡沫，使一些政策承諾更弱的新興市場經濟體有更強的意愿屈服于民粹主義。非常規(guī)貨幣政策的持續(xù)實行，還導致了現行國際貨幣政策的無序狀態(tài)，對經濟的可持續(xù)增長和金融行業(yè)構成了潛在風險。因此，在拉詹看來，“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更像是病因而非良藥。我們越早認識到這一點，全球經濟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局面就會越快到來”。
　　隨著2008 年金融危機的爆發(fā)，提出了一個無法回避且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如何對域外的金融活動進行監(jiān)管，防范全球的系統性金融風險。在“金融監(jiān)管的域外適用：為什么外星人回不了家”一文中，對金融監(jiān)管深有研究的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教授小約翰 科菲從“公共品”和“公地悲劇”的視角探討了推進域外監(jiān)管的必要性，他認為歐美應在國際社會尚未達成共識的情況下，首先就相關標準達成一致，并引導其他主要參與者認同它們的標準，以此推進域外監(jiān)管。與此同時，作者利用兩個差異很大的國際金融監(jiān)管的例子：20 國集團達成共識的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和證券交易委員會基于域外管轄權對跨境互換交易的監(jiān)管，以及美國獨創(chuàng)的“沃爾克法則”，討論不同的域外管轄權范圍可能產生的不同成本與收益，以此來說明域外管轄權的選擇問題。
　　圍繞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社會保障改革的決議，《比較》第72 輯引介了一組討論養(yǎng)老金體制改革國際經驗的文章，受到了讀者們的關注。了解國際經驗固然重要，了解國內對養(yǎng)老金體制問題的思考及實踐對下一步改革更不可或缺，因此，“歷史文本”欄目重發(fā)主編吳敬璉“關于社會保障基金的籌資方式”一文，試圖部分還原國內對養(yǎng)老金體制改革的思考。在這篇2010 年寫就的文章中，吳敬璉對過去幾年社會各界關于養(yǎng)老金體制改革方案的探討進行了梳理和概括，從中我們也可以發(fā)現，當時的中國政策界和學術界對研究這一問題所持的開放思維和前瞻性。
　　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 皮凱蒂近700 頁的學術著作《21 世紀資本論》在2008 年金融海嘯之后出版，探討資本主義究竟怎么了，不僅引發(fā)了歐美經濟學家熱議，并成為超級暢銷書，還是當下經濟學界的一件大事�！侗容^》以引介國際經濟學界的最新理論和研究方法為宗旨，這樣的“大事”當然是我們關注的對象，不僅第一時間獲得了此書的中文版權，且在這輯的“新書架”欄目為我們的目標讀者提供三篇對皮凱蒂著作的評論文章：1987 年諾獎得主羅伯特 索洛對皮凱蒂書中的財富概念、資本回報率和增長率之間的關系給出了自己的解讀和評論；收入不平等和福利經濟學專家彼得 林德特則討論了從皮凱蒂的觀點出發(fā)，學者們可以沿著哪些路徑對不平等問題有效地展開研究；諾貝爾經濟學獎評委會主席佩爾 克魯塞爾及其同事則從居民儲蓄行為的角度對皮凱蒂的預言——資本回報率高于增長率將導致財富越來越集中——提出了質疑。
　　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范建軍的文章則從投資、需求、全要素生產率、凈出口等方面對中國經濟增長進行了分析，并給出了相應的政策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