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德國研究(第四卷)》所輯文章之多樣,直觀地暴露出浪漫議題的復雜,更有力地展示了人文科學內部的關聯(lián)。以上對本卷內容只略作提示,欲解文中滋味,還需讀者細細品讀。
北大德國研究中心2011年“浪漫主義”工作坊題解
思想史研究
弗·施萊格爾的“懶惰禮贊”
詩與思:在自然中的存在
——伽達默爾詮釋學融合視域中的歌德
施萊格爾的浪漫式柏拉圖詮釋及其相關問題
康德歷史哲學與道德理性的現(xiàn)代性問題
——以德國理論為視角的探討
庫登霍夫一卡萊基家世、成長地考
——兼論德意志浪漫主義文化對“泛歐”聯(lián)合思想的影響
對中歐關系發(fā)展的一些思考
學術對話
中國語境中的現(xiàn)代性與合理性
民權——公民與人民的權利:日本的現(xiàn)代化與對西方文獻的
翻譯
新秀園地
止步橋頭
——詩人高特弗里德·本恩的迷途與悔悟
多元視角與異國元素
——試析維蘭德小說《金鏡》的中國話語
書評
作為“德國事件”的浪漫主義
——《浪漫主義——一個德國事件》譯后散論
浪漫派與審美主義
——施米特的《政治的浪漫派》
文化研究的現(xiàn)在與未來
《文化研究的未來:21世紀的理論、文化和社會》序
一位啟蒙主義者的德意志文學史觀
——讀海因茨·史臘斐《德意志文學簡史》
突破啟蒙的界限
——G.H.舒巴特的《自然科學的夜的一面》(1808)
2.日本的政治轉向:由英法到德國
在文明史史觀傳播的同時,日本人開始翻譯來自德語區(qū)的史學著作,其中代表就有西奧多·伯哈德·維爾特的《文理中學及高等國民學校世界史教材》。①此前日本關于德國歷史的知識主要間接地來自英國。例如,朱麗亞·科納的《德國歷史》對俾斯麥的專制進行了尖銳的批判②,而維特納的德國中學教科書則是站在君主制立場上的。約翰·約瑟夫·伊格納茲·馮·多林格爾題為“法國大革命”的講課稿也被翻譯為日文。馮·多林格爾的作品吸引了許多革命批評者的注意,他將德國文化與英法文明明確對立起來。除此以外,約翰·卡斯帕·布隆奇利的《國家學通論》中第四章“民族國家的建構與民族原則”的第三節(jié)“人類與民族本性中國家的基礎條件”也被翻譯為日文。③布隆奇利在文中強調了民族族群是構成國家的主體。④維特納的教科書更早地被引入日本,而另外兩部著作則在19世紀80年代被譯為日文。這三個案例都表明了日本當時需要什么樣的歷史觀:這一時期“國體”歷史觀在日本的影響力逐漸增強,這種歷史觀將天皇推到歷史與道德體系的中心。
歷史觀的變化與政治轉變之間存在著關聯(lián)。首先我們應當關注1881年的政治斗爭即“明治十四年政變”。這一年,反對不斷發(fā)展的“自由人權運動”的明治政府內部爆發(fā)了有關成立議會的爭論。該政治斗爭的內容是,新政府中一部分計劃引入以普魯士為榜樣的憲法的政客,如作為右大臣的巖倉具視(Iwakura Tomomi)和作為太政宮大書記官的井上毅(Inoue Kowashi),將以英國為榜樣的憲法的支持者[如參議大隈重信(Okuma Shigenobu)]排除出了政府的領導崗位。
日本現(xiàn)代化進程也帶有政黨權力之爭的特點,而這些政黨爭論的焦點在于,日本應當將哪個歐洲國家作為學習模板。1881年的斗爭決定日本走上了建設普魯士式國家和學習德國模式的道路。這一分歧的結果是天皇宣布成立國家議會以及制定基于天皇而非民眾同意的憲法。最終,1889年效仿普魯士憲法的《大日本國憲法》頒布,日本天皇被承認為全面的權力中心(除此以外還是軍事的最高統(tǒng)帥和最高的立法者)。
這也導致在科學領域,德國模式占據了主導地位。1881年,“獨逸學協(xié)會”成立,并開始大量地翻譯德國政體學與法學文獻。①為了促進德國政體學的研究,1887年,在伊藤博文(Ito Hirobumi)的堅決支持下,國立大學教職人員成立了“國家學協(xié)會”。該協(xié)會研究憲法學、政治學、財政學、經濟學和統(tǒng)計學時深受德國影響。在經濟學領域,19世紀80年代被翻譯成日文的德國和奧地利著作的數(shù)量大幅增加。1889年日本引入的經濟學文獻中大約有50%來自德語區(qū)。②在明治早期就已經出現(xiàn)的對德國的興趣,隨著這一沖突之后保守領導人的上臺得到了迅速增強。
日本人心中西方的領導從英國、法國轉向德國,導致了社會學領域和史學領域的同步轉變。③19世紀六七十年代歷史研究中效仿盎格魯一撒克遜和法國的文明史史觀現(xiàn)在已經過時。在德國的影響下,以社會達爾文主義為基礎,關注西方強國的歷史觀逐步推進發(fā)展,并且留有批評公民革命和強調民族族群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