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辭》導(dǎo)讀
　　陳煒舜
　　一、引言
　　近代大學(xué)者梁啟超說：“吾以為凡為中國人者，須獲有欣賞楚辭之能力，乃為不虛生此國。”《楚辭》作為中國詩歌兩大源頭之一，與《詩經(jīng)》齊名�！冻�辭》產(chǎn)生的年代晚于《詩經(jīng)》，是先秦南方文學(xué)的代表，體現(xiàn)了獨特的審美精神。東周以降，楚國長期吸收北方中原的文化，并將之結(jié)合本土文化，到戰(zhàn)國時代乃逐漸擺脫蠻夷之邦的形象�！冻�辭》，就是兩種文化成功結(jié)合后的產(chǎn)物。
　　不同于《詩經(jīng)》的寫實主義，《楚辭》的浪漫主義風(fēng)格是由楚地廣袤富饒的山川、豪邁熱情的民風(fēng)和神秘絢麗的巫文化所造就的。其精彩絕艷的辭章、朗麗哀志的情調(diào)、細膩高超的藝術(shù)技巧、琳瑯滿目的神話素材，令人愛不釋手。《楚辭》不僅是漢賦的直系祖先，其辭采和精神更滋養(yǎng)了后世眾多的作家。從司馬遷、曹植、陶淵明、李白、杜甫、蘇軾、曹雪芹到龔自珍，他們的創(chuàng)作無一不受到《楚辭》的影響。民國以后，雖然包括楚辭在內(nèi)的舊體詩歌不再是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主要體裁，但現(xiàn)代作家如聞一多、郭沫若諸人，依然深受《楚辭》哺育，而楚辭學(xué)也成為了“五四”以來的一門顯學(xué)。
　　屈原（約公元前三四三年至公元前二七七年）是《楚辭》的主要作者，作為秦楚爭霸及國內(nèi)政治斗爭的犧牲者，他以高尚的人格感召了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屈原傳世的二十五篇作品大抵為仕途失意時所作，字里行間洋溢著他對斯土斯民的熱愛、古圣先賢的景仰，以及追求真理、堅守正義、保持激情、擁抱理想的精神，而這種精神是不以時代之更移而轉(zhuǎn)變的。其次，進入戰(zhàn)國時期，諸子百家應(yīng)運而生。在中原地區(qū)，散文逐漸取代詩歌的地位。博學(xué)多才的屈原縱然與諸子同期，卻以詩歌創(chuàng)作聞名于世。他不僅對楚辭這種文體起了奠定的作用，更開啟了中國文學(xué)史上第一個創(chuàng)作流派，宋玉、唐勒、景差皆能祖述屈原的從容辭令。如果說孟、莊、荀、韓的學(xué)派皆以義理為依歸，屈原的流派則以辭章為核心，難怪歷來都有人將屈原列為諸子之一。屈原的楚辭創(chuàng)作，除有發(fā)憤抒情的功用外，更意味文學(xué)意識的覺醒。在中國文學(xué)史上，他雖然不是第一位留名的詩人，卻以大量精力投入詩歌創(chuàng)作，可說以詩歌為寄托、為志業(yè)、為生命。因此，屈原有“詩人之祖”的美譽，衣被百代，暉麗千秋。
　　二、楚辭的名義與風(fēng)格
　　楚辭，就是楚人創(chuàng)作的詩歌。這種體裁盛行于戰(zhàn)國時代的楚國，相對于《詩經(jīng)》較晚。楚國君臣多嫻于辭令，他們對詩歌亦非常注重修辭技巧。因此，這種修辭華美的楚國詩歌就被稱為“辭”或“楚辭”。楚辭的代表作家有屈原、宋玉等，有時候楚辭甚至專指屈原的作品。 作為文體的名稱，楚辭最早見于《史記．酷吏列傳》：
　　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為太中大夫。
　　朱買臣、莊助皆西漢武帝時人。到了成帝即位，劉向奉旨校書，匯集屈原、宋玉、賈誼、東方朔等人的作品，編為十六卷，名曰《楚辭》。自此以后，楚辭成了專書之名。東漢后期，王逸根據(jù)劉向的本子著成《楚辭章句》，是現(xiàn)存最早的《楚辭》注本，對后世影響深遠。
　　楚辭作品獨有的地方特色，一直為人們所注意，其中最顯著的，莫過于誦讀的方法。《漢書．藝文志》云：“不歌而誦謂之賦�！� 所謂賦乃合騷體而言之。騷、賦共同的誦讀方法，就是純粹的朗讀，不必配上音樂旋律來唱誦。而楚辭誦讀的聲調(diào)也富于特色，西漢被公、朱買臣等皆是能以楚聲來誦讀楚辭者。除了聲調(diào)外，楚辭還有不少其他特色，北宋末年學(xué)者黃伯思便做過一番歸納：
　　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辭。若“些”、“只”、“羌”、“誶”，“蹇”、“紛”、“侘傺”者，楚語也。悲壯頓挫，或韻或否者，楚聲也。沅、湘、江、澧、修門、夏首者，楚地也。蘭、荃、藥、蕙、若、芷、蘅者，楚物也。
　　黃氏之言可分為形式和內(nèi)容兩方面。他認為，楚辭作品在形式方面采用了楚地方言詞匯（楚語）和音韻（楚聲），內(nèi)容方面記錄了楚地的地理環(huán)境（楚地）和土特產(chǎn)（楚物）。黃伯思的說法雖然不錯，但尚可斟酌補充。先秦時代的楚聲早已不傳，如何根據(jù)楚辭文本來感受楚聲的悲壯頓挫？更何況楚語、楚地、楚物，并不一定只在楚辭作品中才會出現(xiàn)。比如說楚辭的“兮”字，每在《詩經(jīng)》和賦中出現(xiàn)。而賦的句式，有不少也十分接近楚辭。因此，楚辭必然還有一些判然不同于其他文體的特色。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楚國的文化背景。楚文化與北方的諸夏文化頗有差異，楚人信巫覡、重淫祠，雖君主亦不例外。據(jù)桓譚《新論．言體論》的記載：
　　昔楚靈王驕逸，輕下簡賢，務(wù)鬼神，信巫祝之道，齋戒潔鮮，已祀上帝、禮群神，躬執(zhí)羽紱起舞壇前。吳人來攻，其國人告急，而靈王鼓舞自若，顧應(yīng)之曰：“寡人方祭上帝，樂明神，當(dāng)蒙福佑焉，不敢赴救�！�
　　吳軍壓境的關(guān)頭，楚靈王卻仍在“鼓舞自若”地祭神。盡管靈王的祭祀沒有達到預(yù)期的效果，但歷代楚王對于鬼神之事的興趣卻絲毫沒有減退�！稘h書．郊祀志》指出，屈原時代的楚懷王同樣采用過這種方式，冀圖退卻秦軍：
　　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
　　所謂上有好而下必甚焉，楚國巫風(fēng)之盛，可想而知。而重想象、重抒情、斑斕陸離、恢詭奇絕、充滿神話色彩的楚辭作品，就是這種文化風(fēng)俗影響下的產(chǎn)物�！峨x騷》、《九歌》、《天問》、《招魂》等篇章中關(guān)于宗教活動的記載，往往可見。
　　其次，楚辭的代表作家──屈原，對于楚辭風(fēng)格的塑造，也是一個關(guān)鍵。屈原忠君愛國，卻遭讒害而被疏遠、放逐，眼見君昏國危、民生困苦，屈原于是創(chuàng)作了《離騷》等一系列的作品來諷諫君王，一篇之中，再三致意。明代吳訥《文章辨體》說：
　　采摭事物、摛華布體謂之賦……幽憂憤悱、寓之比興謂之騷；傷感事物、托于文章謂之辭。
　　吳訥雖然將辭、騷并列，但“傷感事物”是概言辭體，“幽憂憤悱”是專論屈作，因此將屈原的《離騷》等作品歸在辭這一類，毋庸置疑。整體而言，吳訥認為辭這種文體表達的心情大多是哀怨的。進而言之，楚辭（以及其所淵源的楚歌）所表達的哀怨心情往往是一種無可奈何感，如《九歌．大司命》云：“愁人兮奈何？愿若今兮無虧。”項羽《垓下歌》：“騅不逝兮可奈何？”劉邦《鴻鵠歌》：“橫絕四海，又可奈何？”還有《越人歌》的無奈是不為鄂君所知，《離騷》的無奈是懷王不能任賢，《大風(fēng)歌》的無奈是猛士難求……這種無可奈何之感，是人類面對不如人意的世事卻又無能為力時所滋生的悲劇情愫。
　　《史記．屈原列傳》曰：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
　　司馬遷在此處透露出一個重要的信息：宋玉、唐勒、景差雖在辭令上祖述屈原，但他們的作品就文體而言已由辭發(fā)展為賦。唐勒、景差的作品今已十不存一。而從宋玉現(xiàn)有的作品來看，除了收入《楚辭》的《九辨》為辭體外，其余《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風(fēng)賦》、《大言賦》、《小言賦》等皆是賦體，可見宋玉的創(chuàng)作興趣逐漸從辭趨向于賦。吳訥指出賦的特色在于“采摭事物、摛華布體”，可見辭強調(diào)感傷的情調(diào)，賦偏重鋪的手法。而明代胡應(yīng)麟《詩藪》則說：
　　騷與賦句語無甚相遠，體裁則大不同。騷復(fù)雜無倫，賦整蔚有序。騷以含蓄深婉為尚，賦以夸張宏巨為工。
　　這段文字顯示，要辨別文體的異同，不能只注意句式，更要看章法和情調(diào)。試想屈原行吟澤畔時，心煩慮亂，情思恍惚。故發(fā)而為辭，文義或許層次繁復(fù)，但傷事感物、幽憂憤悱的情調(diào)則一以貫之。至于宋玉等人身為文學(xué)侍從，作品雖也帶有諷諫的性質(zhì)，但主要還是為了娛樂楚王。如《高唐賦》對楚地山川的鋪敘、《神女賦》對神女意態(tài)的形容，皆脈絡(luò)分明，以極盡描摹為能事，而章法、情調(diào)卻與《離騷》大相徑庭。賦是從辭發(fā)展而來的，在兩漢蔚為大宗。由于楚辭哀怨的情調(diào)與西漢盛世的時代精神已有不符，故不得不演變?yōu)樵屣棾衅降馁x。與賦以及后世其他文體相比，楚辭體過早的轉(zhuǎn)化與衰落，回過頭來又烙上屈原的印記。一種文體的塑造取決于單一作家，這在中國文學(xué)史上是極為罕見的。
　　三、楚辭體的起源與形式
　　古代學(xué)者認為《詩經(jīng)》是《楚辭》的直系祖先，如東漢王逸就提出屈原是“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 宋代朱熹也將《楚辭》稱為“變風(fēng)變雅之末流”。 現(xiàn)、當(dāng)代的學(xué)者大多肯定《詩經(jīng)》與《楚辭》之間的傳承關(guān)系，但也認為楚辭體的來源具有多元性，如楚歌（即楚地民歌）就是直接源頭之一�！秴问洗呵铮�音初》記載：
　　禹行功，見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睂嵤甲鳛槟弦�。周公及召公取風(fēng)焉，以為《周南》、《召南》。
　　“兮”、“猗”二字皆從“丂”得聲，古代大約念成“呵”音。這首短短四字的《候人歌》中，感嘆詞竟占去了一半的篇幅，把涂山氏等待丈夫歸來的那種焦灼、煩亂而又帶期盼的心境表露無遺。在《呂氏春秋》的作者看來，南方歌謠（南音）最顯著的特色，就在于抒情、感嘆，這種特色在《詩經(jīng)》的《周南》、《召南》里多有繼承。如《周南．漢廣》：
　　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泳矣，不可方思。
　　《漢廣》篇用“思”不用“兮”，而其內(nèi)容描述的江漢一帶，正在楚國境內(nèi)。此篇縱然未必是楚人所作，但嗟嘆的聲韻、幽婉的情調(diào)，卻很接近楚辭的特色。二“南”以外的詩歌，也時時可見帶有“兮”字的句式。如《鄭風(fēng)．野有蔓草》的第一章，就與《楚辭》中《橘頌》的句式幾乎一樣：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愿兮。
　　至于句式不盡相同而一樣運用“兮”字的，為數(shù)更多，茲不贅。
　　從現(xiàn)有的數(shù)據(jù)看來，楚康王時代（前五五九至前五二九）已有比較成熟的楚歌產(chǎn)生了。西漢劉向《說苑．善說》記載，楚康王的弟子皙受封為鄂君，泛舟于新波之中。掌櫓的越女以越語（南方少數(shù)民族的語言）唱了一首歌曲。鄂君請人翻譯成楚語，其文如下：
　　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
　　這首《越人歌》是中國歷史上可考的第一首譯詩，產(chǎn)生時代較屈原早了二百多年。“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二句，以山木起興，帶出不為鄂君所知的憂愁。其結(jié)構(gòu)與情調(diào)，與《九歌．湘夫人》“沅有茝兮醴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二句非常相似，二詩被譽為“同一婉至”。 由于《越人歌》原文的漢字記音尚保留于《說苑》，引發(fā)后代許多學(xué)者重新譯解其越語原文。漢字記音的最后五字“滲惿隨河湖”被解讀為“隱藏心里在不斷思戀”，對應(yīng)“山有木”兩句；然尚嫌質(zhì)樸，并無楚譯本的比興之義�？梢姟对饺烁琛吩谵D(zhuǎn)譯的過程中，必然經(jīng)過了文學(xué)加工。而這位楚譯者的造詣，也展現(xiàn)了當(dāng)時楚國的文學(xué)水平。
　　游國恩指出，楚辭所以獨立于《詩經(jīng)》之外而成為一種新文體，全在它運用所謂“騷體”的形式。這個形式就是它在句尾或句中一律用一個助詞——“兮”字。 由于楚辭的風(fēng)格以抒情為主，在句式上富于感嘆，是很自然的。據(jù)明代張之象《楚范》的統(tǒng)計，《楚辭》中有“兮”的句式共三十六種，從“一兮一”式（坱兮軋）、“一兮二”式（眴兮杳杳）、“二兮二”（吉日兮辰良）到“九兮六”式（茍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頷亦何傷），應(yīng)有盡有。 此外，《招魂》的“些”、《大招》的“只”，在篇中的功用也與“兮”字近似。若論屈原作品中帶“兮”的典型句式，粗略而言蓋有三種類型。第一種是“九歌型”，如《東皇太一》：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
　　以及《國殤》：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
　　“九歌型”的句式中，“兮”字一般居于句子的中間，形式多為“二兮二”、“三兮二”以及“三兮三”型。這種句式主要見于《九歌》諸篇，亦偶見于《九章》。
　　第二種是“離騷型”。若以兩句為一個單位，“兮”字一般出現(xiàn)在第一句的末尾。如：
　　茍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頷亦何傷。
　　這種句式主要見于《離騷》、《九章》（《橘頌》除外）、《遠游》、《招魂》小引、《九辯》等篇章。很明顯，“離騷型”是由“九歌型”發(fā)展而來的，故張之象《楚范》仍以“離騷型”的兩句為一句。此外，還有一種句型略短的變體，如《漁父》中的《滄浪歌》：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
　　以及《招魂》亂詞：
　　獻歲發(fā)春兮，汩吾南征。
　　只是這種句式更接近四言體，似乎恰是第三種“橘頌型”的倒置形式。《橘頌》云：
　　后皇嘉樹，橘來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
　　除《橘頌》外，在《九章》的亂詞中也常�？吹竭@種句式，如《懷沙》亂詞云：
　　長瀨湍流，泝江潭兮�？耦櫮闲校�聊以娛心兮。
　　二《招》的招辭部分雖然不用“兮”字，但形式也非常相近。如《招魂》：
　　魂兮歸來！入修門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
　　又如《大招》：
　　青春受謝，白日昭只。春氣奮發(fā)，萬物遽只。
　　這種句式與《詩經(jīng)．鄭風(fēng)．野有蔓草》第一章幾乎完全相同，可見《詩經(jīng)》與《楚辭》之間的聯(lián)系。至于《楚辭》的其他作品，如《天問》以四言為主，《卜居》每句用“乎”字，《漁父》的散文性頗強。這些篇章的句式雖然不是典型，但卻可以讓我們看到《楚辭》在體式和內(nèi)容上的多樣性。
　　四、楚國文化與屈原
　　在神話傳說中，楚人的遠祖古帝顓頊是一個神奇的人物。他有上帝的神格，嘗命其子重黎絕斷了天地之間的通道，曾造《承云》之樂，死后還化為“魚婦”。重黎就是著名的火神祝融，相傳他獸面人身，乘坐兩龍，能夠光融天下。楚人的這些先祖，充滿了神奇的色彩，與上古宗教巫術(shù)的關(guān)系密切。周成王時，楚人的領(lǐng)袖熊繹受封為子爵，帶領(lǐng)人民在南方篳路藍縷、開發(fā)山林。從此以后，楚地疆土日擴，成為南方大國。由于楚國與周天子沒有血緣或姻親關(guān)系，又僻處南方，所以一直被注重宗法制度的中原國家視為蠻夷，受到排斥。正因如此，楚國保存了許多上古、夏、商時代的宗教巫術(shù)文化。屈原是楚國的重臣，曾掌巫史之職，熟悉這些宗教活動。因此，他的作品朗麗綺靡、志哀情深，既善于鋪陳，又富于聯(lián)想，這與楚國巫風(fēng)的熏浸是分不開的。
　　周朝得天下后，大封同姓諸侯，發(fā)展出宗法制度來統(tǒng)治國家。然而在南方的楚國，宗法觀念尚未形成。楚人的國家民族意識中，還遺留很多氏族社會的痕跡。因此，屈原更多地用氏族社會的觀念來看問題。如屈原對于伍子胥的態(tài)度，就是一個極佳的證明。伍子胥為報父兄之仇，曾鞭楚平王尸。在儒家看來，這種行為自然大逆不道。但屈原作為楚王宗親，卻高度贊揚伍子胥，還直斥楚平王之非。在他眼中，導(dǎo)致吳國入侵、楚國破敗的根本原因在于楚平王的昏暴。因此，伍子胥的鞭尸之舉雖出于個人恩怨，但卻向國人昭示國家民族與君主的地位孰輕孰重。屈原這種強烈的國家民族意識，也是他始終不愿離開楚國的思想基礎(chǔ)。其實，屈原在仕途失意之時，考慮過前往他國追求理想：
　　“思九州島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離騷》）
　　縱然如此，他至死都沒有背棄自己所眷戀的楚國。戰(zhàn)國時期，與君主同族而另去他國謀職的人并不罕見。如商鞅是衛(wèi)國公子，韓非是韓國公子，卻皆曾出仕于秦。假如對楚國獨有的文化缺乏認識，的確會覺得屈原不愿去國的決定在當(dāng)時是個異數(shù)。然而，了解屈原這種置國家民族于君主之上的意識后，我們會發(fā)現(xiàn)：他留在楚國、以身殉國是必然之事。
　　抑有進者，楚國在文化上雖然視周為落后，卻能不斷地學(xué)習(xí)中原文化。故此，楚國文化既有獨特的地方色彩，又具備了廣博的襟懷。屈原熟悉中原的思想禮儀、歷史掌故。如在《天問》篇中，屈原歷數(shù)唐、虞、夏、商、周這些中原王朝的史事，篇幅比例大大超過楚國史事，可見他不僅了解，而且認同中原的歷史文化。這正是楚國文化開放自由、有容乃大之氣象的體現(xiàn)。
　　屈原，是戰(zhàn)國時期楚國丹陽（今湖北秭歸）人，與楚王同宗。屈原的遠祖，可以追溯到上古時代的帝顓頊高陽氏，顓頊的后裔季連相傳為楚人的始祖。季連之后鬻熊，曾經(jīng)服侍周文王。到了春秋前期，楚武王熊通封其子瑕于屈，后代遂以屈為氏�，F(xiàn)存有關(guān)屈原生平的材料，除了屈原作品本身之外，比較可信的只有西漢司馬遷《史記．屈原列傳》和劉向《新序．節(jié)士》兩處。我們依據(jù)這些材料，參酌歷來學(xué)者的研究成果，尚可勾勒出屈原生平的概況。
　　屈原大約出生于楚宣王（前三六九至前三四○在位）時代的一個寅年寅月寅日，去世于頃襄王（前三二八至前二九九在位）時期，而主要活動時期則在懷王（前三二八至前二九九在位）朝。他出身貴族，接受過良好的教育，故而明于治亂，嫻于辭令。屈原早年深受懷王信任，官至左徒，地位僅次于令尹（令尹相當(dāng)于北方諸國的宰相之職）。他輔佐懷王改革內(nèi)政，主張聯(lián)齊抗秦，力求楚國在七雄間取得領(lǐng)導(dǎo)地位。屈原的才能和地位招致同列上官大夫的忌妒，他的改革內(nèi)容也引起既得利益階層的不滿。懷王使屈原擬定憲令，上官大夫看到草稿后意欲奪去，遭到屈原拒絕，于是向懷王進讒。一怒之下，懷王疏遠了屈原，屈原于是來到了漢北。其后，屈原轉(zhuǎn)任三閭大夫之職，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務(wù)，負責(zé)宗廟祭祀和貴族子弟的教育。
　　懷王即位之初，頗思變法圖強，曾經(jīng)擔(dān)任“合縱長”，聯(lián)合魏、趙、韓、燕攻秦。為了除去楚國的威脅，秦惠王于懷王十五年（前三○四）命張儀至楚，買通佞臣靳尚等人，在懷王面前毀謗屈原。懷王中計，屈原被逐出郢都，來到漢北。張儀趁機誘騙懷王與齊國斷交，并允諾割商于之地六百里作為報酬。等到楚、齊絕交后，張儀卻反口說當(dāng)初允諾的只有六里。懷王受騙后大怒，先后兩度舉發(fā)兵攻秦（史稱丹陽、藍田之戰(zhàn)），卻皆敗北，還喪失了漢中之地。這時，懷王想起了屈原，令他出使齊國尋求援助，但屈原的努力似乎沒有結(jié)果。不久，親秦派勢力再次抬頭。懷王二十四年（前二九五），秦楚盟于黃棘，約為婚姻，懷王還一度遣太子入質(zhì)秦國。懷王三十年（前二八九），秦昭王約懷王于武關(guān)相會。屈原極力勸阻，而公子蘭等人卻不愿絕秦之歡，力主懷王入秦。懷王最終被秦扣留，三年后客死秦國。
　　懷王入秦后，長子頃襄王接位，以公子蘭為令尹。頃襄王七年，與秦結(jié)為婚姻，以求茍安。屈原再次被逐，流放江南，沿長江、夏水向東南走，經(jīng)過洞庭湖和夏浦，到達陵陽（在今安徽境內(nèi)）。頃襄王二十一年（前二七八），秦將白起攻破郢都，楚國遷都至陳。這時，屈原心系故都，又循原路西還，經(jīng)鄂渚，穿洞庭，入沅江，來到了辰陽、溆浦一帶。次年，秦國攻占了楚國的巫郡、黔中郡，屈原悲憤莫名，遂自沉于汨羅江。相傳屈原自盡的日子為農(nóng)歷五月初五，后來人們在這一天包粽子、賽龍舟，就是為了紀念屈原。
　　五、屈原的思想與《楚辭》
　　在中國歷史上，春秋戰(zhàn)國是一個學(xué)術(shù)思想空前自由發(fā)達的時代，諸子百家，競起爭鳴。屈原生活于戰(zhàn)國晚期，年代稍晚于孟子、莊子，而比荀子、韓非子稍早。屈原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對于北方諸夏文化的經(jīng)典非常熟悉，并把其內(nèi)容融入自己的詩篇。如《離騷》“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與《尚書》“皇天無親，唯德是輔”；《九歌．東君》“援北斗兮酌桂漿”與《詩經(jīng)．小雅．大東》“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天問》“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與《詩經(jīng)．商頌．玄鳥》“禹敷下土方”，內(nèi)容文字都兩兩相近。非僅如此，從屈原的作品可以看出，他對各家學(xué)說都有深入的了解。儒家主張的仁義之道，屈原非常推崇：
　　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為豐。（《懷沙》）
　　儒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這種思想在屈原的作品中也得到了繼承：
　　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離騷》）
　　湯禹儼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離騷》）
　　除儒家的先王外，法家所取法的齊桓公、秦穆公等霸主，屈原也表示尊尚：
　　聞百里之為虜兮，伊尹烹于庖廚。呂望屠于朝歌兮，寧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惜往日》）
　　他在早年助懷王變法，可謂繼軌吳起的法治觀念：
　　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娭。（《惜往日》）
　　在流離憤懣的放逐之際，屈原的思想一度傾向于道家，希望能夠拋開俗世，超然高舉：
　　悲時俗之迫阨兮，愿輕舉而遠游。質(zhì)菲薄而無因兮，焉托乘而上��？（《遠游》）
　　綜而觀之，屈原對諸子的思想，無疑是有足夠的認知、理解和接納，但與各家的主張也有不合的地方。比如說，儒家推崇的周公、孔子，屈原作品中從未提及，這與儒家經(jīng)典如《孟子》、《荀子》等頗為不同。而屈原被流放的事實，也證明他不像商鞅、吳起等法家中人擁有高明的干君之術(shù)。至于《漁父》一篇，更說明屈原的思想與道家有不可調(diào)和的矛盾。詹安泰說得好：“一個人的思想，并不是孤立絕緣的，在某一個時代里，各種意識形態(tài)都是該時代的社會存在的反映。因之，各種思想都可能起相互關(guān)聯(lián)的作用�！� 各家的思想學(xué)說，對于屈原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影響。然而屈原畢竟是詩人，而非思想家。要勉強把他劃入某一學(xué)派，以求概括他的思想，實不相宜。
　　屈原的巨制《離騷》中，最后兩句是這樣的：
　　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據(jù)王逸《楚辭章句》，彭咸是殷代的賢大夫，因諫君不聽，投水而死。 屈原意欲取法彭咸，并非僅因一己之不遇，而是感到“美政”不能在楚國實現(xiàn)，理想破滅之故。何謂“美政”？王逸的解釋是“行美德，施善政”。 “美德”、“善政”的內(nèi)容，一言以蔽之，就是圣君賢臣之治。
　　儒家主張“君為臣綱”，認為一位國君的道德操守應(yīng)該是臣下效法的榜樣。國君只有學(xué)習(xí)堯、舜、文、武這樣的有德先王，施政才會有成效。屈原繼承了儒家這種思想，他的作品對于先王的稱揚，重點就在于他們的德行：
　　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離騷》）
　　湯禹儼而只敬兮，周論道而莫差。（《離騷》）
　　王逸說：“耿，光也。介，大也�！� 又云：“殷湯、夏禹、周之文王，受命之君，皆畏天敬賢。論議道德，無有過差，故能獲夫神人之助，子孫蒙其福佑也�！� 光明正大、畏天敬賢，就是屈原對國君的最高要求。相反，對于古代的暴君，屈原則毫不留情地加以貶責(zé)：
　　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而圖后兮，五子用失夫家巷。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長。（《離騷》）
　　夏啟自縱、后羿淫游、寒浞陰狠、夏桀違道、商紂誅殺忠臣，他們的作為不僅導(dǎo)致家國的破亡，更落得千秋惡名。這些沉重的歷史教訓(xùn)，屈原也念茲在茲。
　　屈原推崇的古代君主除了儒家憲章祖述的圣王外，還有齊桓公、秦穆公等法家尊尚的霸主。然而整體而言，屈原政治抱負的基礎(chǔ)還是建立在儒家思想上。舉例來說，從社會發(fā)展的角度看來，禪讓制度大概真的在上古時代存在過，而堯舜禹的傳說卻無疑經(jīng)過儒家的美化、理想化。相反，戰(zhàn)國后期，由于法家思想的盛行，人們逐漸懷疑堯舜禪讓的真實性。如《莊子．盜跖》云：“堯不慈，舜不孝�！� 《竹書紀年》則謂堯晚年德衰而為舜幽囚，舜晚年又被禹流放至南方。 對于這些意見，屈原持反對的態(tài)度：
　　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眾讒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偽名。（《哀郢》）
　　在屈原心目中，堯、舜圣賢之名是不容玷污的。換言之，法家權(quán)謀是因時制宜、作為儒家德政之補充的一種舉措。
　　春秋以來，隨權(quán)臣執(zhí)政（如晉六卿、齊田氏等）、諸侯兼并，貴族的地位日益下降。沒落貴族將王官的知識帶入民間，而平民因有機會學(xué)習(xí)知識而得以晉身士大夫階層。戰(zhàn)國以后，北方魏文侯、秦孝公、齊威王、燕昭王、趙武靈王等先后變法成功，稱雄一方。南方的楚國雖早在楚悼王時就任用吳起變法，但卻功虧一簣。究其原因，依然在于楚國獨有的文化傳統(tǒng)。很早開始，楚國的軍政大權(quán)就由包括昭、屈、景三族在內(nèi)的貴族宗室所把持。雖然也有平民登上楚國的政治舞臺（如孫叔敖以布衣而為令尹），但為數(shù)極少。吳起的變法削減了貴族的利益，自然引起強烈的反對。屈原雖身為貴族，卻欲踵武吳起，繼續(xù)變法。而變法初期是頗有成效的（參前引《惜往日》“奉先功以照下兮”章）。從屈原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知道他固然推重箕子、比干、伯夷、周公、伍子胥這些貴族中的賢能之士，但他更強調(diào)要不拘一格地任用人才：
　　說操筑于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寧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離騷》）
　　屈原看重傅說、呂望、寧戚這些平民賢才，無疑就是希望在楚國建設(shè)北方那種“處士橫議”的政治生態(tài)。進而言之，對于一些大醇小疵之人，屈原也認為要因其才而致其用：
　　昔三后之純粹兮，固眾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惟紉夫蕙茝？（《離騷》）
　　正如明人錢澄之解曰：“椒桂性芳而烈，比亢直之士，非如蕙茝，一味芳馥可親。雜字著眼，惟雜而后可以得純粹也�！� 無論亢直還是芳馥可親的賢士，屈原對于他們的基本要求乃是一個“忠”字。在他的作品中，“忠貞”、“忠誠”、“忠信”等詞語每每可見，而屈原自己就是一個忠臣的典范�？偠�觀之，屈原的賢臣觀念與楚國傳統(tǒng)貴族相去何啻霄壤。而上官大夫要奪取屈原的改革憲令文稿，不但出于個人的忌妒，更是為了保障傳統(tǒng)貴族的既得利益。
　　西周建國后，隨神權(quán)思想的消退，以周公為首的政治家們都反復(fù)強調(diào)民本思想。如《尚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左傳》曰：“夫民，神之主也�！� 在屈原的“美政”理想中，君德臣忠固然重要，而其終極目的乃是在于民生。這在他的作品中有很清晰的表述：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離騷》）
　　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離騷》）
　　瞻前而顧后兮，相觀民之計極。（《離騷》）
　　愿搖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zhèn)。（《抽思》）
　　在屈原看來，為人君、為人臣者，只要能令人民安居樂業(yè)，就能成其圣、成其賢。
　　當(dāng)然我們也必須指出，屈原的政治抱負雖然遠大，但他政治生命的終結(jié)與其本人的性格也有莫大的關(guān)系。上官大夫之所以能輕易令懷王疏遠屈原，除了貴族勢力影響、懷王昏庸等因素外，也由于慷慨激昂、抗直不阿的屈原缺乏政治人物應(yīng)有的周旋能力。因此，屈原的悲劇不在于其個人之浮沉起落，而在于他本身的性格和理想與實際的政治、社會環(huán)境之間存在著難以協(xié)調(diào)的矛盾。
　　屈原留下的作品有多少？《史記．屈原列傳》提到《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懷沙》五篇。班固《漢書．藝文志．詩賦略》的著錄是“二十五篇”，但卻未有詳言這二十五篇的篇目。 王逸《楚辭章句》認為《離騷》、《九歌》十一篇、《天問》、《九章》九篇、《遠游》、《卜居》、《漁父》皆是屈原所作，《招魂》為宋玉所作，《大招》則謂：“屈原之所作也�；蛟痪安睿�疑不能明也”。宋代朱熹亦以《招魂》為宋玉所作，又將《大招》的著作權(quán)歸于景差，恰成二十五篇之?dāng)?shù)。自此以后，明清兩代對于屈原作品篇目的認知，每有爭議。如周用認為《九歌》中的《湘君》與《湘夫人》、《大司命》與《少司命》各自應(yīng)合成一篇，而焦竑認為《九辯》為屈原所作，陳深、黃文煥、林云銘認為二“招”皆為屈原作品。到了近代，則有人懷疑《九章》中《橘頌》、《惜往日》、《悲回風(fēng)》等作品乃后人偽造。不過，當(dāng)今學(xué)術(shù)界一般認為是屈原手筆的作品包括：《離騷》、《九歌》、《天問》、《九章》、《招魂》、《大招》。至于《遠游》、《卜居》、《漁父》三篇是否屈原所作，則爭議較大。
　　班固《漢書．地理志》說：“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漢興，高祖王兄子濞于吳，招致天下之娛游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于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亦都壽春，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并發(fā)，故世傳楚辭�！� 而同書《藝文志．詩賦略》著錄“屈原賦之屬”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陸賈賦之屬”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孫卿賦之屬”二十五家一百三十六篇，“雜賦之屬”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 由于漢人辭、賦名稱混用，這些篇章中有不少是楚辭作品，可惜今日大都亡佚了。根據(jù)王逸《楚辭章句》及朱熹《楚辭集注》所收錄的篇章看來，今日仍有作品流傳的楚辭作家除了屈原之外，尚有宋玉、景差、賈誼、莊忌、淮南小山、東方朔、王褒、劉向、王逸九位。本書所選作品的作者除屈原外，僅涉及宋玉、景差、賈誼、淮南小山四家。
　　六、《楚辭》要籍簡介
　　黃伯思《校訂楚詞序》以詩歌作品但凡“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