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青蘋果時代
在我的一本新出版的長篇小說開頭中，我這樣描述了我中學時代的母校：
“……我記得我們學校的樣子：很大的校園，一半以上的面積是菜地和樹林。菜是油菜和蠶豆，樹是梧桐和水杉。春天油菜花開的時候， 滿校園金黃，蜜蜂會嗡嗡地飛進我們的教室，引出女孩子的聲聲尖叫。五月蠶豆花開，紫色的小花甜津津的，大概學校里每一個學生都嘗過那花朵的滋味。校園余下的一半面積，四分之一蓋滿了教室，四分之一是教師及學生的宿舍�；掖u灰瓦的平房一排挨著一排連綿起伏，很是壯觀。校園的周遭是河，有水泥橋和木橋分別連通學校的前門和后門。冬天河水很淺，冰面結(jié)結(jié)實實，我們上學的時候就不從橋上走， 直接從冰面上滑過去，很刺激。夏天水大了，偷著下水戲耍的人很多，學校三令五申不準游泳，沒用，直到有一天淹死了一個剛進初一的小孩子，大家才怕起來，再沒人敢下河了，擔心死鬼在水下面拽他……”
關(guān)于這一段淹死人的文字，應該是我的杜撰。小河溝很淺，不大可能淹死學生。但是我腦子里又分明有這樣的記憶，就張冠李戴了，算是給平淡的描述增添一點傳奇性。
母校的風景在我的腦子里是一個定格，呈固定的姿態(tài)，永恒不變。前幾年我曾經(jīng)去過一趟黃橋，沿黃中外圍墻慢慢走了一圈。眼睛里看到的全是陌生，嶄新的教學樓與我之間有一種疏離，所以我沒有踏進校門。理智上，社會總是在進步的，學校也應該與時俱進，舊貌換新顏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情感上，卻永遠保留著從前的記憶，銘心刻骨，不愿有絲毫的差異。
跟黃中結(jié)緣，是因為“文革”后期父母下放到黃中任教，好像是1969年底的事情吧。搬家的卡車穿過鎮(zhèn)上塵土飛揚的小街，搖搖晃晃開進黃中宿舍的小院。低矮的門洞里竄出一個瘦高的中年人，慌手慌腳幫我們抬卸家具，熱情而略帶憨厚的笑容融化了我們在寒風中凝固成冰塊的心靈。父親介紹他姓張，張海德老師。高中階段他成了我的班主任，教我的語文。
我插班進初二。我的語文老師姓王，數(shù)學老師姓劉。進黃中之前，我是個資質(zhì)平平的學生，語文尚可，數(shù)學就相當勉強，沒有興趣，也缺少靈氣。有一次上數(shù)學公開課，講勾股定理，恰好我在原來的學校中學過了這一段內(nèi)容，回答劉老師的提問時便從容不迫，條理清晰。劉老師大喜，以為發(fā)現(xiàn)了一個數(shù)學天才，此后就對我另眼相看，上課總是將最難的問題留給我回答。我受寵若驚，從此不敢懈怠，漸漸對數(shù)學有了興趣，倏忽開竅了一樣。數(shù)學好，連帶著其他功課也好了，自己對自己有了信心，也有了一個期望值。我高中的數(shù)學老師姓黃， 我還記得他白發(fā)飄飄走在校園里的樣子。黃老師對我更是偏愛有加， 據(jù)說他每次批閱考卷，先找出我的一份來做標準答案，如果有一題我做錯了，那就基本上是全班皆錯。老師的偏愛是舉在我身后的一根鞭子，哪怕一次小小的期中測驗我也不允許自己讓老師失望。高中畢業(yè)考試，六門功課，我拿了平均九十八分的成績。至今回想起來，我還是很感謝劉、黃兩位老師。數(shù)學對人的智力開發(fā)至關(guān)重要，高考時我參加的是文科考試，卻也是憑數(shù)學拿分才進了北大。
中學時代，政治運動一個接著一個，父母的愁眉始終不展，具體到我的身上，我總是為同一樣事情困擾：如何應付那一次又一次憶苦思甜的班會和作文。家庭出身不好是我心中時時在流血的傷疤，我躲閃著遮掩著盡力不讓我的同學知道。但是我不敢謊報出身，說自己的祖輩如何苦大仇深，如何吃了上頓沒下頓。我總讓自己的言詞模棱兩可，在剝削與非剝削的邊緣之間滑來滑去。那幾乎是一場出色的智力游戲，我不能不贏。我在那期間日益變得聰明起來，并且打下了日后當作家寫小說編故事的基礎(chǔ)。我的班主任兼語文老師王先生應該是知道我履歷表上的一切情況的，對我閃爍其詞的杜撰，他始終保持沉默， 沒有戳穿我也沒有歧視我。事隔多年，不知道王先生還記不記得當年我那些曖昧的作文？
1970 年底，我初中畢業(yè)。那年正逢上山下鄉(xiāng)運動有一個暫時的停歇，全班同學幾乎都放棄升入高中，參加了工作分配。那期間我父親被關(guān)在縣里的一個學習班上，母親要獨自應對讓我升學還是工作的難題。不升學肯定能進工廠，升了學很可能兩年后畢業(yè)下鄉(xiāng)。母親是個優(yōu)柔寡斷的人，期間的猶豫和徘徊像極了莎士比亞筆下的哈姆雷特。鄰居張海德老師聞訊過來，幫助母親作了決斷：當然要讀高中，多讀書總沒有壞處。
我跌跌爬爬進了黃橋高中，有幸成為張老師的學生。
人生就是一次次的偶然，無數(shù)個偶然的片斷組成了生命之鏈。高二那年，1972年的5月，為紀念毛澤東《講話》發(fā)表三十周年，學校里舉辦“紅五月征文”比賽。我投了稿，是篇超長的作文，有五千來字吧，題目叫《補考》。一天上午在操場勞動，有同學奔過來告訴我，我的作文在學校報欄里貼出來了，紙面上打滿了紅雙圈。那時候，老師們批閱作文，喜歡在認為最好的字句后面畫上紅雙圈。當時我心里很興奮，即刻就想去看看，卻又矜持，不愿在同學面前顯出我的迫不及待。挨到中午，校園里寂靜無人時，我像做賊一樣溜到報欄前，傻乎乎地笑著，獨自欣賞我的打滿了紅色雙圈的作文。我?guī)е�心跳，從頭到尾一個個數(shù)下來，一共是九十八個紅雙圈。這就是教我語文的張海德老師給我的評價。九十八個！多么吉利的數(shù)字。冥冥之中，這仿佛是對我的命運的一種昭示，一種生命密碼的解讀，一種誘導我、指引我的宇宙氣息。
帶紅雙圈的作文在報欄里張貼了許久。一天，縣文化館的同志到學校辦事，偶爾走過報欄，看見這篇作文，就揭下來帶走了，不久刊登在縣辦刊物上�？h辦刊物送到揚州地區(qū)交流，被地區(qū)刊物選中，第二次發(fā)表。幾經(jīng)周轉(zhuǎn)，次年，《補考》竟赫然發(fā)表在上海文藝出版社的正式刊物上。那時我已經(jīng)下鄉(xiāng)插隊，父親鼓勵我說，既有一，何不能有二？我想想也是，就接著往下折騰，就陸續(xù)寫了并且發(fā)表了很多小說，就成了作家。
沒有當年作文上的九十八個紅雙圈，我的人生之路大概不會是現(xiàn)在走的這一條。我喜歡我現(xiàn)在的職業(yè)，也因此要感謝張老師，感謝母校黃中的報欄，感謝在我成長的年代中曾經(jīng)幫助、鼓勵和撫慰過我的一切人。

在我最美麗的時候我遇見了誰
我不敢掠美，這個題目是“朵而膠囊”的一句廣告詞。我很佩服想出這句廣告詞的人，那天在電視屏幕上冷不丁地瞥見，我感覺到一種雷擊的震撼，短時間內(nèi)我的身體騰空而起，被飛速吸進時間隧道，逆向地旋轉(zhuǎn)，飄搖，幽幽地墜落到往昔之地。
冷卻的火山又扒開來了。深深的海底被翻開來了。記憶深處最幽秘的櫥門轟隆隆地拉開，飄出塵封已久的熟悉的氣味。一切都源自于驚心動魄的廣告詞：在你最美麗的時候遇見了誰。
我遇見了誰呢，在我最美麗的時候？
女人的一生，稱得上美麗的時間非常短暫。十八歲，二十歲，二十二歲，就這么幾年吧。再往后的年齡就需要修飾，純真漸漸地從眉眼中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種滄桑之美。笑容是淡淡的，眉毛是高挑的，目光含蓄著，左讀右讀能讀出不同的答案。年輕的時候我曾經(jīng)迷戀這樣的滄桑感，盼望有朝一日身上也能修煉出沉沉的那股氣韻。如今我站在鏡子前，看見自己臉上日復一日的沉默和寡淡，明白了美麗永遠不會屬于中年，它是十幾、二十歲的女孩子的專利，它跟毛茸茸的皮膚和燦爛的笑容附屬在一起，讓人乍一碰見，心里會有轟的一聲輕響，如陽光炸開一樣。
那樣的美麗我也應該有過。那時候我遇見了誰？記憶中竟是一片混沌。我甚至無從確定哪一年哪一個季節(jié)是我稱得上“美麗”的時刻。那時候家里只放一面梳頭用的小圓鏡子，留下的黑白照片也是少之又少，我對自己少女的容貌和身材沒有絲毫完整的印象。
再小一些的時候，十六歲之前，我肯定是個相貌平庸的女孩。我外婆說我黃皮膚，腫眼泡，大嘴巴，走路還帶“里八字”。我的姨媽終生不育，想跟我母親討一個女孩抱養(yǎng)，我母親很大度地讓她挑選，結(jié)果她挑了我的妹妹。可見我當年不討人喜歡的程度。我從小個頭就高，卻因此而自卑，總是微微佝僂著胸背，好讓自己站隊時不那么突出。衣服不可能年年換新，裁剪的時候母親總要叮囑裁縫放大，以至于穿上后寬大得能塞進另一個小人。褲子更是不分四季，冬天罩棉褲，夏天當單褲，褲襠永遠肥得拖拖掛掛，膝蓋鼓兩個牛眼似的大包。想從那樣的著裝中找出美麗，實在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十六歲那年冬天，我在一個小鎮(zhèn)的車站等車，站在我對面的農(nóng)村老太太盯視我許久，笑瞇瞇地說了一句話：“這姑娘多標致！”我心里轟然的一聲響，從前額到耳根一片滾燙。那是一種惶惑的驚喜，在此之前還沒有一個人對我作出類似的論斷。很多年后，我都能清清楚楚記得那個農(nóng)村老太太仰頭看我的樣子。
十六歲的那年我遇見了誰呢？好像班上的男生給我寫過紙條，約我看電影，我把紙條交給老師時委屈得大哭。我認為那男孩是個流氓，他侮辱了我。那男孩的樣子我現(xiàn)在也能夠記得，黑皮膚，大眼睛，很強壯，很霸道，很有丈夫氣的。
十七歲，南京藝術(shù)學院話劇系到縣城招生，父親因為我面臨著下鄉(xiāng)插隊的命運而逼迫我去報考，想撞撞大運看能否謀到生路。我糊里糊涂參試，借了同學的凡立丁褲子和我母親的呢料上衣修飾自己，一路過關(guān)斬將，竟得到南藝老師的青睞，說我身材高挑，面容端莊，能演舞臺上的英雄形象。如若不是家庭出身的原因，當年我應該是優(yōu)秀演員陶澤如的同學，如今至多還能演個居委會主任的角色。因為很多年后我發(fā)現(xiàn)自己既不上照也不上鏡，偶爾在電視屏幕上出現(xiàn)，形象難看得我自己都不忍卒睹。沒吃上演員那碗飯，是冥冥中上天對我的愛護吧。
那兩年時間我又遇見了誰呢？一言難盡。好像長輩的呵護憐愛多于同齡人的注視。那時候我們的心靈實在是一間風雨飄搖的小屋，對未來命運的恐懼、驚惶、無望，把小屋的空間統(tǒng)統(tǒng)填滿了，再容不下什么風花雪月的念頭了。十八歲是不是我最美麗的時候呢？無法肯定。初中畢業(yè)時我好歹還留下一張畢業(yè)照，高中畢業(yè)時連一張同學合影都沒有留下，可見那時候的心情多么倉皇。
再接下去，是二十歲、二十二歲的時候。插隊四年，我統(tǒng)共拍過一張照片，是農(nóng)場宣傳隊在縣城匯演時的合影，照片上我的臉不比一粒綠豆更大。我想象不出來扛著鋤頭下地干活的我是什么模樣，比較慘痛的記憶是我總被人指責為干活不出力，因為我的皮膚很頑固地拒絕被曬黑，割麥打場的日子里別的知青一個個滿臉流汗，我的汗腺發(fā)達處卻不在臉上，在胸口，怎么流汗也沒人看見，真正是有口難辯。若不是后來高考改革，我這樣的人是永遠不可能被推薦招工上學的。
插隊的四年中我沒有“遇見”一個人。不，這么說不確切，實際上我曾經(jīng)短暫地喜歡過一個男孩，也是知青，跟我不在一個農(nóng)場，因此那份愛戀非常隱秘，沒有一個人知道，包括男孩自己。他當時對我的態(tài)度有些傲慢，居高臨下，高考復習的時候他和幾個男知青蹲在屋里用粉筆往地上寫滿了數(shù)學公式，我遠遠地站在門外看著，沒有誰邀請我進去一塊兒討論難題。我真以為他們比我強大，考完之后我才知道我的數(shù)學比他們考得都好。就這樣，我們之間沒有任何故事發(fā)生。
二十二歲的那年我進了大學。大學已經(jīng)是另外一個天地了， 二十二歲的面容也已經(jīng)有了滄桑，不能說是最“美麗”的時候，起碼不再是一個人的純真年代。在我的感覺中，“美麗”應該非常脆弱和嬌嫩，是轉(zhuǎn)瞬即逝的陽光，帶著一點微微的青澀，毛茸茸的透明，手指輕彈即破的那種質(zhì)感。
我有過那樣的美麗嗎？是在哪年哪月呢？永遠不可能再有人告訴我了，時間過去得太久了。我們那一代人丟失的東西太多太多，怨不得大家現(xiàn)在溺愛孩子，實在是想借著孩子的生命再活一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