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人生而藝術，為人生而文學，這是東西藝術、文學的主流。人生不是孤立的，每一個人必生長于社會群體之中；真正的文學，是對人生的批評，是對人生的開辟。批評得愈切，開辟得愈深，即愈可以證明人生是與社會同在，與其國家民族同在。所以為人生而文學，實際也即是為社會而文學，為其國家民族而文學。在被開辟出來的人生主觀中，常常即是客觀社會得到照明、得到關切的主客交流之地。所以文學家所深切感到人生問題，必然地，同時即是社會問題，即是國家民族問題。一個詩人，盡管只歌詠個人的哀樂，但若歌詠出來而可稱為文學，則他個人的哀樂，必不期然而然地通于社會國家的哀樂。把自己深切所感到的人生社會問題，挾著深厚的“同感”，以藝術性的文字媒介表現(xiàn)了出來，這即是文學。其中表現(xiàn)得更具象化、更形象化的，要算詩與小說這類的純文學。問題表現(xiàn)出來了，同時也即是在社會之前被照明了。于是文學家之所感，也可給社會以感染的作用，因而使社會也能感到同樣的問題的存在。有的人生、社會的問題，只要被表現(xiàn)出來而發(fā)生感染的作用，更進一步發(fā)生熏陶蘇醒的作用，問題也即得到解決了。若問題的自身只能由文學家提出，但并不能由文學家解決時，則由文學家的提出而使社會感到問題的存在。這也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并且是解決問題的最根源的一步。真正的文學家，便是人生問題的解決，對社會問題的解決，能提供這最根源性的第一步。
　　文學是以自由意志為中心的活動，政治是以權力為中心的活動。權力不一定是壞的，但權力與私人的權力欲望結合在一起，倒必然是壞的，所以西方有人以政治為人類無可避免的一種罪惡。我們可以隨意指出，在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罪惡，多是環(huán)繞著政治所發(fā)生的。但此一罪惡之所以無法避免，乃系人類必在集體中始能生活。有集體生活，便不能不有政治，政治的基本目的，本在于解決集體生活中的共同問題。作為一個值得稱為政治家的人，應當是能發(fā)現(xiàn)集體生活中的問題，而企圖通過權力予以解決的人。因此，政治家與文學家，有共同的對象—作為集體生活實體的社會、國家、民族；有共同的課題—對那些無窮無盡的問題的解決；并且有共同的心靈—對那些問題，能思能感的心靈。不過，文學家是通過文字的藝術性以作精神上的解決，而政治家則通過權力運用上的藝術性以作行為上的解決。若以文學家所提供的解決，是最根源性的第一步，則政治家所提供的解決，是決定性的第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