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的迷惘：錢穆先生的史學
　　一
　　《明報月刊》一九七八年十二月號刊出了《錢穆伉儷訪問記》，紀錄了錢先生對史學的見解。這是他一貫的見解，但此時此地，他又加強地重復出來，使我的良知感到萬分迷惘。錢先生此次以高年重到香港來作短期講學，雖因他堅拒新亞研究所的邀請，以致無緣見面，但每聽到朋友說他的精神矍鑠、風采依舊的情形，總是私衷為他慶幸。我所不能了解的是，大陸經(jīng)“封建專制”（這是北京大字報所提出的名稱）統(tǒng)治二十多年，民不聊生，國幾不國。現(xiàn)正當北京許多良心血性之士，在“四五運動”口號之下，發(fā)出了強烈的對民主自由要求的時候，當然每一以國家人民為念的人，無不凝神屏息，祝禱他們能得到某一程度的結(jié)果。而錢先生卻依然發(fā)表假史學之名，以期達到維護專制之實的言論，對在生死邊緣掙扎的十億人民所發(fā)出的沉痛的呼聲，潑上一盆冷水。這未免太不應(yīng)當了，所以我再不能把我良知上的迷惘沉默下去。
　　二
　　我首先要指出，從史學的基礎(chǔ)在史料的立場來說，錢先生的史學著作，是不宜作一般讀者之用的。錢先生天資太高，個性太強，成見太深，而又喜新好異，隨便使用新名詞，所以他對史料，很少由分析性的關(guān)連性的把握，以追求歷史中的因果關(guān)系，解釋歷史現(xiàn)象的所以然；而常作直感的、片段的、望文生義的判定，更附益以略不相干的新名詞，濟之以流暢清新的文筆，這是很容易給后學以誤導的。例如錢先生在一九五五年出版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主要是從“歷代中國政治制度”，以證明“秦以后政治傳統(tǒng)，不是用專制黑暗四字一筆抹煞”的。政治制度應(yīng)以丞相為骨干。錢先生首先從三公九卿談起，根本不知道三公九卿，在漢成帝以前，只不過是觀念上的官制，這是他研究所未及，可以原諒的。他“依照文字學原義”所作的“丞相”一詞的解釋是“丞是副，相也是副。丞相正名定義，就是一個副官。是什么人的副官呢？他該就是皇帝的副官”。若據(jù)《說文》以言“丞”的原義，則“丞，翊也……山高奉承之義”，所以應(yīng)劭對《漢書?百官表》丞相的解釋是“丞者承也，相者助也”，即是《百官表》所說的“掌承天子，助理萬機”�！案薄钡脑�義在《說文》是“判也”，轉(zhuǎn)注而有“副貳”之義。“丞相”二字之義，與“副”之義，渺不相涉。把“丞相”二字皆釋為“副”，更由“副”字聯(lián)想到今日軍中的副官，因而把丞相說成是皇帝的副官。錢先生根本不知道軍中的副官是處理雜務(wù)的，與作戰(zhàn)、訓練等重要業(yè)務(wù)無關(guān)。若是“隨從副官”，則是為長官處理生活上的雜務(wù)，實際是勤務(wù)兵頭兒。準此以推，則漢代官制中的光祿勛、衛(wèi)尉、太仆、少府四大官署里面，倒有許多官職，可稱為皇帝的副官。把丞相說成是皇帝的副官，未免把丞相的地位，糟蹋得太不像樣子了。
　　丞相又稱宰相，錢先生的解釋是：“在封建時代，貴族家庭最重要的事在祭祀。祭祀時最重要的事在宰殺牲牛，象征這一意義�！笔清X先生把“宰相”之“宰”，當“殺”字解，卻不知先秦使用“宰”字，都取治、主、制三義，決沒有作“殺”字用的�！霸住苯庾鳌皻ⅰ保�今日可以查到的，最早是《漢書?宣帝紀》的“損膳省宰”注“宰，屠殺也”。若是“宰相”之“宰”，是象征屠殺的意義，未免太可怕了。這里所舉的不是特例，而在錢先生大著的《國史大綱》中所犯的這類錯誤，更為嚴重。
　　三
　　錢先生并不認為專制是好的，而是說中國歷史上并沒有專制，不可以用專制的名稱；所以由秦所建立的專制政治，錢先生在《國史大綱》中稱為“第一次統(tǒng)一政府之出現(xiàn)”。然則周初“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封建政治，不是“統(tǒng)一政府”嗎？他用這個籠統(tǒng)的名稱，便把秦是中央集權(quán)、個人專制的政治特性，隱瞞過去。不過這個名稱雖然籠統(tǒng)，但還可以沾到一點邊。錢先生對漢代所繼承的大一統(tǒng)的專制政治，卻賦與以“平民政府”的名稱，因為劉邦及其功臣，多系平民出身的原故。對宣、元、成三帝時代的政府稱為“士人政府”，因為有許多士人加入到政府里面的原故。并總結(jié)說“自此漢高祖以來，一個代表一般平民社會的素樸的農(nóng)民政府，現(xiàn)在轉(zhuǎn)變?yōu)榇�表一般平民社會的有教育有智識的士人政府，不可謂非當時的又一進步”。從錢先生看，這都不是專制政府。錢先生的說法中有兩個問題須先提出討論：第一個問題是他認為由平民出身取得政權(quán)的，便是平民政府；等于說本是由擺地攤而后來發(fā)大財?shù)娜�，只能算是地攤之家，而不可稱為豪富之家，是同樣的可笑。陳涉以雇農(nóng)起兵稱王，六月而亡，但他的雇農(nóng)老友去看他時，尚驚嘆為“涉之為王沉沉者”。錢先生想沒想到叔孫通制的朝儀第一次應(yīng)用時，“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在“置法酒”時，“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想沒想到漢繼承二十等爵，二十等爵的最高爵是列侯，列侯之上還有“諸侯王”，諸侯王之上才是皇帝，所以皇帝與平民的等差是二十三級。想沒想到劉邦何以要屠戮同樣平民出身的有能力的功臣如屠戮犬羊，連蕭何以“相國”之尊，要把他下獄便下獄，要放出來便放出來，不需要任何理由。何以要把政權(quán)交給呂后手上，而呂后便能大王諸呂。何以他死后要郡國為他立廟，而在長安的廟每月要奉衣冠出來巡游兩次。更想沒想到與賈誼約略同時的賈山向文帝上書中述皇帝的威勢是“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大陸上幼稚的史學家，以為李自成們起自雇貧農(nóng)，假定他們?nèi)〉谜��?quán)，便會以階級成分改變政權(quán)的本質(zhì)。這實是與錢先生的史學，同一血脈。其次，是所謂代表一般平民的問題。不錯，漢高祖、文帝們的確是重農(nóng)抑商，他們有程度不同的愛民觀念，后世開國之君，也多數(shù)只如此。但一個史學家應(yīng)了解這種愛民觀念，系通過何種政治機構(gòu)去實行，隨政治機構(gòu)的好壞，而自然受到制約。提倡愛民觀念最強烈的莫過于周初，它是通過封建制度去實行的，其效果自然受到封建制度的制約。秦所建立的一人專制，本是要以自耕農(nóng)及小手工業(yè)者為政權(quán)基礎(chǔ)的；但專制這套機構(gòu)的本身，因皇帝與人民的地位懸絕太遠，要保護也保護不了。何況它必然很快地腐敗墮落，并使皇帝自然會驕奢昏暴，小人宦戚自然會得志，成為一切殘毒人民的根源。所以黃梨洲在《明夷待訪錄》的《原君》中，對“以為天下利害之權(quán)，皆出于我”的專制之君，指出“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這里最值得重視的，是“視為當然”四字。這類的話，西漢儒生不斷用“反秦”的方式向當時的皇帝說了出來。錢先生何以都閉目不睹。毛澤東不斷說“一切為人民”，不應(yīng)認為他講的全出于虛偽。但他的“封建專制”的體制，使他得到恰恰相反的結(jié)果。這在今日中共的內(nèi)部，也不能不沉痛地加以承認，因而發(fā)出民主自由的要求。這就是為什么史學家必須在政治社會制度之內(nèi)來講人與故事的原因。
　　四
　　西漢到了宣帝時代，儒生漸漸得勢；元帝、成帝兩代，儒生進入到朝廷重要地位的人也更多，他們在各方面都發(fā)生了良好的作用。但因此而可將此時的政府，稱為“士人政府”嗎？我們稱政府的性質(zhì)，必須就權(quán)力根原之地是由誰來運用而言，這應(yīng)當是一種常識。通過二十四史一直到現(xiàn)代，都證明凡是站在平民的立場進入到仕途的人，地位愈高，與皇帝愈接近，他命運性的困擾、艱難，必定來自專制的機構(gòu)與專制的觀念。宣帝起自民間，精明練達，他的權(quán)力是由自己運用。而幫助他的是宦官弘恭、石顯。元帝好儒，但他以“中人無他腸”，弘恭、石顯得到加倍信用。即位后年余之間，與元帝有特別關(guān)系的蕭望之、劉向、周堪等大儒，俱因弘恭、石顯們的讒害，蕭下獄自殺，劉向免為庶人，終元帝之世未嘗復起，周堪的弟子張猛被迫自殺于車中，周堪終“因顯（石顯）白事，事決顯口”，“疾喑不能言而卒”。武帝破壞宰相制度，開以后由大司馬（內(nèi)朝臣）秉政之局。成帝時，外戚王氏以大司馬秉政，繩繩不絕，直至王莽之篡。這是非常明顯的事實。所以這是專制皇帝下的宦官外戚政府，如何可稱為“士人政府”。錢先生書中也敘述到外戚宦官之禍，但他決不肯指出外戚宦官，是專制下的必然產(chǎn)物。西漢的政治社會，影響到以后的兩千多年。對西漢的真切了解，是了解以后歷史的基礎(chǔ)。我們讀錢先生《國史大綱》有關(guān)秦漢的敘述，只能看到一片紫褐色的濃霧，此時代中最嚴重最基本的政治社會問題，都在濃霧中隱去。這對初學而言，是非常有害的。
　　五
　　錢先生在《明報月刊》的訪問記中反對用封建社會、專制政治這類“空洞的名詞”，認為“我們要批評歷史，不能單用空洞的名詞名稱來概括，何況還是由西洋翻譯過來的名詞。全部二十四史，沒有用過帝王專制四個字，不要人家說中國是封建社會，是專制政治，我們就相信，就接受了”。錢先生這段話，包涵了許多糾結(jié)。首先，錢先生之所謂“空洞名詞”，是指抽象名詞，亦即是荀子之所謂“大共名”而言。像有些歷史哲學家，常根據(jù)一小部分事實，加以推演，以推演出一個抽象名詞出來，以為這個名詞可以概括整個歷史�；蛘哂腥缰泄苍S多人濫用“封建”一詞，以否定歷史的一切，這都是應(yīng)當反對的。但由具體向抽象，由“單名”向“兼名”，由“兼名”向“大共名”的演進，是人類認識客觀事物，把握客觀事物，所必然經(jīng)過的歷程。否則有系統(tǒng)的知識不能成立，人面對客觀世界，只能感到一團混亂。問題只在這類大共名，是否系由許多具象事物中抽象而得。抽象的過程，是否周密謹嚴？及由抽象建立大共名后，是否能回過頭來對相關(guān)的事物作適切的解釋？不考慮這種實質(zhì)問題，而對于大共名用“空洞”兩字加以否定，這等于否定了認識自身的功能，否定了由饾饤性的認知，向知識系統(tǒng)、思想系統(tǒng)的演進。并且這種不加分疏的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