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革新時代初期的教學思想
　　思想可以產(chǎn)生事實，事實亦能影響思想，彼此互為因果。我國教與學的思想，數(shù)千年來，無不基于本國固有的文化。文化的一般定義為民族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愈進步，文化也愈進步。我國古來的生活方式所根據(jù)與表現(xiàn)者為禮樂，禮樂之表現(xiàn)在周代已大備；因之周代的文化恒為后世所矜式。同時，周代中的春秋戰(zhàn)國時期，思想尤為發(fā)達，真是百家齊鳴，有如西方希臘雅典發(fā)皇時期之豐富。揆厥原因，在此時期，周室徒擁虛名，諸侯殆如獨立，與雅典的城國時期相似。學者的主張不得志于甲國者，輒轉(zhuǎn)而之乙國丙國，以其主張，自鳴于各該政權(quán)，期大行其道。
　　此時期思想派別甚多，舉其主流有儒道法墨四者。儒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其來源甚古，一脈相承，而集大成于孔子。其究竟之理想為仁與恕，其施行之主要教化在禮與樂。道家以黃老為宗。然由黃帝以迄周代之老子，年湮代遠，中間不聞有何過渡之橋梁。據(jù)實言之，當為周代老聃與莊周等的思想，而后世更遠溯至黃帝。然謂老莊以前，無先導之者則又不然。據(jù)漢書藝文志述其主旨，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質(zhì)言之，在養(yǎng)先天之性，使人之精神身體兩得平安。從老子道德經(jīng)所稱：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可得概略。墨家可追溯之淵源為周代之墨翟，然一種思想之發(fā)生以至成熟，當非一人之力，意其前仍有若干跡象，特不若儒家之可以遠溯耳。其主旨在兼愛、上賢與節(jié)用。此一學派，自秦而后殆絕，幸墨子一書，流傳甚廣，吾人今日尚能體認其梗概也。法家據(jù)漢書藝文志稱“出于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所謂理官，便是司法官。又據(jù)孟子所稱：舜為天子，皐陶為士，則堯舜時代已有理官，即儒家亦不反對信賞必罰之原則。惟周末，商君，申不害，韓非諸人之主張，則過分祟尚法制，刻薄寡恩，尤以商君為甚。至于管子漢志雖列為道家，隋唐志均改列于法家，后志實較正確。蓋管子所稱“不法法，則無常；法不法，則令不行”二語可為代表。世稱申韓為法家之祖，實則管仲當被推為法家真祖，以其主張，多合乎現(xiàn)代的法學思想也。
　　自漢以后，儒家被尊為思想正宗，道法二家，時盛時衰，迄于今其影響力仍存在，獨墨家雖傳誦不衰，其影響力殆等于零。自宋以后，外來的禪家思想，于或隱或現(xiàn)之下，滲入于儒家，其影響力亦不可漠視。然無論如何，儒家思想，在教與學上，自漢迄清末，徹頭徹尾是主要的根據(jù)，是無可否認的。惟自鴉片戰(zhàn)爭以后，我國創(chuàng)鉅痛深，目擊西洋之船堅炮利，在教與學上，不免漸漸起了多少改革，以期適應局勢。由于教與學受了新的沖擊，為數(shù)千年來所未有，從此以后我國的教學便進至一個革新時代，而不能如本書一至四冊之按朝代區(qū)分。此一時代當從清季咸同以后開始，以迄于今茲，其時代可稱為革新時代，因而本冊之各稱當為革新時代的教學思想。此時代初期之革新教學行為與思想，不始于任何一人，舉其較重要者，有曾國藩、李鴻章、彭玉麟、李端棻、王文韶、盛宣懷、張百熙、張之洞諸人。其范圍，則學校方面由同文館及若干專業(yè)學堂而至京師大學堂；游學方面，則由幼童，以至船政學生，海軍學生等。譯書方面，則有官書局及江南制造局等。茲分別就上舉六節(jié)，摘述有關文書及其創(chuàng)設之人，然后略加評論。
　　第一節(jié)?學校
　　括有（1）同文館，（2）廣方言館，（3）船政學堂，（4）水陸師學堂，（5）天津中西學堂，（6）翻譯書院，（7）大學堂，（8）革新學制諸目。
　　（1）同文館
　　清咸豐十年，既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旋由該衙門于同治元年附設此館，延西人為教習，教授英、法、德、俄四國語言文字，兼授天文、化學、算學等。又該衙門為恭親王奕?所主持，當然調(diào)用彼時所謂熟識洋務之人員為助理。此一最早設置之新學堂究為何人所創(chuàng)設，尚無從考證。惟馮桂芬之校邠廬抗議四十八篇中，曾有采西學，制洋器，設立同文館，重專對等議，是否有多少間接影響，亦意中事。要之，畢竟為彼時局勢所要求，奕?為人尚開通，毅然為此，亦固其所。顧彼時仍有守舊之大臣如倭仁者，竟于同治六年疏請停辦該館，其理由謂“天文算學，為益甚微；西人教習正途，所損甚大”……“今求此一藝之末，而又奉夷人為師。無論夷人詭譎，未必傳其精巧；即使教者誠款，學者誠學，所成就者不過術(shù)數(shù)之士，古今來未聞有恃術(shù)數(shù)而能起衰抗弱者也”……“且夷人者，吾仇也。咸豐十年，稱兵犯順，憑陵我畿甸，震驚我宗社，焚毀我園囿，戕害我臣民；此我朝二百年未有之辱……今復舉聰明雋秀，國家所培養(yǎng)，而儲以為用者，變而從夷，正氣為之不伸，邪氣因而彌熾，數(shù)年以后，不盡驅(qū)中國之眾，咸歸于夷不止”……此疏奉交恭親王議后。經(jīng)即覆奏，大意謂“前因倭仁條奏，謂此事窒礙難行，經(jīng)瀝陳舉辦情形，實具不得已苦衷，并系與各省疆臣悉心商籌，非臣等私見……況雇覓洋人，不過與之講求其法，并奏明不修弟子之禮。此折業(yè)經(jīng)發(fā)鈔，倭仁豈有不知，乃一則曰師事夷人，再則曰奉夷為師。輒臆造師事名目，阻人向往。當御史張盛藻奏此事明奉諭旨之后，臣衙門投考者尚不乏人，自倭仁倡議以后，京師各省士大夫，聚黨私議，甚且以無稽謠言，煽惑人心。臣衙門遂無復有投考者……今人心既為浮言所搖，臣等無從勉強。擬就見在投考者擇期考選，取中者入館研究，仍時加察核，倘有弊端，即奏請裁撤……”足見舉辦一項新政，真是不易。
　�。�2）廣方言館
　　此為同治二年李鴻章奏請設置，其有關文件如左*：
　　
　�。ㄕ堅O廣方言館疏）竊臣前準總理衙門來咨，遵議設立學習外國語言文字學館，如同文館等。
　　因伏維中國與洋人交接，必先通其志，達其欲，周知其虛實誠偽，而后有稱物平施之效�；ナ卸�十年來，彼酋之習我語言文字者不少，其尤者能讀我經(jīng)史。于朝章憲典吏治民情，言之歷歷。而我官員紳士中，絕少通習外國語言文字之人。各國在滬均設立翻譯官一二員，遇中外大臣會商之事，皆憑外國翻譯官傳述，亦難保無偏袒捏架情弊。中國能通洋語者，僅恃通事。凡關局軍營交涉事務，無非雇覓通事，往來傳話。而其人遂為洋務之大害。查上海通事一途，獲利最厚；于士農(nóng)工商之外，別成一業(yè)。其人不外兩種，一廣東寧波商伙子弟，佻達游閑，別無轉(zhuǎn)移執(zhí)事之路者，輒以學習通事為逋逃藪。一英法等國設立義學，招本地貧苦童稚，與以衣食而教肄之。市兒村豎來歷難知，無不染洋涇習氣，亦無不傳習彼教。此兩種人者，類皆資性蠢愚，心術(shù)卑鄙，貨利聲色之外，不知其它。且其僅通洋語者十之八九，兼識洋字者十之一二。所識洋字亦不過貨名價目與俚淺文理，不特于彼中兵刑食貨張弛治忽之大，瞢焉無知；即遇有交涉事宜，詞氣輕重緩急，往往失其本旨；惟知藉洋人勢力，播弄挑唆，以遂其利欲，蔑視官長，欺壓平民，無所忌憚。即如會辦防堵一節(jié)，閑與通習漢語之大酋晤談，尚不遠乎情理，而瑣屑字件，勢不能一一面商。因而通事假手其閑，勾結(jié)洋人，為分肥之計；誅求之無厭，挑斥之無理，支銷之無藝，欺我聾喑，逞其簧鼓，或遂以小嫌釀大釁。洋務為國家懷遠招攜之要政，乃以樞紐付若輩之手，遂至彼己之不知，情偽之莫辨；操縱進退訖不得其要領，此非細故也。京師同文館之設，實為良法。行之既久，必有正人君子奇尤異敏之士，出乎其中，然后盡得西人之要領，而思所以駕馭之，綏靖邊陲之原本，實在于此。惟是洋人總匯之地，以上海廣東兩口為最，種類較多，書籍較富，見聞較廣，語言文字之粗者一教習已足，其精者在博采周咨，集思廣益，非求之上海廣東不可。故行之他處，猶一齊人傅之說也，行之上海廣東，更置之莊岳之閑之說也。臣愚擬請仿照同文館之例，于上海添設外國語言文字學館，選近郡年十四歲以下資稟穎悟根器端靜之文童，聘西人教習，兼聘內(nèi)地品學兼優(yōu)之舉貢生員，課以經(jīng)史文藝。學成之后，送本省督撫考驗，請作為該縣附學生，準其應試。其候補佐貳佐雜等官，有年少聰慧愿入館學習者，呈明由同鄉(xiāng)官出具品行端方切結(jié)，送局一體教習，藉資照料。學成后，亦酌給升途，以示鼓勵。均由海關監(jiān)督督籌試辦，隨時察核具詳。三五年后，有此一種讀書明理之人，精通番語；凡通商督撫衙門及海關監(jiān)督應添設翻譯官承辦洋務者，即于學館中遴選承充，庶關稅軍需可期核實，而無賴通事亦稍斂跡矣。夫通商綱領，固在總理衙門，而中外交涉事件則兩口轉(zhuǎn)多，勢不能以八旗學生兼顧，惟多途以取之，隨地以求之，則習其語言文字者必多。人數(shù)既多，人才斯出。彼西人所擅長者，推算之學，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無不專精務實，泐有成書，經(jīng)譯者十才一二，必能盡閱其未譯之書，方可采賾索隱，由粗顯而入精微。我中華智巧聰明，豈出西人之下，果有精熟西文轉(zhuǎn)相傳習，一切輪船火器等巧技，當可由漸通曉，于中國自強之道，似有裨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