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70年代末期,坐落在太平洋西岸的中國,在經(jīng)歷了“文化大革命”動亂之后,發(fā)生了舉世矚目的、劃時代的偉大轉(zhuǎn)折。其轉(zhuǎn)折點,以中國共產(chǎn)黨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路線為標志。這個轉(zhuǎn)折是怎樣發(fā)生的?歷史轉(zhuǎn)折的過程、內(nèi)容和性質(zhì)是什么?本書針對這些問題,以活靈活現(xiàn)的人和事,再現(xiàn)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為轉(zhuǎn)折點的歷史大轉(zhuǎn)折的發(fā)展歷程,讓歷史本身來回答人們的疑問。
1978年開啟了一個新的紀元,純粹是中國時刻,鄧小平在中國實行改革開放,開啟了一個長達1/4個世紀之久年均兩位數(shù)經(jīng)濟增長率的年代;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開始從平均主義向市場經(jīng)濟走出了嘗試性的一步,創(chuàng)造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歷史。而創(chuàng)造這一歷史的就是十一屆三中全會。本書以大量史實為依據(jù),再現(xiàn)了這一波瀾壯闊的歷史轉(zhuǎn)折前前后后的歷史過程,分析了這一轉(zhuǎn)折的內(nèi)容、性質(zhì)和偉大意義,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
王鴻模遼寧省海城市人,畢業(yè)于中國人民大學。現(xiàn)為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曾任山東大學中共黨史教研室主任、政治系副主任、歷史系主任,中央黨史研究室三部主任、科研局局長、室務委員等職。主要著述有:《中國改革開放20年史》(主編)、《改革開放的歷程》(主筆)、《新時期鄧小平的理論與實踐》(主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前前后后》(主筆)、《新編入黨積極分子學習綱要》(主編)、《中國共產(chǎn)黨歷史大辭典》(新時期分主編)等。蘇品端福建省福州市人,畢業(yè)于中國人民大學,F(xiàn)為中共中央黨校教授,曾任教于山東大學、北京大學。主要著作有:《新時期鄧小平的理論與實踐》(主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前前后后》(主筆)。與他人合著有:《簡明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史》、《第二次革命的偉大旗幟》、《當代國際政治與中國對外關系》、《當代國際政治理論與熱點問題》、《跨世紀我國現(xiàn)代化建設的國際環(huán)境》等20余部。
第一章 大轉(zhuǎn)折前的徘徊前進
驚心動魄除“四害”
“兩個凡是”與實事求是之爭
走向歷史轉(zhuǎn)折的前奏
第二章 全面糾“左”的中央工作會議
工作重點轉(zhuǎn)移與全面糾“左”的呼聲
陳云發(fā)言起狂飆
中央政治局的幾項重大決定
“中心定位”大討論
改革開放的醞釀
真理標準又起風波
農(nóng)業(yè)文件的審議和重寫
健全民主與法制的要求
加強黨的建設的心愿
小平總結指方向
第一章 大轉(zhuǎn)折前的徘徊前進
驚心動魄除“四害”
“兩個凡是”與實事求是之爭
走向歷史轉(zhuǎn)折的前奏
第二章 全面糾“左”的中央工作會議
工作重點轉(zhuǎn)移與全面糾“左”的呼聲
陳云發(fā)言起狂飆
中央政治局的幾項重大決定
“中心定位”大討論
改革開放的醞釀
真理標準又起風波
農(nóng)業(yè)文件的審議和重寫
健全民主與法制的要求
加強黨的建設的心愿
小平總結指方向
第三章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偉大轉(zhuǎn)折
三中全會的議題和進程
作出工作重點轉(zhuǎn)移和實行改革開放的戰(zhàn)略決策
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為全黨的指導方針
健全民主集中制,形成鄧小平為核心的領導集體
劃時代的里程碑
第四章 從轉(zhuǎn)折走向騰飛
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開創(chuàng)新局面
在建設社會主義上樹起兩個豐碑
歷史留下的啟示
驚心動魄除“四害”結束“文化大革命”十年內(nèi)亂,是中國歷史出現(xiàn)大轉(zhuǎn)折的前提。這一歷史前提,是中國共產(chǎn)黨人經(jīng)歷了同“四人幫”的巨大斗爭后才出現(xiàn)的。激烈斗爭,發(fā)生在1976年。1976年新年伊始,中國共產(chǎn)黨和中國人民就面對一個災難頻生的局面。這年,“文化大革命”內(nèi)亂已持續(xù)十年之久,整個神州大地處于新中國成立以來前所未有的混亂之中。1月8日清晨,刺骨的寒風吹來了人們敬愛的周恩來總理與世長辭的噩耗。7月6日,廣播電臺又播發(fā)了開國元勛、身經(jīng)百戰(zhàn)的朱德委員長病逝的不幸消息。7月28日,河北省唐山、豐南地區(qū)發(fā)生強烈地震,死亡二十四萬二千余人,重傷十六萬四千多人。9月9日,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去世,全國人民極度悲痛。毛澤東主席逝世前后,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這個禍國殃民的“四人幫”集團,乘黨和人民處于危難之際,加緊進行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活動。8月,“四人幫”指揮在上海的死黨突擊發(fā)放武器,裝備上海受其控制的民兵,企圖作亂。他們下發(fā)半自動步槍52700余支,六二式步槍25 000支,機槍500挺,迫擊炮300門,高射機槍300挺,四○火箭筒100支,子彈1000多萬發(fā),作為奪權的武裝力量后盾。同時,“四人幫”的死黨毛遠新,還策劃從沈陽軍區(qū)調(diào)兩個師進京,以形成南北夾擊之勢。在有了武力準備之后,9月11日,王洪文撇開中共中央辦公廳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設“值班室”,并通知各省、市、自治區(qū)及時向他們請示報告,力圖取代黨中央的領導。此時,“四人幫”加緊了監(jiān)視華國鋒同志的行動,圖謀不軌。他們還操縱指使清華大學、北京大學、新華社等單位的一些人給江青寫“效忠信”、“勸進信”。有的人在信中公然提出要江青擔任“中共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挑起這幅重擔”。王洪文還拍好了準備在全國懸掛的標準像,下令文藝界拍攝《盛大的節(jié)日》等影片。身為黨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工作的華國鋒同志,覺察到“四人幫”篡黨奪權的嚴重危險,認為必須急謀對策,清除黨和國家肌體的這個癰疽。9月11日,華國鋒到李先念住處談到:同“四人幫”的斗爭是不可避免的,現(xiàn)在到解決的時候了。華國鋒還請李先念代表他去見葉劍英,征求葉劍英的意見,采取什么方式、在什么時候解決“四人幫”問題。9月14日,李先念到葉劍英住處轉(zhuǎn)達了華國鋒的意見,并同他研究了此事。華國鋒同葉劍英、李先念以及汪東興等反復研究。認為同“四人幫”的斗爭是勢不兩立,你死我活的,已超出正常的黨內(nèi)矛盾和黨內(nèi)斗爭的范圍,應采取果斷措施加以解決,但也要避免引起大的社會動蕩。“四人幫”為了給上臺制造輿論,偽造了一個“按既定方針辦”的所謂毛主席臨終囑咐。9月16日,他們操縱《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發(fā)表社論說:“毛主席囑咐我們:‘按既定方針辦’。”“按既定方針辦,就是按毛主席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路線和各項政策辦。”他們把“按既定方針辦”作為當時的宣傳中心,在報刊上占據(jù)主要版面,反復宣傳,抬高自己,打擊華國鋒等人。學好文件抓住綱“四人幫”偽造毛主席臨終“囑咐”的舉動,引起華國鋒的更大的警覺。對照四個多月前毛澤東給他寫下三句話,10月2日,華國鋒在送審的《中國代表團團長在聯(lián)合國大會第三十一屆會議上發(fā)言稿》上糾正了這個提法,并批示道:我查對了一下,與毛主席親筆寫的錯了三個字。毛主席寫的和我在政治局傳達的都是“照過去方針辦”,為了避免再錯傳下去,我把它刪去了。但是,張春橋卻在這個文件上批示:“建議不下達。”江青同意張春橋的意見!八娜藥汀币环矫孀钃舷逻_華國鋒的批示,以防偽造毛澤東臨終“囑咐”的騙局被戳穿,一方面指使他們的寫作班子炮制出又一篇調(diào)子更高的“按既定方針辦”的文章。10月4日,《光明日報》頭版發(fā)表“梁效”的文章《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文章說:“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就是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社會主義,背叛無產(chǎn)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的偉大學說”,“任何修正主義頭子擔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是絕然沒有好下場的”。文章的矛頭直接指向主持中央工作的華國鋒等領導人。在此前后,“四人幫”陰謀篡權的活動更加露骨。10月1日,江青在清華大學講話,要大家警惕:“還會有人要為他(指鄧小平-引者注)翻案”,并說:“我也要向你們年輕人宣誓,一定要鍛煉好身體,和他們斗,階級斗爭、路線斗爭還長著呢!蓖鹾槲脑诒本┦衅焦瓤h講話時聲稱:“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么辦?打倒!”“今后還可能出什么唐小平、王小平之類,要警惕!”“要把眼睛睜得大大的看著修正主義!薄八娜藥汀贝埸h奪權的囂張活動,使葉劍英、李先念等許多老一輩革命家深感憂慮。他們大多處境困難,但仍通過多種渠道,采取多種形式,互通信息,提出扭轉(zhuǎn)危局的建議,醞釀解決“四人幫”問題的辦法。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等人經(jīng)過慎重考慮和反復商量,并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數(shù)同志的同意,決定對“四人幫”采取隔離審查措施。以上四段文字,摘自《中國共產(chǎn)黨歷史》第二卷(下)第962-963頁。中共黨史研究室著。2011年1月版。10月6日,粉碎“四人幫”篡黨奪權陰謀的決戰(zhàn)終于打響了。具體行動由汪東興組織,分兩組進行。一組由汪東興直接負責,通過華國鋒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解決對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實行隔離審查的問題。按照這個部署,10月6日下午1時,中共中央辦公廳發(fā)出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的通知。主要議程有三:1、審議《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清樣;2、研究毛主席紀念堂的建筑方案;3、研究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保護。通知還寫道:因部分文獻需要改動,請姚文元同志列席會議。開會時間定于晚8時,地點在懷仁堂。當晚,8時前半小時,華國鋒、葉劍英先行趕到懷仁堂會場,坐鎮(zhèn)指揮,汪東興隨行其左右。屆時,張春橋先到,經(jīng)華國鋒宣布中共中央決定后,就由監(jiān)護人員將其送往受審查的隔離處所。接著到會的是王洪文,華國鋒把中央決定又念了一遍,當執(zhí)行人員對其采取斷然措施時,王洪文作了一些掙扎,但不久就跟著監(jiān)護人員走了。姚文元在沒有進入正廳的情況下就向他宣布了中央決定,隨即將他帶走。與此同時,另一組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李鑫、張耀祠負責在江青、毛遠新的住處采取行動。他們在宣布中央決定后,把江青、毛遠新迅速監(jiān)送到隔離審查處所。這次粉碎“四人幫”篡黨奪權的關鍵的一仗,從10月6日晚8時開始,到9點半以前就迅速、利落地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在對“四人幫”和毛遠新采取隔離審查措施之后,10月6日晚11時,華國鋒在玉泉山9號樓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在京的政治局委員全部到會。華國鋒向政治局匯報了對“四人幫”和毛遠新采取隔離審查措施的經(jīng)過,并且嚴肅指出:毛主席早在1975年5月3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就批判了“四人幫”的反黨宗派活動,嚴厲警告他們不要搞修正主義,不要搞分裂,不要搞陰謀詭計,不要搞“四人幫”。毛主席在病重期間,再次向中央政治局作出指示說:“‘四人幫’的問題,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后年解決。”當時,我和葉帥考慮到主席有病,就沒有急于解決。但是,主席逝世后,“四人幫”猖狂進行篡黨奪權活動,另立中央。據(jù)我們得到的可靠情報,他們準備在10月10日搞政變,王洪文把標準像都拍好了。他們的死黨在上海不僅給民兵突擊發(fā)放了槍炮,還發(fā)了大批紅布紅紙,說是要慶祝偉大的節(jié)日。我們感到事態(tài)嚴重,一旦他們的陰謀得逞,我們的黨和國家就會變顏色,千百萬人頭就會落地。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才對他們采取斷然措施,將他們隔離審查。隨后,葉劍英也作了重要講話。他主要說,我們粉碎“四人幫”,是實踐毛主席生前沒有來得及做的事。毛主席臨終前,還拉著我的手叮囑說:“我死后江青可能要鬧事,你要協(xié)助國鋒同志制止他們。”這一切都表明毛主席早就下了堅定的明確的決心。我牢記著毛主席的囑托,協(xié)助國鋒同志進行了這場斗爭。接著,委員們熱烈發(fā)言。與會同志一致?lián)碜o華國鋒、葉劍英代表黨中央作出的英明決策,憤怒譴責“四人幫”的罪行。大家還通過葉劍英的提議,推選華國鋒為黨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希望盡快召集各地的黨、政、軍高級干部進京,傳達黨中央的決定。政治局會議開到7日凌晨。10月7日至14日,按照玉泉山會議的精神,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了中央黨、政、軍機關,各省、市、自治區(qū)、各大軍區(qū)負責同志關于粉碎“四人幫”的打招呼會議。會議通報了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事件和黨中央粉碎他們陰謀的過程。會議指出,中國共產(chǎn)黨同“四人幫”的斗爭,是革命與反革命的斗爭,全黨同志要緊密地團結在黨中央周圍,把這場斗爭進行到底。會議提出“既要解決問題,又要穩(wěn)定局勢”的方針,要求在斗爭中注意政策。10月18日,中共中央將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事件及中央粉碎他們陰謀的勝利通知到全體黨員,全黨衷心擁護中央粉碎“四人幫”的決策。許多省、市、自治區(qū)和革命老根據(jù)地的黨、政、軍還向中共中央發(fā)來致敬電。就在中共中央向全黨逐步傳達粉碎“四人幫”取得勝利的那些令人難忘的日子里,“四人幫”在上海的余黨竟然逆歷史潮流而動,密謀策劃武裝叛亂。“四人幫”在上海的死黨徐景賢、王秀珍于10月8日上午派人到北京打探消息。他們從北京打回上海的電話中得知“四人幫”出事了,隨即召開緊急會議進行動員,決定要干。徐景賢下達手令,調(diào)集民兵35500名,組織了武裝叛亂指揮班子,設立了兩個秘密指揮點。同時,責成上海的報社、電臺在宣傳上制造輿論,緊密配合,并研究了武裝叛亂的初步部署和行動方案。10月12日,王少庸等又進一步策劃停產(chǎn)罷工,游行示威,并準備發(fā)表“告全市全國人民書”,擬定了“一月風暴精神萬歲”等21條反革命標語,要求參加叛亂的各系統(tǒng)“召之即來,血戰(zhàn)到底”。他們提出“還我江青”、“還我春橋”、“還我文元”、“還我洪文”等反革命口號。真是箭在弦上,一觸即發(fā)。中共中央政治局掌握了“四人幫”在上海的余黨策劃反革命叛亂的情況后,果斷地采取了幾項有效措施:第一,將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先后召到北京,使“四人幫”在上海的黨羽處于群龍無首的困境,不敢擅自作亂。第二,迅即派蘇振華、倪志福、彭沖等赴上?刂凭謩,掌握上海市的黨政大權。同時,又下令滬寧一帶的人民解放軍,準備應付事變的發(fā)生。第三,為了穩(wěn)定上海局勢,中央先在南京部隊和江蘇省一些地方傳達打招呼會議的精神,用中央精神武裝上海和江蘇黨政軍干部的頭腦。在中央的有力措施下,徐景賢等人在上海策劃的反革命武裝叛亂,遭到上海人民的強烈反對。當14日中共中央在上海正式宣布粉碎“四人幫”的消息后,人們紛紛起來聲討“四人幫”,武裝叛亂的陰謀活動頃刻瓦解。10月18日,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被隔離審查,上海民兵指揮部被勒令解散。在粉碎“四人幫”的打招呼會議精神得到順利貫徹的形勢下,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于10月21日向全世界播發(fā)了粉碎“四人幫”的消息。頓時北京城像開了鍋似的有上百萬人涌上街頭,敲鑼打鼓,歡慶勝利。10月24日,首都北京的天安門廣場裝飾一新,云集百萬軍民正式舉行慶祝大會。人群像潮水般地從四面八方匯集到天安門廣場。廣場上群情振奮,“打倒王、張、江、姚反黨集團”、“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chǎn)黨萬歲”的激昂口號,如春雷滾滾,響徹云霄。從10月22日至25日的四天中,全國三個直轄市、二十一個省會城市、五個自治區(qū)首府,游行集會的人數(shù)達5000多萬。不少家庭舉杯歡慶終于把作亂十年的“四人幫”打倒了,人們迎來了新的生活。北京大學著名教授聞家駟在《歡呼偉大的歷史性勝利》的詩中寫道:一網(wǎng)打盡,大快人心。英明果斷,扭轉(zhuǎn)乾坤; 主席遺志,后繼有人。 鑼鼓喧天,紅旗如林;得道多助,天下歸心。粉碎“四人幫”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在世界上也引起了注目。當時,前南斯拉夫一家報紙稱贊中國共產(chǎn)黨粉碎“四人幫”,是“人類近代史上最巧妙最漂亮的一仗”。粉碎“四人幫”的決定性勝利,標志著歷時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結束。中國共產(chǎn)黨在1976年取得粉碎“四人幫”的決定性勝利,使一度是災難頻生的1976年,戲劇性地轉(zhuǎn)變?yōu)樽呦蚬饷鞯膭倮。它表明,中國共產(chǎn)黨人具有駕馭社會主義航船,繞過暗礁,渡過險灘,破浪前進的驚人的能力。然而,中國共產(chǎn)黨人深刻地認識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的決定性勝利,還不是徹底勝利。還有一些“四人幫”的余黨在全國各地活動著,“四人幫”經(jīng)營多年的幫派體系還需要進一步摧毀,“四人幫”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散布的流毒還需要肅清,只有深入解決這些問題,才能進一步在全國消除不安定因素,才能領導人民以新的姿態(tài)建設新生活。為此,中共中央在1976年11月做出了在全國范圍開展揭發(fā)批判“四人幫”、清查其幫派體系的決定。中共中央根據(jù)實際情況,確定揭批“四人幫”的斗爭,要有領導地分三個戰(zhàn)役進行。第一個戰(zhàn)役,著重揭批他們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清查其幫派體系;第二個戰(zhàn)役,著重揭露他們的反革命面目和丑惡歷史,剝掉其披著的馬克思主義的外衣;第三個戰(zhàn)役,著重揭批其篡改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極左理論。適應這種部署,中共中央從1976年12月10日起,連續(xù)向全國發(fā)出了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的三批材料,隨后揭、批、查斗爭在全國展開。揭批查的斗爭,沖破種種阻力,到1978年取得了基本勝利。經(jīng)過揭、批、查斗爭,基本查清了“四人幫”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及其潛在的幫派體系,從而摧毀了這股猖獗十年、給全國帶來深重災難的反社會主義政治勢力。經(jīng)過揭批查斗爭,人們認清了“四人幫”是披著馬克思主義外衣的反革命派,其極左理論和路線,給我國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各方面都造成嚴重危害。經(jīng)過揭批查斗爭,整頓和調(diào)整了各級領導班子。據(jù)有關部門提供的材料,到1978年8月,在29個省、市、自治區(qū)的主要負責人中,查出同“四人幫”篡黨奪權陰謀有牽連而被撤職者9人,約占這些地區(qū)主要負責人總數(shù)的三分之一。結合揭批查,初步調(diào)整了中央部門和各省、市、自治區(qū)的領導班子,調(diào)整面較大的有23個部、委、局和14個省、市、自治區(qū)。此外,還制止了少數(shù)地區(qū)由于派性仍然存在的武斗和動亂的局面。這就在全國造成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為我國歷史發(fā)展進入一個新時期創(chuàng)造了重要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