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zhàn)國策》導(dǎo)讀
　　縱橫決蕩，問鼎中原：《戰(zhàn)國策》中的變法、戰(zhàn)爭及興亡
　　一、前言
　　自周室東遷，禮崩樂壞。先有春秋五霸 ，問鼎中原，再有戰(zhàn)國七雄，逐鹿天下。列國勢成水火，形勢復(fù)雜。戰(zhàn)國（公元前四七五年至公元前二二一年）乃上接春秋（前七七至前四七六），下啟秦（前二二一至前二七）、漢（西漢：前二二至前九；東漢：二五至二二）的大動蕩時期。其時，天下大亂，諸侯日益強盛，天子名存實亡。
　　公元前四八一年，田和（？至前三八四）篡齊，公元前四五三年，三家（韓、趙、魏）分晉，于是形成齊、楚、燕、韓、趙、魏、秦七雄并立的局面，此即李白（太白，七一至七六二）所說的“三季分戰(zhàn)國，七雄成亂麻”。（《古風(fēng)五十九首其二十九》） 除七雄外，尚有宋、衛(wèi)、中山、魯、滕、鄒、費等小國，有所謂的“泗上十二諸侯”夾雜于列強之間 ，掙扎求存。公元前三六七年，趙國與韓國亦乘周室內(nèi)亂，把周分裂為西周（以王城為都）與東周（以鞏為都）兩個小國，逐漸占領(lǐng)周的外圍地區(qū)。這時期的亂象便是李白所描述的：
　　戰(zhàn)國何紛紛，兵戈亂浮云。趙倚兩虎斗，晉為六卿分。奸臣欲竊位，樹黨自相群。果然田成子。一旦殺齊君。（《古風(fēng)五十九首其五十三》）
　　春秋時期，諸侯雖各自爭霸，但仍有尊周天子的共識；及至戰(zhàn)國七雄，則各自為政，霸主亦不復(fù)存在。西周之“親親尊尊”觀念，蕩然無存，隨之而興的是戰(zhàn)國七雄以征戰(zhàn)掠奪土地及人民。群雄紛紛招賢納士，變法圖強，而變法的最終目的，就是富國強兵以決蕩天下，問鼎中原。 七國混戰(zhàn)，此時，縱橫之士穿梭于列國之間，廟堂上此消彼長之博弈，沙場上縱橫決蕩，以定興亡。最終，強秦橫掃東方六國，統(tǒng)一中原。
　　二、策士縱橫
　　春秋時期，官職多由貴族世襲。然而，戰(zhàn)國時期，諸侯則紛紛推行變法，禮賢下士，不問出身，雞鳴狗盜，皆有用武之地，朝為布衣，暮為卿相，庶民階層因這動蕩的時勢而崛起。此際，“策士”縱橫于列國，出謀劃策，智術(shù)紛呈，奇謀迭出，此即司馬遷（子長，前一四五或一三五至前八六）所說的：
　　六國之盛自此始，務(wù)在強兵并敵，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
　　這是一個以智慧做較量的時代，亦是庶民憑一己之力而平步青云的時代。蘇秦（季子，？至前三一七）、張儀（？至前三一）、范雎（？至前二五五）等，皆乃此際的精英典范，他們審時度勢，結(jié)約縱橫，轉(zhuǎn)危為機，或戰(zhàn)或和，戰(zhàn)中謀和，和中謀戰(zhàn)，變幻莫測，遂成戰(zhàn)國的風(fēng)云人物。
　　何謂“縱橫”？所謂“縱”，乃“合縱”之簡稱，又作“從”，即山東六國從燕到楚，南北合成一條直線，聯(lián)合抗秦，在強秦虎視眈眈之下，圖謀自存；所謂“橫”，乃“連橫”的簡稱，即以秦國為中心，分別聯(lián)合山東任何一國，東西連成一條橫線，分化瓦解或攻擊其他各國。韓非（約前二八至前二三三）認為：“從者，合眾弱以攻一強也；而衡（通‘橫’）者，事一強以攻眾弱也。” 由此可見，當時六國已自知處于弱勢，而“一強”指的當然是秦國。此中兩位主要的策士，分別為主合縱的蘇秦和主連橫的張儀。劉向（子政，前七十七至前六）則更具體指出“合縱”與“連橫”可能產(chǎn)生的結(jié)局：“是以蘇秦為從，張儀為橫；橫則秦帝，縱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 由此可見策士在戰(zhàn)國時期對各國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至于“縱橫家”，即是為適應(yīng)當時各國之間政治斗爭的需要，或主縱，或主橫，或奔走游說，或入朝干政，直接服務(wù)于各國統(tǒng)治者的一批謀臣策士，他們是一群有雄韜偉略、奇謀異策的“智囊”，對當時的政治、經(jīng)濟、地理、風(fēng)俗、民情，以至國君的志趣、癖好，均了然于胸。班固（孟堅，三十二至九十二）在《漢書藝文志》中指出縱橫家乃春秋戰(zhàn)國時期九流十家之一，批評說：
　　從橫家者流，蓋出于行人之官……及邪人為之，則上詐援而棄其信。
　　“行人之官”，即是當時的外交官。早在春秋時期，孔子（仲尼，前五五一至前四七九）便曾到過齊、魯、衛(wèi)、宋、陳、蔡、楚等國，向列國君主推銷其學(xué)說；及至戰(zhàn)國，墨翟（前四六八至前三七六）到過楚、魯、宋、齊；荀子到過燕、齊、楚、秦、趙；而孟子（前三七二至前二八九）則到過魏、宋、鄒、滕、魯?shù)葒�。孟子游于稷下，墨翟止楚攻宋，均傳為千古佳話�?br />　　然而，策士并不受時人尊重，孟子更視之為“妾婦之道” ，卑之為“妾婦”，指的是策士只曉得以語言在列國間搬弄是非、制造矛盾。秦相魏冉（生卒年不詳）亦不喜歡策士，因此當范雎逃亡到秦國時，便避魏冉而唯恐不及。因為策士在時人眼中毫無堅持，因時而變，即所謂“邦無定交，士無定主”。 例如公孫衍（生卒年不詳）先是在秦國主張連橫，后來轉(zhuǎn)投魏國，就變?yōu)橹鲝埡峡v。
　　蘇秦先后游說了周顯王（？至前三二一）、秦惠文王（前三五四至前三一一；前三三七至前三一一在位）以及趙武靈王（前三四至前二九五），均不成功。屢遭挫折后，蘇秦終于獲得了亟于渴求富強以復(fù)仇的燕昭王（前三三五至前二七九）的重用。蘇秦先分析了趙國在阻擋秦國方面對燕國的貢獻，又剖析趙國可迅速攻至燕國，以說服燕昭王認同與趙國結(jié)盟的策略：“愿大王與趙縱親，天下為一，則燕國必?zé)o患矣” ，“天下為一”指的是在秦國以外，六國連成一整體，即南北聯(lián)合之“合縱”策略，具體內(nèi)容如下：
　　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后，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云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后，韓守城皋，魏塞其道，趙涉河漳、博關(guān)，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guān)，齊涉渤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guān)，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
　　以上的策略，理論上可行，操作卻不易。無論如何，蘇秦成功說服了燕昭王，獲得了重金資助，以支持其繼續(xù)游說各國“合縱”。其后六國均贊同蘇秦的合縱策略，六國的聯(lián)盟終告形成，此舉令秦惠文王十五年不敢出兵函谷關(guān)。
　　然而，蘇秦的“合縱”策略構(gòu)想過于理想化，只要他所設(shè)計的環(huán)節(jié)上有任何一絲差錯，或某國不充分合作，其“合縱”策略則全告崩潰。故此，早在公孫衍推出“五國相王”時，秦惠文王便對其“合縱”做出“猶雞之不能俱止于棲明矣”的預(yù)言（《卷三秦策一秦惠王謂寒泉子曰》），以連著腳的雞群是沒法飛上棲息的樹上來比喻合縱的不可行。相對而言，秦國采用張儀的“連橫”以抗衡蘇秦的合縱，不斷地削弱東方的競爭對手齊國，并逐漸實現(xiàn)東進的目標。張儀的第一站便是前往魏國，擔(dān)任魏襄王（？至前二九六）的丞相，明為魏國服務(wù)，暗中卻為秦國破壞六國的聯(lián)盟。他向魏襄王提出“尊秦”的策略，卻不為其所接納，于是便向秦王建議先打魏國。魏國被秦國打敗后，隨之又再輸一仗給齊國，魏襄王于是不得不尊秦，正如后來的楚國一樣，兩國均淪為秦國的玩偶與幫兇。這就是策士的智慧與力量。實際上，正如秦惠文王所預(yù)言，六國之中，任何一國不合作，合縱即告失敗，而任何一國與秦合作，即是連橫之成功。秦國雖曾為合縱所逼，相對而言，秦國之連橫要比六國之合縱容易得多。
　　張儀以其嫻熟的縱橫之術(shù)，以不事秦則聯(lián)軍攻伐的恫嚇方式，終于在公元前三一一年，成功促使魏、韓、楚、齊、趙、燕六國連橫事秦。張儀對列國進行武力打擊后，再進行懷柔的拉攏策略，或以臥底，或以誘騙，令六國墮入秦國的陷阱。張儀以其卓越的智慧與膽識，再加上秦國軍事上的強力配合，成功抗衡、瓦解了蘇秦的合縱策略，其對秦國之東進事業(yè)，功不可沒。
　　戰(zhàn)國之風(fēng)云激蕩，為這些庶民出身的策士提供了一展身手的契機，并打破了長久以來為貴族所壟斷的政治局面，令復(fù)雜的國際態(tài)勢充滿了種種的可能性。這些以策略構(gòu)成《戰(zhàn)國策》一書的核心內(nèi)容的策士，幾經(jīng)坎坷，曾經(jīng)輝煌，而下場卻又極其慘烈，就如蘇秦與范雎，均空留李白的嘆喟：“功成身不退，自古多愆尤�！保ā豆棚L(fēng)五十九首其十八》） 無論如何，策士改變了戰(zhàn)國以至于整個中國的政治、歷史及文化，影響巨大而深遠。
　　三、變法興亡
　　興亡誰人定，勝敗豈無憑？在競爭激烈的戰(zhàn)國態(tài)勢下，要生存極不易，故有為之君均紛紛招賢納士，變法圖強。七國各有不同程度的變法，秦孝公（前三八一至前三三八）于公元前三五六年任命商鞅（前三九至前三三八）為左庶長，實行變法；而東方六國的變法，則分別為魏文侯（？至前三九六）時李俚（生卒年不詳）的變法，趙烈侯（？至前四）時的公仲連（生卒年不詳）變法與后來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楚悼王（？至前三八一）時的吳起（前四四至前三八一）變法，齊威王（前三七八至前三二）時的鄒忌（約前三八五至前三一九）變法，韓昭侯（？至前三三三）時的申不害（前四二至前三三七）變法，以及燕昭王的變法。此中以商鞅變法與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最為著名。雖然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的軍事變法令趙國驟成勁旅，以致拓地千里，但是在變法的深度與廣度方面，卻遠遠不及商鞅變法。商鞅變法在政治、軍事、社會以及經(jīng)濟上，全方位地對秦國做出了翻天覆地的改造，又同時為庶民的上升提供了快捷而可行的階梯，從而將秦國打造成如錢穆（賓四，一八九五至一九九）先生所謂的“新軍國”。 以下將扼要論述商鞅變法中構(gòu)成秦國成為“新軍國”之各項細節(jié)，借此方能理解秦國何以能崛起于西陲，無敵于天下。
　　商鞅本為魏相公孫痤（？至前三六）之僚屬，公孫痤病危時對前來探望的魏惠王（前四至前三一九）推薦商鞅，并望魏惠王“舉國而聽之”。 這可謂是傾心力薦，可惜魏惠王不以為然，公孫痤見此情形，便勸說魏惠王殺商鞅，以免人才外流他國而成后患。公孫痤盡忠之后，又再盡義，坦誠地將一切告訴了商鞅，勸其速離。此際，年方二十一歲的秦孝公以“與之分土”的重諾招賢于天下。 秦孝公對于秦國歷代興衰了然于胸，對秦國“厲、躁、簡公、出子”四代國君的蹉跎歲月，亦毫無忌諱，更為關(guān)鍵的是他勾勒出歷代賢明之君的東進意圖，并再一次表達了其對招賢納士以圖強的強烈渴望與東進掃蕩六國的雄心壯志。秦孝公出手不凡，消息一出，立即把不為魏惠王所重用的商鞅從魏國吸引到秦國。人才流動，此消彼長，秦、魏兩國君主的眼光與胸襟，亦高低互見，而兩國的興衰，在不久之后，亦隨之顯現(xiàn)。
　　商鞅在朝見秦孝公時先論述了“帝道”，再而是“王道”，均不為所用，而最終被采納的是“霸道”。商鞅之變法內(nèi)容，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為秦國全方位地打造了一個嶄新的“戰(zhàn)國”，其方略大致有以下四個方面：
　　（一）社會方面
　　1.廢除奴隸：此舉令更多的人口從事開荒、耕種，亦為長年征戰(zhàn)提供生力軍。
　　2.“主民”與“客民”分業(yè)：變法一方面把秦國農(nóng)民分為“主民”，另一方面則吸引韓、趙、魏三國的農(nóng)民前來秦國種地，給予住房，免三年勞役，稱他們?yōu)椤翱兔瘛��！爸髅瘛碑敱�，“客民”種地。 “客民”住下來久了，繁衍生息，也就落地生根成為了秦國子民。秦國既要人才，又要人民，此消彼長，敵弱我強，實屬必然。此舉實為富國強兵的方法，更為曠古絕今的創(chuàng)舉。
　　3.連坐法：變法規(guī)定“五家一伍，十家一什”。不告奸即獲罪連坐而“腰斬”，“告奸者與斬敵同賞” ，此舉杜絕了一切的罪行，特別是防范了有異心投敵者之可能性。
　�。ǘ�）政治方面
　　1.行政改革：縣制的設(shè)計，實際是將官員之任命權(quán)力掌握在君主手中，中央集權(quán)，從而令全體大小官員效忠于君主。這也是后來秦始皇（前二五九至前二一年；前二四六至前二一在位）郡縣制之雛形。
　　2.官僚制：打破了西周以來的世卿世祿制，讓庶民階層的精英進入統(tǒng)治階層，同時又解除了世卿世祿所形成的地方勢力對君主統(tǒng)治的威脅。
　　3.遷都：選擇戰(zhàn)略要地，遷都咸陽，此處依山帶水，輻射八方。
　�。ㄈ�）經(jīng)濟方面
　　1.墾草令、開阡陌、廢除“井田制”：即開墾土地，以利農(nóng)業(yè)發(fā)展。秦國當時位于西戎之地，有很強的游牧色彩。廢除井田制，是因為其時鐵器已被廣泛使用，生產(chǎn)力也提高了，故將過去一百步為一畝，改為二百步為一畝，大大提高了農(nóng)民的耕種意愿，又能同時減低賦稅。
　　2.獎耕織富國：此措施獎勵產(chǎn)量高的男女，即使不打仗，也可以封爵。
　　3.征收賦稅：“賦”從“貝”從“武”，即養(yǎng)軍隊的錢。變法廢除奴隸，對世族強行分家，分家即增加戶口，能提高稅收。此舉征收了大家族眾多人口的稅款，從而可以投放更多資源在軍隊建設(shè)上。
　　4.打擊工商業(yè)：政治上不給予地位，經(jīng)濟上剝削商人，使經(jīng)濟命脈均掌握于政府手中。
　　5.統(tǒng)一度量衡：既方便公平貿(mào)易，也確保國家收入。
　　以上在經(jīng)濟方面的變法，既是利民、便民之法，更是富國、強國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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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行軍功爵制：即按軍功，賜爵位，“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  “率”，即是敵軍首級，秦國軍隊是以人頭數(shù)目計算軍功的，斬一首級可獲一爵位，獲土地一頃，或可以當五十頃的官。
　　2.以軍功入籍：“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 以軍功明尊卑爵秩等級，殺敵的數(shù)目均有嚴格而具體的要求與賞罰。又評先進，黜落后，此舉令宗室與庶民處于同一起跑線，無異是對庶民的極大鼓舞。在戰(zhàn)場上，將軍、正監(jiān)以及御史一同登臺監(jiān)察士兵在實戰(zhàn)中的表現(xiàn)。 軍功爵制令本來畏戰(zhàn)厭戰(zhàn)的人性，突然變?yōu)楹脩?zhàn)勇戰(zhàn)，成為庶民覓富貴求上升的快捷方式。這種獎勵方法，激活了人性中的積極細胞，故秦國士兵上陣，名為打仗，實際上都是撿拾黃金功名及土地，個個奮不顧身，殺人如收割，故“民喜農(nóng)而樂戰(zhàn)”。 對于秦兵在戰(zhàn)場上奮勇殺敵的表現(xiàn)，張儀生動地描述為：“左挈人頭，右挾生虜”，他又將秦國士兵與六國士兵之分別喻為“孟賁之與怯夫”、“烏獲之與嬰兒”。 秦國兵將如狼似虎與六國士兵怯懦的情態(tài)，可見一斑。
　　相對于六國變法之片面而短促，商鞅變法更見徹底而深遠。其變法的重點在于廢除奴隸制，從而釋放出秦國蘊藏已久的龐大能量，特別在軍事與經(jīng)濟上帶來實時的實際效益，故而秦國能在短時間內(nèi)驟強。而變法之基本核心政策乃農(nóng)戰(zhàn)結(jié)合：“國待農(nóng)戰(zhàn)而安，主待農(nóng)戰(zhàn)而尊�！� 商鞅入秦主變法，“居五年，秦人富強，天子致胙于孝公。諸侯畢賀。” 秦國變法后的內(nèi)部情況則是：
　　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于公戰(zhàn)，怯于私斗，鄉(xiāng)邑大治。
　　私斗既去，既減少了長年的大量人口死亡，又建立了為國而戰(zhàn)以立功的觀念，從而凝聚了全國民心。秦國在商鞅變法后迅速崛起，已非六國任何一國可以抗衡的了，這引發(fā)了六國的恐慌，從趙國公子趙豹（生卒年不詳）進諫趙惠文王（前三一至前二六六）的一番話，可見列國對秦國之富強的認知：
　　秦以牛田、水通糧，其死士皆列之于上地，令嚴政行，不可與戰(zhàn)。（《卷十八趙策一秦王謂公子他》）
　　后來的兩位秦相蔡澤（生卒年不詳）與李斯（前二八至前二八）均不約而同地給了商鞅變法極高的評價。蔡澤指出商鞅變法后的秦國：“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zé)o敵于天下。” 而李斯則認為商鞅變法在整體上令秦國：“移風(fēng)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舉地千里，至今治強”。 由此可見，商鞅變法，內(nèi)外威服。
　　戰(zhàn)爭，體現(xiàn)了商鞅變法所帶來的最實際貢獻，秦國通過“元里之戰(zhàn)”、“安邑之戰(zhàn)”以及“固陽之戰(zhàn)”收回了為晉國所占的河西之地�！鞍惨刂畱�(zhàn)”后，秦國甚至占了魏國的舊都安邑，不過后來還是撤退了。因為“安邑之戰(zhàn)”的勝利，周天子封秦為諸侯國，秦國在列國中之地位，驟然提升。
　　然而，商鞅如此雷厲風(fēng)行地推行變法，必然觸及貴族的利益，“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 商鞅所強調(diào)的都是“不和于俗”、“不謀于眾”、以權(quán)馭民的極權(quán)思想 ，故此秦國上下方能迅速成為虎狼之師的“新軍國”，不過其嚴苛之法治卻令他最終不容于世。秦惠文王繼位后，商鞅即被與他有仇的公子虔誣告謀反，被處以車裂之刑致死。
　　無論如何，商鞅變法確實令秦國迅速富強并成為“新軍國”，這是不爭的事實。歷史的天秤，終于在商鞅變法之后，傾向了西陲的秦國。從此，秦國國力集中，君民一心，猶如利箭，射向東方。
　　四、決蕩天下
　　“決蕩”，顧名思義，乃馳騁沙場，兵戎相見。欲問鼎中原，則必須與列強決蕩天下。從戰(zhàn)國（前四七五）開始至秦始皇統(tǒng)一天下（前二二一）的二百五十五年間，戰(zhàn)國共有大小戰(zhàn)爭近一百六十次，單就從秦孝公在位（前三六一）到秦始皇統(tǒng)一天下（前二二一）這一百四十年間，秦國總共發(fā)動約一百一十八次的對外戰(zhàn)爭，只有少數(shù)是敗績，其他幾乎是所向無敵。 而從公元前三六四年（秦獻公二十一年）至公元前二三四年（秦王政十三年），據(jù)統(tǒng)計，秦國總共斬殺了大約一百六十二萬五千名的六國士兵。 由以上數(shù)據(jù)可見，戰(zhàn)國的戰(zhàn)爭規(guī)模及其殘酷情況 ，遠非春秋時代可比。在這些戰(zhàn)爭中，有不少戰(zhàn)爭或因奇謀詭計，或因殘酷慘烈，而流傳至今。此中以秦、趙兩國的“長平之戰(zhàn)”最為兇險殘酷，其峰回路轉(zhuǎn)的戰(zhàn)況及慘痛的教訓(xùn)，令此役成為戰(zhàn)爭的典范。
　　（一）桂陵之戰(zhàn)
　　公元前三五四年，魏惠王派龐涓（？至前三四二）率兵進攻趙國，逼近邯鄲。趙成侯（？至前三五）向齊國求救，齊威王以田忌（生卒年不詳）為主帥，孫臏（？至前三一六）為軍師，出兵救趙。田忌接受孫臏的意見，沒有前往邯鄲解圍，而是領(lǐng)兵殺向魏國都城大梁，直搗黃龍，遂逼令龐涓星夜回援。齊軍埋伏在桂陵（今山東菏澤東北），靜待魏軍，此際魏軍長途行軍，人困馬乏，面對突如其來的伏擊，自然全線潰敗。這就是著名的“圍魏救趙” ，又稱“桂陵之戰(zhàn)”。
　�。ǘ�）馬陵之戰(zhàn)
　　公元前三四一年，魏國與趙國一起進攻韓國，韓國向齊國求救。齊國仍派田忌、孫臏率軍解救韓國。齊軍佯敗后退，第一天留下了十萬人做飯的鍋灶，次日減少至五萬人的鍋灶，第三天再減少到三萬人的鍋灶。龐涓以為齊軍逃亡的情況很嚴重，故而窮追不舍。此際，孫臏在馬陵設(shè)下埋伏，及至魏軍趕至，齊軍萬弩齊發(fā)，魏軍“大亂相失”，魏太子申被擄，龐涓自刎。這就是著名的“馬陵之戰(zhàn)” 。經(jīng)此一役，魏國一蹶不振，從此無法抗衡強秦。
　�。ㄈ�）閼與之戰(zhàn)
　　公元前二八一年，秦國攻取趙國三城后，趙國以公子部為人質(zhì)送往秦國，并與秦簽訂以焦、魏、牛狐交換三城的協(xié)議，然而趙惠文王反悔。秦昭王（前三二五至前二五一）以趙國不履行協(xié)議為由，派胡陽（生卒年不詳）率大軍進攻趙國的閼與。秦攻打閼與可謂一石二鳥，占有此地既可攻打魏的都城大梁，亦可攻打趙的都城邯鄲。趙惠文王于是召問廉頗（前三二七至前二四三）救不救閼與，廉頗答曰：“道遠險狹，難救�！� 趙王又召問趙奢，回答曰：“其道遠險，譬之猶兩鼠斗于穴中，將勇者勝�！� 于是，趙惠文王命趙奢率軍馳援閼與。
　　趙奢軍出邯鄲三十里即筑壘扎營，按兵不動，此舉令秦軍甚為迷惑。秦軍于是分一部分兵力進屯武安（今湖北武安西南）西面，擊鼓吶喊，欲誘趙軍援救武安，從而達到鉗制趙軍的目的。趙奢仍然不為所動，駐屯二十八天之后，仍繼續(xù)增強營壘防御，以營造趙軍唯保邯鄲的怯懦假象。秦軍主帥胡陽從間諜方面得知趙軍一切的情況，以為閼與必是囊中之物，遂放松戒備。趙奢得悉秦軍已上套，遂令全軍偃旗息鼓，疾馳兩天一夜，趕到距閼與城五十里處筑壘設(shè)營。秦軍突聞趙國援兵到來，倉促分兵迎擊。趙奢采納軍士許歷（生卒年不詳）的建議，派兵萬人搶占閼與北山高地。秦軍后到，攻山不下。趙奢乘勢居高臨下，猛擊秦軍。與此同時，閼與的守軍也出城配合援軍，兩方夾擊，秦軍死傷逃散過半，大敗而歸，閼與之圍遂解。
　　趙奢是一位智勇雙全、卓越的軍事家，在《戰(zhàn)國策》的《趙惠文王三十年》與《燕封宋人榮為高陽君》兩章中，趙奢與田單（生卒年不詳）有關(guān)戰(zhàn)爭投入人數(shù)的辯論，以及其有關(guān)軍事的一切細節(jié)和預(yù)測都充分表現(xiàn)了他的才智。不過，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