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通過以《鐵道游擊隊》《保衛(wèi)延安》《紅日》《苦菜花》等長篇戰(zhàn)爭小說為個案研究對象,對“十七年”長篇戰(zhàn)爭小說的修辭策略、正文本修改、副文本變遷、藝術改編策略等維度進行共時性的文本發(fā)生學現象探詢,尋找這種流動敘述的背后緣由、動機以及意義,總結其文本發(fā)生規(guī)律,從而尋找不同藝術版本的復調對話和文本間性,挖掘出不同話語、不同文化之間摩擦互動的歷史以及作家的心理書寫和精神滑變,進而重新闡釋文本,豐富文學史的再構。
龔奎林,河南大學文學博士,井岡山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副主任、副教授,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負責人。
前 言
一 研究對象與研究現狀
二 研究目的與研究意義
三 研究方法與本文結構
上編 “十七年”長篇戰(zhàn)爭小說的文本發(fā)生:革命起源
與革命意義的經典化生產和通俗化傳播
第一章 革命起源與革命意義的經典化生產
第一節(jié) 作家的革命體驗與創(chuàng)作特質
第二節(jié) 戰(zhàn)爭小說的誕生
第三節(jié) 戰(zhàn)爭小說的經典化打造
第二章 革命起源與革命意義的通俗化傳播
第一節(jié) 戰(zhàn)爭小說的文藝報刊傳播
第二節(jié) 戰(zhàn)爭小說的藝術改編傳播
第三節(jié) 戰(zhàn)爭小說的教材教育傳播
第三章 文本發(fā)生學現象的發(fā)生
前 言
一 研究對象與研究現狀
二 研究目的與研究意義
三 研究方法與本文結構
上編 “十七年”長篇戰(zhàn)爭小說的文本發(fā)生:革命起源
與革命意義的經典化生產和通俗化傳播
第一章 革命起源與革命意義的經典化生產
第一節(jié) 作家的革命體驗與創(chuàng)作特質
第二節(jié) 戰(zhàn)爭小說的誕生
第三節(jié) 戰(zhàn)爭小說的經典化打造
第二章 革命起源與革命意義的通俗化傳播
第一節(jié) 戰(zhàn)爭小說的文藝報刊傳播
第二節(jié) 戰(zhàn)爭小說的藝術改編傳播
第三節(jié) 戰(zhàn)爭小說的教材教育傳播
第三章 文本發(fā)生學現象的發(fā)生
中編 線性時間下的“如何”流變——“十七年”
長篇戰(zhàn)爭小說的文本發(fā)生學現象個案研究
第四章 《保衛(wèi)延安》的發(fā)生學現象史料梳理與研究
第一節(jié) 文本發(fā)生學現象概述
第二節(jié) 藝術完善與英雄群像的豐滿化
——《保衛(wèi)延安》版本校勘與闡釋
第三節(jié) 由基層英雄塑造轉向高級指揮者塑造
——《保衛(wèi)延安》藝術改編與傳播推廣
第四節(jié) 歷史評價與文藝觀念的互動
第五章 《紅日》的發(fā)生學現象史料梳理與研究
第一節(jié) 文本發(fā)生學現象概述
第二節(jié) 政治理念的規(guī)訓與人性情感的潔化
——《紅日》版本?迸c闡釋
第三節(jié) 人性化抒寫的邊緣探索
——《紅日》藝術改編與傳播推廣
第四節(jié) 人性萌動與革命倫理的取舍
第六章 《苦菜花》的發(fā)生學現象史料梳理與研究
第一節(jié) 文本發(fā)生學現象概述
第二節(jié) 革命倫理的強化和愛情敘事的刪減
——《苦菜花》版本?迸c闡釋
第三節(jié) 反特、人性情感與英雄形象的互動及選擇
——《苦菜花》藝術改編與傳播推廣
第四節(jié) 家族敘事、三角戀愛與革命倫理的多重變奏
下編 空間場景中的“如何”變幻——“十七年”
長篇戰(zhàn)爭小說的文本發(fā)生學現象研究
第七章 “十七年”長篇戰(zhàn)爭小說的修辭功能
第一節(jié) 革命倫理與身體敘述
第二節(jié) 歷史代述與知識種植
第三節(jié) 神話隱喻
第四節(jié) 深層審美縫隙的顯現
第八章 “十七年”長篇戰(zhàn)爭小說的正文本修改
第一節(jié) 版本修改時空圖
第二節(jié) 版本修改原因
第三節(jié) 版本修改內容
第九章 “十七年”長篇戰(zhàn)爭小說的副文本變遷
第一節(jié) 封面畫與插圖畫的鏡像展覽
第二節(jié) 內容提要、引語、序言、地圖等標識變化
第三節(jié) 豎橫排版與繁簡字體的轉化
第十章 “十七年”長篇戰(zhàn)爭小說的藝術改編策略
第一節(jié) 二元對立的性格強化
——“十七年”時期電影藝術改編
第二節(jié) 驚險傳奇的懸念設置
——“十七年”時期戲劇、曲藝藝術改編
第三節(jié) 英雄與凡人的悄然置換
——消費文化背景下的影視藝術改編
余 論 關于文本發(fā)生學現象研究、紅色資源再利用及
現當代文獻學學科建立的思考
參考文獻
后 記
新中國的成立是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它標志著巨大的、波瀾壯闊的社會變革的開始,加之在新中國成立后國際國內政治形勢的翻云覆雨,“十七年”文學的發(fā)生語境是極其復雜的,甚至可以用波詭云譎來形容,這從一個重要的方面可以解釋作品發(fā)表以后被反復修改的“無定稿現象”;谙嗨频脑蚺c意識形態(tài)普及的需要,“十七年”文學作品不僅被反復修改,而且被反復“改編”——以戲劇、電影、電視、戲曲、曲藝、連環(huán)畫、插圖等不同的藝術形式對原作不斷地“重述”。而長篇小說具有巨大的生活容量,包含著豐富的社會信息,與語境有更復雜的關聯(lián);且長篇小說的創(chuàng)作周期長,過程艱難,定型化程度高;就形態(tài)學特征而言,長篇小說具有更大的敞開性、未完結性。因此,長篇小說也具有更大的修改、改編的可能與必要。事實的確如此,“十七年”的長篇小說的修改、改編不僅十分普遍、規(guī)模巨大,而且跨越了不同的歷史時期,成為一個不可忽略的文藝現象。
基于上述原因,在2007年我以“經典與經典的‘重述’——‘十七年’經典長篇小說的修改、續(xù)寫、改編及其歷史闡釋”為題申報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并得到資助,奎林是此課題組的主要成員。在設計課題時,我的主要想法是以“重述”作為切入點,將二度、三度創(chuàng)作與初文本相比照,以文獻為基礎進行文本闡釋和歷史闡釋。考慮到可行性,我選擇了有代表性的12部長篇小說,而“重述”形式也主要考慮的是影視改編。
這種將文獻考校、文本闡釋與歷史闡釋結合起來的思路顯然非常吻合奎林的學術興趣,他不僅承擔了課題中的部分內容,而且將其作為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方向。經過幾年的辛苦努力,他順利完成了博士學位論文的寫作,以《“故事”的多重講述與文藝化大眾——“十七年”長篇戰(zhàn)爭小說的文本發(fā)生學現象研究》為題提交答辯,論文受到了答辯委員會的高度評價。這部書稿就是他在博士論文基礎上集中、精煉、提高的成果。
盡管全書是承續(xù)上文提到的那一課題而來,但目前的這一書稿比最初的設計是有所突破的,放到“十七年”文學研究序列中是有創(chuàng)新性的。依我之意有下列幾點。
第一,標題中的“文藝化大眾”是這部書稿的一個關鍵詞,盡管書稿中直接涉及它的文字并不多,作者也未對它作詳細的知識考古與辯白,但它卻標指出作者研究的一個重要視角和基本的邏輯判斷,即一個“故事”之所以被反復講述,是因為創(chuàng)作者遵從意識形態(tài)的導引,通過“通俗化”的改寫、改編完成對大眾的“訓化”。“重述”現象之所以頻繁地發(fā)生,它不是偶然地、單一權力作用的結果,而是主流意識形態(tài)、作者與讀者共同“合謀”完成的一場文學盛宴。這一思路比單一的稱贊或指責都更加接近實際。
第二,“文本發(fā)生學現象”研究顯然就是對文藝如何“化大眾”的路徑與方法進行具體的研究。作者將長篇戰(zhàn)爭小說的版本修改、藝術改編及傳播推廣放在具體的歷史語境中,從歷時性與共時性的交叉場域進行知識考古和社會歷史分析,研究版本修改與藝術改編發(fā)生的歷史動因及其與革命倫理變革的復雜博弈關系。這一研究思路是頗為新穎的,也顯示了作者求真務實的學風。
第三,在資料的搜集、梳理方面下了大功夫,尤其是在曲藝、戲曲、連環(huán)畫的改編方面用力甚勤,搜羅到了豐富的資料,對于“化大眾”的研究起到了非常有力的支撐,顯示了作者扎實的資料爬梳與分析能力。與目前學界涉及此論題時多以電影、電視劇為支撐材料相比,又不能不說是一個有分量的突破。
文本發(fā)生學研究是一個復雜的論域,既涉及歷史的復雜性也涉及理論的復雜性;文體與文類之間的轉換可做歷史研究,又不能不涉及理論與美學問題。對于一個嶄露頭角的年輕學人來說,進入如此復雜的學術領域是難免出現粗疏、遺漏和偏誤的。希望奎林在日益精進的同時,也祈望同行師友示誤指瑕!
是為序。
2013年10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