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世界攝影之于中國的啟蒙者與傳道者”之譽的著名攝影家阮義忠,三十年來第一本個人隨筆集。以真摯雋永之筆,回顧他攝影藝術生命中所有的“想見,看見,聽見”。
第一章“想見”,懷念故鄉(xiāng)風土、童年往事、異族民情,歷數(shù)自己從一個宜蘭鄉(xiāng)村木匠家的孩子走上攝影之路的來龍去脈,濃縮了臺灣社會的歷史變遷與不同人群的生存景象;
第二章“看見”,介紹方大曾、莊靈、呂楠等華人攝影師及其作品,以他始終行于時代之先的藝術眼光和文化敏感,捕捉這些暫時并不為人所熟知的攝影天才之靈光;
第三章“聽見”,是“非主流”的書評與樂評,藉由書籍與音樂,追溯自己與創(chuàng)作者的緣分,從“詩人搖滾歌手”科恩,到瑞士攝影大師羅伯弗蘭克,書寫獨一無二的“私人藝術史”。
本書同時收錄近50幅阮義忠攝影作品及方大曾、呂楠等著名攝影家的代表作品,讀者可從中一窺“攝影教父”鏡頭背后的故事,與其拍攝的黑白影像相互映襯,圖文共賞,構成一部完整的生命之旅。
阮義忠,當今最活躍的攝影藝術家之一,他在攝影藝術上的成就為人們所熟知,而他的文字魅力也在近年越來越多地呈現(xiàn)。不但親手為自己的攝影集配上精致文字,更在多家報刊發(fā)表專欄,每日一世界的微博亦在只言片語中找尋生活情味。本書是他創(chuàng)作三十年來第一本個人隨筆集,自述童年記憶、影響一生的重要歷程、與世界頂級攝影大師的往來,心儀的歌手和友人……讀者可從中一窺這位“攝影教父”鏡頭背后的故事,與他一同“想見,看見,聽見”那些黑白影像中沒有說出來的,都在文字中汩汩流淌。
阮義忠,當今最活躍的攝影藝術家之一。1950年生于臺灣省宜蘭縣。在華人攝影界影響甚巨,有“世界攝影之于中國的啟蒙者與傳道者”之稱。三十多年來,他跋山涉水,深入鄉(xiāng)土民間,尋找動人細節(jié),拍攝了大量以百姓日常生活為題材的珍貴照片,作品也成了臺灣獨一無二的民間生活史冊。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創(chuàng)辦《攝影家》雜志,撰述《當代攝影大師》、《當代攝影新銳》、《攝影美學七問》等書,在攝影界引起很大反響;他的五部攝影集《北埔》、《八尺門》、《人與土地》、《臺北謠言》、《四季》使他成為世界知名攝影家。
序:見或不見
卷一 想見
愛哭的童年
回家的方向
北埔十三巡
八尺門、攝影、我
人與土地:我的攝影主題、我的成長背景
臺北謠言:為城市造像的感慨
四季的故事
失落的鐵軌,失色的夢
抽屜里的浪花
老伴
卷二 看見
尋找方大曾
序:見或不見
卷一 想見
愛哭的童年
回家的方向
北埔十三巡
八尺門、攝影、我
人與土地:我的攝影主題、我的成長背景
臺北謠言:為城市造像的感慨
四季的故事
失落的鐵軌,失色的夢
抽屜里的浪花
老伴
卷二 看見
尋找方大曾
丈量永恒的尺度:呂楠
謎語和真相:陳傳興
期待上帝:馮君藍的《微塵圣像》
君子莊靈靈視人間
向自然習法:談張志輝的攝影專題《胸無成竹》
卷三 聽見
重聽倫納德科恩
徹底的異鄉(xiāng)人:羅伯特弗蘭克
黑暗報告,良知之光:唐麥庫林
永遠的布列松
想念亞美尼亞
愛哭的童年
很少回憶兒時的情景,因為我的童年仿佛沒有歡樂可言。一想到我就會趕緊打住,讓思緒轉個方向,免得碰觸到無所不在的隱痛。
大概是這個緣故吧,日子久了,我竟變得有往事健忘癥,留在記憶中的孩提事情,每一樁都只是殘缺片段,連不成一則稍微完整的情節(jié)。印象最強的反倒是結局;留在記憶中的那些經驗無論是怎么開始和發(fā)展的,最后都是不愉快地收場。因此,我大半只記得傷痛,而忘卻其它枝節(jié)了。
在我童年的那個年頭,臺灣的經濟還是很差的,鄉(xiāng)下人只有靠極為認命的勤奮和節(jié)儉,才能勉強養(yǎng)家。繼承祖業(yè)木匠的父親有九個小孩要養(yǎng),把所有體力和精力都投在刨刀、鑿子、鐵錘和一批批木材堆里;唯有如此,才扛得住沉重的生活擔子。
他那一日日彎駝的背、一日日衰老的容顏、一日日稀少的頭發(fā),始終就不曾給過孩子們慈祥親切的感覺。他很少開口說話,也很少對我們展開笑容。孩子和他的溝通都透過母親傳達,甚至連他在生氣,也都是媽媽咬著我們的耳根:“你爸要處罰你了!”我們才知道。
父親的木訥和嚴厲,使家里籠罩著一層高壓的氣氛,每個孩子在家里都無法把自己的感情傾吐出來,彼此很少溝通,大家都是悶著地一日日長大起來。而我,是家中性情最烈的,不像兄弟姊妹那般,以溫馴聽命的態(tài)度來盡子女的本分。我會表示不滿、抗議,甚至以逃學、離家出走來抗拒自己的不幸命運。
不過,在我有膽量和能力搞革命前,也就是幼兒到學前階段,我只有以每個人都有的本能哭,來表示抗議。
我的愛哭是極為出名的,連附近鄰居都怕了我。我動不動就哭,而且只要嗓門一開,就沒有人勸得了,只有在我哭夠了,覺得已經把家里搞得雞犬不寧時,才會甘愿地打住。而那時,我通常是筋疲力盡,喉嚨都哭啞失聲,就地一癱就累極睡倒了。
在那些無理取鬧的哭陣中,我那已經被掃把竹條鞭笞過的手和腿,會再加上很多條傷痕。但不論父母怎么嚇我,或再加打幾頓,我都不會妥協(xié),繼續(xù)哭,哭到大人們束手無策,反而會擔心我哭傷了。那時,媽媽或者祖母會塞些我平常最喜歡吃的糖果或想了很久的一支蠟筆,希望我收住哭聲。盡管這些東西都得存上一兩個禮拜的零用錢才買得起,但我都會把它們扔得遠遠的。我記得,自己那時的脾氣真是人鬼都怕。
我的愛哭,被親戚們認為是極沒出息的表現(xiàn);叔伯在教訓堂兄弟姊妹們時,都會引我的例子為戒:“像阿忠那款,你一世人就完了!”
然而,在小小的那個年紀,我卻一點也不以自己的臭名為辱,還很得意地認為:唯獨我有能力搞得大家都頭痛。
那種哭,是需要極大技巧和毅力的,動不動就長達兩、三小時,除了身體消受不了,有時還會惹來沒人理的慘況。大人斗不過、哄不住,也就不再嚇;蚴┬』萘。于是,我往往會落得既可憐又可笑,獨自在角落里,從轟轟烈烈的嚎啕變成有氣無力的嗚咽。想想不甘心,鼓起精神再來一場聲勢更壯大的,好證明自己沒被打敗。
我把每一場哭都當成突擊戰(zhàn),一怨怒就向家人放冷箭。然而,有一天,我再也不想哭了,其中緣故,正是史無前例的一場壯烈長哭。
為什么而哭倒是忘了,只記得自己沒闔眼地哭到天亮。從傍晚開始,我就往地上一坐,拒吃晚飯、拉開嗓門。媽媽在全家大小都下了飯桌之后,把我的碗筷留著,將剩菜撥到另一只小碗里,無可奈何地向靠在門坎旁的我說:“哭餓了,就自己來吃吧!”
夜色急遽地冷清而深沉,家里大小一個個洗過澡,準備上床睡覺了。每個人從我身邊走過,都得把腳抬高一點,以免被我絆倒。
爸爸盯著我,搖搖頭,嘆了一口極為失望的氣,丟下一句:“現(xiàn)世(丟臉)!”姊姊用腳尖碰碰我,使眼色叫我作罷;妹妹踮著腳跟,怕惹火了我遭殃;兩位哥哥則見怪不怪,從我身上一跨而過;弟弟們有的不明就里,有的對我做鬼臉。
我依舊哭我的,不顧一切。不多久,寢室的鼾聲開始響起;月亮漸高,映在地上的窗框影子,由斜長逐漸縮短。餐桌上的我那份飯菜終于隱沒在黑暗中。
外面的貓叫、犬吠斷斷續(xù)續(xù)地傳來,終至寂靜,唯一能聽到的就是我?guī)捉撁、如游絲般的喘息。我隱約地體會到,沒什么人、什么事會被我的哭聲打。贿@場仗徹頭徹尾是我在和自己拼斗。
半夜,媽媽起床來勸我上床,幾乎已敗陣的我卻仍然堅持著不投降。媽媽莫可奈何,憐愛地在我手中塞了一個硬幣。我已無力和以往一樣把它扔遠,只是不愿接住地任它滑出手掌,硬幣滾在泥地上,沒有半點聲音。
媽媽回床上去了,留下我生氣地盯著眼前的硬幣。在漆黑的角落,銅板稍稍反光。兩毛錢就想讓我妥協(xié)?我哭不出來,仿佛最后一點的自尊都被擊潰了。
天際漸漸露白,硬幣上的花紋越來越清楚,我終于知道,那是一枚剛發(fā)行的一元新錢,大小與兩毛硬幣相仿。以我當時一周一毛的零用錢,得十個星期才存得起來!
這樣的下場,真不知該高興還是難過。破碎的尊嚴已恢復,我的哭終于使家人付出了大代價。可是,我竟然扔走了一塊錢!雖然那一塊錢依舊躺在地上,但我已經不能去拿了。起先拿或不拿都還有尊嚴可言,但拒絕之后再拿,豈不連立場都沒?對不能享用那一大筆財富,我?guī)缀鹾蠡诹苏麄童年。
這一場難忘的哭的經歷,讓我告別了童年的某個階段。之后,我就再也不哭了,改用其他反叛方式,在一日日的不順遂中逐漸長大。
寫于1986年12月
抽屜里的浪花
人對往事的記憶就像鎖在不同抽屜里、舍不得丟的雜物,有些經過歸檔,有些無法分類,就那么一起參雜地擱著,隨著歲月的堆壘而塵封。某日不經意地打開一個抽屜,那被忘了、如同隔世般的舊事便猛然回魂,又有了溫度、呼吸和生命;過去與現(xiàn)在又接續(xù)上了。
我的家鄉(xiāng)頭城是個東臺灣靠海的封閉村子,居民一半務農、一半打漁,連鎮(zhèn)上那家歷史悠久、破破舊舊的戲院,也有個恰如其分的名字《農漁之家》。這家戲院是無數(shù)鎮(zhèn)民的精神家園,也是我童年時的夢想窗口。陪祖母在這兒看的一出出歌仔戲,讓我對中國歷代英雄或奸臣的舞臺形象深信不疑,直到后來上了歷史課,印象也很難糾正。
電影盛行后,歌仔戲跟著沒落,戲院上映的多半是日本片,宮本武藏、盲劍客是大家心目中的偶像,小林旭、石原裕次郎在黑社會電影中的穿著打扮,乃至一舉一動,都是年輕人效法的對象。在本土電影方面,大受歡迎的則是模仿美國《勞萊與哈臺》的喜劇片《王哥柳哥游臺灣》。在交通不便的六○年代,島民們透過電影,仿佛也游遍了臺灣的名勝古跡。
胖得像釀酒桶的王哥是擦鞋匠,瘦得像電線桿的柳哥是三輪車夫。王哥中了愛國獎券,邀好友柳哥環(huán)島旅行。兩個土包子在旅途中糗事不斷,既諂媚別人,又挖苦自己。情節(jié)雖然在戲謔中也有溫情,卻老讓我覺得臺灣人的形象受到扭曲。
在那個年代,我們對中國大陸的點點滴滴與日本的形形色色,比對自己生于斯長于斯的這塊土地清楚多了。臺灣被日本殖民了半個世紀,皇民化的影響早已深烙人心,而對國民黨政府而言,臺灣又只是個跳板;暫時落難至此,遲早要回家去。我們對這塊土地的歷史認知是經過篩檢的,或甚至是被誤導的;臺灣的本土特質被有意無意地抹殺了。
大陸的省份、都市成了臺灣的街道名,像陜西路、青島路、南京路、長安路、 西藏路、沈陽路、迪化街、寧波街、哈爾濱街……這樣的路名全省可見,提醒百姓“毋忘祖國”。城里、郊外布滿“反共抗俄”、“保密防諜,人人有責”、“匪諜就在你身邊”等標語,仿佛字寫得愈大、愈漂亮,反攻大陸就愈有可能成功。
此外,無論是橋頭、巷弄、山頂或海邊,不時會出現(xiàn)“此處禁止測量、描繪、攝影、狩獵”等警語,仿佛無處不是禁區(qū)。海岸線更是禁區(qū)中的禁區(qū),相隔沒多遠就有海防部隊的岡哨,既防走私偷渡,又防想家的人投奔對岸。在那期間,小小的臺灣實際上是個大大的隔離島,因為政府把自己的人民給關起來了,直到蔣經國于一九八六年制定解嚴政策。
還好,有部分海岸線在當時是被解禁的,那就是全省為數(shù)不多的海水浴場。在這里,浪花聲與人民的歡笑仍能齊鳴。我就是一個幸運者,家離海水浴場只有二十分鐘路程。盡管父母三令五申,禁止小孩在沒有大人陪伴的情況下去玩水,我們卻時常偷偷地到那燙得可以燜蛋的沙灘上打滾,再沖向冰得刺人的大海中,幾個鐘頭一下就過了;丶仪芭伦约嚎雌饋硖蓛,就用菜園里的泥土往身上抹,好讓媽媽以為我們是在泥地里撒野。
我們呼吸的空氣常帶著海味,發(fā)絲里不時夾著海沙,胳肢窩里總沾有鹽巴,可是大部分人卻不敢夢想有一天能出海遠行。我的二哥就像一些不甘被土地綁住的農家子弟一樣,一直夢想當船員,幻想周游世界。
那時,鄉(xiāng)鎮(zhèn)村落的電線桿還都不是水泥做的,一棵棵樹干被削得圓滾滾的,浸過黑黑的柏油后,便孤零零地立在道路兩旁。人們在上面張貼宣傳單或尋人啟事,其中經常出現(xiàn)的就是征召船員的廣告。
二哥每隔一陣子就會央求父親讓他上船去試試,央求過幾年后,終于明白這件事是無望的。后來,我們家七兄弟之中,唯一留在老家當木匠的就是他。當初最想出走的,卻認命地成了唯一繼承祖業(yè)的人。事實上,我知道他好幾次都有離家出走的念頭,也不止一次在深夜里聽到他蒙著被子嘆息、飲泣。
跟他一樣,在成長的過程中,我也一直深怕被釘牢在這個沉睡久已的小鎮(zhèn)里。自古以來,鎮(zhèn)上的每個人都過著跟父母一樣的生活,彷佛命運老早就被決定了,時代的腳步、社會的變遷都跟我們無關。從小到大,或許就是靠著喜歡觀察、創(chuàng)作的天性,才讓我能享有一方自己的天地。
還沒分家之前,我們和四叔、五叔在同一個屋檐下過日子。每房有一間臥室,三個媳婦除了侍奉祖母外,還輪月掌廚,負責喂飽三個家庭二三十口人的肚子,家事雖然粗重,彼此倒也和樂融融。我們三房的寢室在爐灶、餐廳的樓上,四叔、五叔兩家則是住在隔個過道的木料倉庫二樓。
像那時大多數(shù)的人家一樣,四叔、五叔都受過日本教育,在鎮(zhèn)公所上班,其中一位還當上課長,算是鎮(zhèn)上的小資階級。在那不經申請就不得聚眾的年代,民間的交誼活動都得偷偷舉行。四叔、五叔的房間隔著一個寬大的空間,時常被他們用來舉行舞會。四叔會吹薩克斯風,他的一些朋友會打鼓、吹小喇叭以及彈低音貝斯,一個三五人的小型西樂隊就這么組成了。長大之后回想起來,那不就是爵士、藍調嗎?想不到頭城也能如此趕時髦。原來,平淡無奇的庶民生活背后,也總有意外暗自運作著。
我們從小就在封閉的環(huán)境中成長,而那一場場的秘密舞會,就是一窺大都會時尚的時機。若是碰到有人密報,警察上門取締、舞客四處逃竄的情景,也能讓我們看得心跳加快,真是興奮又刺激。每次有舞會,保守的父母都會禁止我們接近。我當然沒那么聽話,等父母睡著后,便去趴在窗口看跳舞。看久了便能去幫忙搖留聲機,運氣好的時候還能上場搖沙鈴。
白天嚴肅木訥的長輩,在晚上仿佛變了個人似的,活潑、可親又有趣。保守的父親卻絕不可能如此。他在白天與晚上都是一個樣子,嚴厲又寡言,永遠在現(xiàn)實世界中扮演著一成不變的角色,從來不提過去。這樣的印象一直維持到我高中時的某一天,在整理雜物時打開家中一個老櫥柜。
那時四叔、五叔已跟我們分家,五嬸到小學教書,四嬸則是在鎮(zhèn)上開了一家雜貨店,兩家的經濟情況都愈來愈好。家人懶得整理他們原來的房間,我便把它打通、改造,變成由我一人獨享的空間。四叔留下一個還不錯的二聲道音響,讓我接近了巴赫、莫扎特、貝多芬、舒伯特……我用家里的剩木料做些擺設、裝置,再把五叔留下的書桌椅擺在恰當?shù)奈恢,將辛苦收集的世界文學名著放上書架。高中三年,這里既是我的畫室,又是我的書房,迷上古典音樂后,還在里面練過幾個月的小提琴。
在整理空間時,我把一個堆滿家中雜物的櫥柜撬開,發(fā)現(xiàn)不少家族的老東西,其中包括一面沉重而紋路細致的古銅鏡、一把日本武士刀、兩頂降落傘、一頂日軍鋼盔,以及為數(shù)不少的日文雜志、書籍。我揣摩,那面老銅鏡可能是祖先從唐山到臺灣時所帶的傳家寶,武士刀、降落傘以及鋼盔則說明了家族有人曾被拉去當日本軍夫。
從小我就不曾聽過大人談日據時代或是國民黨政府初遷來臺的事,就是追問也沒人理,仿佛一不小心就能惹禍上身。直到許多年后,我離開家鄉(xiāng)到臺北工作,才從一位外國同事的口中得知,臺灣曾于一九四七年二月底爆發(fā)一場后來導致政府暴力鎮(zhèn)壓民眾的事件,名為“二二八”事件。對當時大多數(shù)的臺灣人而言,這塊土地的歷史就像缺了許多片的拼圖,不齊不全,模棱兩可。
那兩頂降落傘的布料可真好。≡谀俏镔Y缺乏的年代,連辦完喪事后,寫滿黑字的白粗布挽聯(lián)都會被拿來做內衣褲,美援的面粉袋也常被改成外出的便衫。我不敢探問降落傘的來源,自己偷偷把它裁了、縫成衣褲,穿出去拉風極了。后來,我才從大哥那里知道,爸爸年輕時因為手藝好,曾被強拉去修補彈痕累累的日本零式戰(zhàn)斗機。那時的日軍已是強弩之末,國力衰弱,連修補飛機上的破洞也只能用木料。武士刀和降落傘,也許就是爸爸不得不接受的薪餉。原來,爸爸也是有過去的人!
無可避免的,我們從小就經常會碰到綽號“老芋仔”的外省軍人。記得海邊一個小漁村的附近有個營區(qū),大家管里面的人叫“大陳仔”。小時候以為大陳和福建、廣東一樣,是大陸的一個省份。長大后才知道,它是個屬于浙江省臺州列島的島嶼。一九五五年二月,政府在美國第七艦隊的護航下,將島上的一萬八千多軍民全部撤退到臺灣。由于他們義無反顧地選擇來臺,故被稱為“大陳義胞”。
學校里的國語課多半由外省老師擔任。他們各有各的腔調,發(fā)音也不標準,所以很少學生能講字正腔圓的普通話,我就是其中之一。那些老師都非常兇,仿佛把無處宣泄的郁悶都發(fā)在小孩身上了。記得小學時,只要是作業(yè)沒交或是考試不及格,就會被狠狠地處罰。那種被戒尺打在手心、屁股或腿肚上的疼痛,直到現(xiàn)在想起來還會害怕。長大后想起來,對他們倒有幾分同情。他們倉促惶恐地來到臺灣,一夕之間與親友、所愛天人永隔,那種痛豈止是錐心!
有些老師相當有學問,或多或少都對我產生過影響。比如說,我的繪畫天分最早就是被讀初中時的美術老師肯定的。畢業(yè)于杭州藝專的他,為我們這些鄉(xiāng)下小孩帶來了以往所不熟悉的藝術品味。讀高一時的導師則是位精通甲骨文的學者,經常講課講到興起,便在黑板上畫些甲骨文讓我們瞧瞧。正是由他的口中,我首次知道了李濟、董作賓以及許多其它的中國著名知識分子。
到臺北工作后,我更是發(fā)現(xiàn),在一個小小的小區(qū),或是短短的一條路上,往往就匯聚著來自大陸各個不同省分的優(yōu)秀人士。來自中國大陸的許多學者、專家把厚實的傳統(tǒng)文化,較先進的工業(yè)、金融知識勤勤懇懇地傳播于臺灣小島。中華文化的種子有幸不受亂世摧殘,在海島的呵護下開花、結果。
在臺灣生長的男性必須服兵役,我也于滿二十歲那年開始服役三年。由于抽簽抽到海軍,臺灣的各式軍艦,除了潛水艇之外,舉凡巡洋艦、驅逐艦、運補艦、搶灘小艇,我都上上下下不知多少次了。我是通訊士官,必須經常背著沉重的PR77無線通話器從大艦跳到小艇,再從小艇跳到灘頭。有時還得在風浪大作的海上,從小艇爬繩梯上軍艦甲板,隨時都有可能被劇烈搖晃的軍艦夾死。
屬于國民黨政府管轄的所有軍事島嶼,我全去過。大金門、小金門、大旦、二旦、馬祖、北竿、南竿、東莒、西莒,甚至連很少人踏上的烏丘也到過。我們的小艇隊在金門駐守過一年,晚上站崗時得非常小心地提防,以免被從對岸摸上來的“水鬼”給割了喉嚨?墒窃诎滋,透過望遠鏡就可清楚看到對岸跟我們長得差不多的哨兵。彼此雖然身處不同的土地,周遭的大海卻是相連的,拍岸的浪花來自同一片汪洋。
快退伍時,當時的“國防部長”蔣經國下令精簡軍隊。我們的小艇隊被解散,隊員被分派至其他各單位,我也被調去了一艘運補艦。上了那條船,我的工作變得輕松多了,不必再背重得半死的PR77,而是守在艦橋上打燈號、升信號旗。
運補艦天天在各個小島之間來來回回,最讓我難忘的就是到烏丘的那趟任務。說實在的,烏丘島小到只能算是一塊大石頭,但因位處海防要地,一直有軍隊駐防。那一回,船上除了依例載滿換防的士兵、大量淡水以及各項補充物資外,還有一位通常在軍艦上不大可能出現(xiàn)的女人。
原來,這位特殊的乘客因為非法賣淫被判了刑,在刑期內如果自愿前往外島為士兵們服務,就可以不必坐牢。當時,軍中為了解決外島士兵的性需求,設有被弟兄們昵稱為“831”的軍中樂園,因為那兒的電話號碼是831。在金門的“831”女服務員不少,在烏丘卻只有一位,那位乘客就是去換班的。
由于身份特殊,那位三十來歲的婦人被安置在艦上一個不會受到打擾的空間,也就是我平時打旗號所站的望臺。在兩、三天的航程中,我偶爾會跟她聊聊天,得知她有一個好吃懶做的丈夫、三個仍在讀書的小孩。所有的家計都落在她身上,為了要讓孩子們有安定的生活、完整的教育,她選擇了出賣肉體的行業(yè)。在言談之中,她沒有怨天尤人,只說為了兒女的前途,一切苦都可以忍受。
軍艦在驚濤駭浪中靠近烏丘島,島上熱烈的歡呼聲蓋過浪濤的怒吼。阿兵哥們蜂擁而至,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粗重的水管扛上軍艦,在水閥上鎖好,把水龍頭打開。巨大的水柱灑向那群樂不可支的人;趁著淡水接往水塔之前,他們要好好享受一下天降甘霖的滋味。那位沉默的“831”服務員拎著簡單的行囊走下舷梯,堅毅地步向辦點交手續(xù)的軍官。她的背影看來篤定而自在,仿佛確信,所有的罪孽都將會在一次一次的承受中洗凈。
退伍后,我很幸運地進入《漢聲》(ECHO)雜志。這是臺灣第一本以照片為主要插圖的刊物,以有系統(tǒng)地整理中國民間傳統(tǒng)文化為己任。在這里工作,除了讓我開始拍照,還讓我有機會吸取華夏文化的養(yǎng)分。在當時,《漢聲》還只出英文版,這開啟了我的眼界,激勵我在日后創(chuàng)辦《攝影家》(Photographers International)雜志時采用中英文對照的方式,向全世界發(fā)聲。
環(huán)境愈封閉,就會愈讓人想掙脫局限;蛟S這就是島民的特性,要掙脫的力道是這么大,以至于在不知不覺中,奮力得將范圍拓展到超出自己原來的期望。 每個島民是否都擁有這般特性?而擁有這般特性,是否就能擺脫宿命?這就跟因緣有關了。時空不對,一切都會改觀。
我時常覺得,像我們這一代的臺灣人真是最幸運的。日據時代、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我們還沒出生;國民黨政府來臺后,我們才呱呱落地,免去了所有的戰(zhàn)亂經驗。在所謂的白色恐怖年代,我們還小,整天只知道玩。稍稍懂事后,只要不涉及政治,愛怎么作怪,想如何前衛(wèi)、反叛,人家也懶得搭理。等我們能發(fā)揮所學時,臺灣的經濟環(huán)境也好了,處處找得到舞臺。
臺灣這個島嶼,說小是小,說大也很大,因為它匯集了整個大中華的精髓。從農業(yè)社會跨向商業(yè)社會,再踏入信息時代,人類上千年的進化縮影,我們這一代的臺灣人都沾了邊。等到計算機盛行的虛擬時代來臨,飽受傳統(tǒng)文化滋養(yǎng)的我們已經茁壯得能夠穩(wěn)穩(wěn)地挺住,有能力拒絕不良影響。在安定、沒有巨變的環(huán)境中,我們得以堅守傳統(tǒng)信念以及它的珍貴價值。
最令人感到欣慰與興奮的就是,我們這一代還等到了兩岸的友好往來。在ECFA(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xié)議)簽訂后,臺灣與大陸將共創(chuàng)光輝榮景。原來的同胞一度成為敵人,六十年后的現(xiàn)在,彼此的兄弟之情終于又被喚回了。
這些影像不只讓我看到,也讓我聽到那環(huán)繞整座島嶼、裊繞幾個世代,活力無限、韌性十足的浪花拍岸聲。這些浪花被鎖在塵封已久的抽屜里,將抽屜一一打開,童年的陽光、海風、咸味撲面而來。過去與現(xiàn)在又接續(xù)上了。
寫于2010年7月
老 伴
頭發(fā)愈來愈白之后,在臺北坐地鐵時,經常有人讓座。第一次碰上,我還真是大吃一驚,那人看起來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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