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獨的一個人能抵抗強權(quán)嗎?貝拉 巴托克 相信可以。和遭受希特勒納粹政權(quán)迫害的猶太藝術(shù)家團結(jié)在一起，他要求給算作“自愿的猶太人”。他也要求自己的音樂被稱為“頹廢的”，這是對宣傳部長戈培爾的不可饒恕的挑戰(zhàn)。可巴托克堅信他的孤獨抵抗里的力量，將自己和家人的生命置于危險。在這本書里，我們遇見的是1940年的一天，往美國逃難的途中，在法國南部的巴托克。
　　巴托克也相信音樂是對抗那壓倒性強權(quán)的真正威脅�！皫讉�四重奏的節(jié)拍果真能站在坦克行進的路上嗎? ”他問自己。他自答：一個站在官僚和軍事控制之外的藝術(shù)是構(gòu)成對強權(quán)的明確威脅的自由個體。并且，在音樂中，這孤僻的作曲家跟隨了自己的道路，朝向那給他后來的作品烙下特點的簡單、明確和空間。
　　從這本凝練的書里，我讀出的是某種意義上的雙重肖像。從巴托克的圖像里，我覺得能看到謝爾 埃斯普馬克——我丈夫——加上了從自己的個性和藝術(shù)喜好中拉出的重要特征。比如說，他讓巴托克有了驚人的聽力。這使巴托克在他的錄音旅途中可以根據(jù)他們自己的條件遇見那些農(nóng)民，感知他們給他的音樂里的精細味道。然后，他為這音樂獲得公正的評價而奮斗，“帶著愛和尊重”，將其納入自己的作品。
　　以同樣的方式，謝爾接近了那些他在自己作品中描繪的人物。個人的特寫鏡頭是他大量作品中的關(guān)鍵線條。貝拉 巴托克和謝爾的系列小說《失憶》中的七個主人公在一起。同樣也和許多知名和不知名的，那些出現(xiàn)在謝爾的《黑銀河》或《狼時間》里的人物在一起。巴托克的肖像基于詳盡的資料而塑造。卻因為對音樂家思想和情感的偵聽而有了生命和深度。這肖像打上了謝爾對自己熱愛的音樂的作曲家的同情的印記。
　　我也以為，巴托克對權(quán)力的“無意義的抽象”的批評——那剝奪人的個性的——和謝爾有時對當下瑞典官僚主義者的批評有關(guān)。當個人的命運和私人的災難減化為權(quán)力設(shè)備可操作的符號和數(shù)字時會發(fā)生什么呢? 巴托克在書的最后對自己的審訊，我當然能認出來！“他對他的生命作了些什么?”他問他自己。以同樣的方式，謝爾在兩本新近的作品中審視了自己的潛在動機，《記憶說謊》及《狼時間》。在那里，他撥開了所有的浮渣——那遮蓋了最下面的真實的——一個簡單的木板，最終可以站立。
　　同樣地，我也看到，巴托克追求的形式的嚴格也對應著謝爾自己的風格理念。他的小說從來都不長。故事集中于那最精華的。多余的字眼和短語全部削去。這讓文字繃緊，有時這是費力的。同時，多讀上幾回，每讀一回，都能獲得新發(fā)現(xiàn)。

　　也許秘密就在于，那寬大和包容的想像力打開了存在而未想到的生活層面——巴托克是，謝爾埃斯普馬克也是。在這本書里有一個作家自己體驗的，卻讓巴托克接管的一個清晰的印象。一次他睡在一間古老的農(nóng)舍。入夜，他的屋子里鬧起鬼來。充滿了各種聲音：哀號、嘮叨、竊笑、警告和爭吵。他發(fā)現(xiàn)，聲音來自壁爐里薄薄的風門。主人拒絕了他理性的解釋。自然，他得到了個教訓。也許那風門，是幫助死去的和幸存者找到聯(lián)系的裝置。他自己不就是讓逝去的站在我們面前的工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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