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知人善任 貞觀三年（公元629年）二月，唐太宗以房玄齡為左仆射，杜如晦為右仆射，魏征為秘書監(jiān)，參與朝政。這是其知人善任、選賢有方的典型例子。
　　（1）選人重品德 太宗能知人善任，首先由于他認識到除了施政方針的正確，官員也必須賢能，這是關系到國家治亂興亡的大事。貞觀元年（公元627年）他就對房玄齡說：&"致治的根本，在于選拔賢能，量才使用，設官要少而精。&"還打比方說，&"任官不得賢才，就如同畫餅充饑，不能食用。&"他對太子李治說：&"治國在于進賢退奸，賞善罰惡，不徇私情。
　　&"他對大臣褚遂良說： &"我要始終堅持做三件事：一要借鑒前朝的成敗得失；二要進用善人，共同治理天下；三則不聽信讒言，棄斥奸佞之人。&"他晚年為教育李治，總結一生治國之道寫成《帝范》一書，在《求賢》篇中寫道：&"國家的輔弼大臣，必須選用忠良，只有這樣，天下才能實現(xiàn)大治。&" 又說：&"人才濟濟，遠遠勝過黃金萬兩。&" 選賢任能被作為唐太宗一生的治國之本，并且他要求宰相等大臣也要這樣做。太宗即位不久，就叫宰相封德彝舉薦賢能之人，但過了較長時間封德彝沒有舉薦一人。問及原因，封德彝說：&"臣并非不盡心此事，只因現(xiàn)今沒有值得向陛下推薦的賢德之人。&"太宗很不同意這種觀點，他說：&"君主用人就像使用器具，各有所長。古代帝王治理天下而實現(xiàn)盛世太平，難道都是借用別的朝代的人才輔佐的嗎？問題恐怕是自己不知人，怎么可以亂說成今世沒有人才呢！&"后來，太宗也為此事批評宰相房玄齡、杜如晦。他說： &"你們位列宰相之位，應替朕分憂，廣納賢才。但聽說你們每日忙于處理訴訟等一般事務，這對于朕選拔賢才有什么幫助呢？&" 為了能夠讓大臣沒有顧慮地協(xié)助皇帝選舉賢能，太宗在貞觀初就對大臣們講：&"朕現(xiàn)在迫切地訪尋賢才，專心探求治國的道理。一旦得到你們推薦的賢能之士，會立刻提拔重用。
　　但也有些人討論說：‘那些選拔重用的人都是宰相的親朋故舊。’諸公只要出于公心，就不要顧忌這些流言蜚語，畏首畏尾。古人道：‘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避親。’ 這是為了能舉薦出真正的賢才呀！望諸公大膽舉賢任能，即使是自己的子弟或和自己有仇怨的，也可以推薦。&" 能否舉薦賢才后來還被太宗作為賞罰大臣的重要依據(jù)。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就因為任職很久，從不向太宗退一小人、進一賢者，而被削職為民。
　　唐太宗不僅深刻地認識了用人的重要性，而且提出要把品德放在選拔人才的首位。貞觀三年（公元629年）他對杜如晦指出選人中存在的問題：&"朕最近見吏部選人，只注重華美言辭，而不了解品德行為。品德不好，任官數(shù)年后，暴露惡跡，那時雖以刑法嚴懲，但已經(jīng)使百姓蒙受傷害了。這樣選人怎能獲得賢才！&"后來，太宗和魏征又討論這一問題。他說：&"君主必須小心謹慎地選人任官�，F(xiàn)今天下人都仔細地觀察仿效朕的一舉一動。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魏征補充說：&"自古以來知人就很難，因此進行考績，善惡察明，以定升降。今日欲求賢才，必須深入訪察品行，只有訪得品德高尚的君子，才能任用。即使這樣的人辦事不利，也只是才能不強，不會對國家造成大害。若誤用了奸佞小人，越是強干，為害越大。在亂世時可以專取才能用人，不顧品行；但太平時必須任用品德高尚，又有才能的人。&" 后來，在給太宗的上書中，魏征提出君主要能識別&"六正&"、 &"六邪&"。他解釋道：&"所謂六正，即一為圣臣。這類大臣有非凡的預見能力，能夠洞察處于萌芽狀態(tài)的事物的利弊得失，防患于未然，從而使君主立于榮顯之位。二為良臣。這類大臣全心全意地勸導君主施行禮義仁政。君主做得對時能加以鼓勵，做錯時能夠補救。三為忠臣。這類大臣廢寢忘食，進賢不懈。并經(jīng)常激勵君主專心求治，談古論今。四為智臣。這類大臣在事情剛一出現(xiàn)就能預測成敗，對禍患能早做預防，杜絕禍根，轉禍為福，使君無憂無慮。五為貞臣。這類大臣嚴守法令，做官清正廉潔，而且能辭祿讓賜，飲食節(jié)儉。六為直臣。這類大臣在國家混亂時，不同流合污，能犯龍顏，面指君主的過失。所謂六邪：一為具臣。這類大臣安居官位，貪圖錢財，不理公事，隨波逐流，左右觀望。二為諛臣。這類大臣對君主說的一切都說對，做的一切都贊好，千方百計奉迎君主，以討取歡心，而不顧后患無窮。三為奸臣。這類大臣心存奸詐，外表謙恭，能言善辯，妒能嫉賢。他想進用的人，就大加粉飾，隱其罪惡；想黜退的人，則只講過失，對他的美德則一概不提。使君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四為讒臣。
　　這類大臣的智慧足以掩過飾非，口齒伶俐足以打動君主。內可離間君主骨肉，外可在朝廷制造混亂。五為賊臣。這類大臣獨斷專行，破壞法令，結黨營私，損國害家，而且擅于假借君主旗號，自我吹噓，狐假虎威。六為亡國之臣。這類大臣一方面以邪惡的手段引誘君主荒淫無度，一方面結成朋黨，蒙蔽君主的視聽，使君主是非不明，黑白不分，直至惡名無人不曉。&" 這里魏征實際上提出了識別官員的兩大類十二條的具體標準。這十二條標準中，&"六正&"類大臣，只有&"智臣&"是從才能方面談的，&"圣臣&"是才能與德行兼有的，其他的都是從德的角度提出的；而六種邪臣全部是由于無德，沒有一種是由于無才。魏征認為，君主用這些標準去考察官員的實際行動，就能夠做到知人善任。太宗對此很是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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