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史學的淵源極為久遠，呈現(xiàn)的面貌也極富多樣性，《尚書》是紀事體的始祖；孔子的《春秋》是編年體的始祖；到了司馬遷的《史記》，則開創(chuàng)了紀傳體的體例；此后一直到唐代杜佑的《通典》，才又開創(chuàng)了第四種體例，是專詳于文物典章制度的通史，一般稱為政書，又因為它是專門講政治制度的，所以也稱為典。
《通典》將我國歷代典章制度的沿革變遷，分門別目，依照時代順序編為一書，稱得上是典章制度的百科全書。在唐代以前，雖然也曾有人試圖編撰，但都沒有成功。杜佑之前，唐人也曾有類似的著作出現(xiàn)，但體系不如杜佑《通典》的廣博周納，因此也都比不上杜佑的成就。
歷代史學上的珍貴遺產(chǎn)，許多著作業(yè)已成為不朽的經(jīng)典，《通典》自不例外。從《通典》以后，逐漸加上宋代馬端臨《文獻通考》、鄭樵《通志》，合稱為三通，到清朝形成了所謂十通，這些典章制度史的撰述，都發(fā)端于杜佑《通典》，可說是典章制度的開山之作。
杜佑，歷任唐朝的節(jié)度使和宰相，在政壇上活躍了近六十年的時光，因而深通吏事、軍事，尤其對財政經(jīng)濟特別熟悉。唐憲宗曾有詔書稱贊他說：博學強聞，知歷代沿革之誼，為政惠人，審群黎利病之要。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才學與為政處世之道。
《通典》一書的旨趣是為當時的制度找尋歷史的根源，說明古今的變遷沿革，希望從中看出利弊得失之所在。所以清朝史學家章學誠推崇《通典》甚得會通之旨，現(xiàn)代國學大師錢穆先生認為杜佑是開創(chuàng)唐以后史學的第一人，這些都不是過譽之詞。
《通典》全書二百卷，分為食貨（十二卷）、選舉（六卷）、職官（二十二卷）、禮（一百卷）、樂（七卷）、兵（十五卷）、刑（八卷）、州郡（十四卷）、邊防（十六卷）九門，每門又各分為若干子目。在內(nèi)容上，上溯黃帝、堯舜，下迄唐玄宗天寶年間，同時因唐肅宗、代宗時期也頗有變革，故附于書里。在材料搜集上，則廣采五經(jīng)、諸史、魏晉南北朝文集、奏疏，分門別類記載下來，體大思精，當時的人評價說，詳而不煩，簡而有要，這是相當允當?shù)馁澱Z。
《通典》的九個部門，并不是雜亂編成的，而是有一個系統(tǒng)的編次，蘊含著杜佑的政治理想。他說：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政治上的第一要務是教化，但必須使人民衣食足而后知榮辱，所以，教化的根本在于經(jīng)濟。因此，《通典》中居首要地位的是食貨一門，包括戶口、鄉(xiāng)里、賦稅、錢幣、貿(mào)易與物產(chǎn)等幾部分。
其次說：行教化在乎設職官，設職官在乎審官才，審官才在乎精選舉。良好的政治組織必須要設官分職，有了官職，還得有名實相稱的人才來擔當才行，因此先要懂得選拔優(yōu)秀的人才，所以先說選舉，再論職官。如果政府能盡心盡力選擇社會上的賢能之士，使他們各適其位，各盡其才，來處理政事，這樣國事沒有辦不好的，政治沒有不上軌道的。
接著是禮和樂，官職設然后禮樂興，禮、樂一向是我國傳統(tǒng)政治中最看重的兩項教化設施。杜佑說：制禮以端其俗，立樂以和其心。由此可以看出我國傳統(tǒng)政治的理想層面，因此，《通典》對古代禮制的闡述特別詳盡。
道德教化淪落了，才得使用刑法，所以有兵亦有刑。兵大體是以《孫子兵法》十三篇為主，將歷史上的用兵之事，分類歸納在這十五卷中；刑則敘述歷代刑法的因革。
一個大一統(tǒng)的政府，從中央到地方，必須合成一個嚴密而有系統(tǒng)的組織，分級設職，層層節(jié)制，環(huán)環(huán)相扣，政治輪軸才能順利地推動，所以中央政府下面還要劃分地域，設立州郡，因此有州郡；還要有邊防，用來阻擋外來的侵犯。
從這九大部門的分類先后次序，我們已經(jīng)可以看出杜佑的政治理論，他先禮而后教安內(nèi)以馭外的編排方式，本末次第極有條理，也寓有理想。從這個大綱上，我們應當可以了解《通典》體大思精的價值所在了。
由于《通典》一書長達數(shù)百萬言之多，要想適當?shù)夭蓳窀膶懗墒�萬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在改寫各部門之前，我首先撰寫了一篇導論，說明杜佑的生平、《通典》撰述的時代背景，以及杜佑政治理想之所在，希望能借著這篇短短的論述，讓讀者了解并把握《通典》的主旨與精神。至于改寫部分，各門目則盡量存其大體，將歷代沿革概略敘述，希望不致失去會通之意，并保存杜佑對各項制度的評論，因為這部分才是《通典》一書的精華所在，如此或能讓讀者一窺我國最偉大的典章制度寶庫的核心，掌握歷代制度演變的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