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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聚焦的24位作家是中國現代文學波瀾壯闊發(fā)展史上的縮影，他們是中國現代文學的靈魂，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主力軍。本書以“雕刻”的方式聚焦作家的生平經歷以敘事。“雕刻”的基點建立在傳記之上，敘事的原點也帶有較強的評述性。作者所寫的是真實的文學大家，是文學大家生活的某個側面，是文學大家作品中的一個主音，在細節(jié)的處理上，力求生動感人、客觀冷靜并符合實際。作者將文化、歷史和時代背景雜糅，讓紀實、抒情和日常詩化融合。在文本向度上，追求原創(chuàng)性、獨特性、情趣性。全書文字清新活潑，敘事樸實簡練，努力做到故事性、趣味性和勵志性相統一，寓教于樂，以真正實現作者所追尋的“大教育、雅文化、準學術、泛美術”的創(chuàng)作訴求。

序

中國現代文學的精神與風骨

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里。

這是李白仗劍遠游時寫下的激情澎湃的豪邁詩句，從中不難感受到大唐盛世的蓬勃氣象以及詩人洋溢的凌云壯志。而這一句詩詞，也穿梭千年，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精神與風骨的生動寫照。

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著名學者吳義勤指出：中國現代文學發(fā)軔于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從一開始就帶著強大的革命思想和創(chuàng)新意識，它是在 20 世紀初中國社會風云激蕩的歷史語境中誕生的，既是古老中國向現代中國轉變的必然產物，也是中國人民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向民主、自由和科學的中國轉變的心靈吶喊與精神渴求（參見吳義勤：《百年中國文學的紅色基因》，載《光明日報》2021 年 6 月 22 日）。一部中國現代文學史，就是一部中國革命史、戰(zhàn)斗史和中國人民的心靈史。李大釗、陳獨秀、瞿秋白等都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發(fā)起者和中國現代文學的開拓者。1915 年 9 月，陳獨秀創(chuàng)辦《青年雜志》（后改名為《新青年》），后來發(fā)表著名的《文學革命論》，率先舉起文學革命的大旗。李大釗與陳獨秀遙相呼應，發(fā)表了《什么是新文學》一文，將中國現代文學與社會寫實聯系起來，賦予文學創(chuàng)作豐富的現實性和鮮明的戰(zhàn)斗性，而這正是中國現代文學最重要和最可貴的精神品質。瞿秋白與魯迅先生是知己，他在翻譯介紹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時，滿懷激情地寫下《餓鄉(xiāng)紀程》《赤都心史》等紀實名篇，感情真摯地表達了自己思想上煥發(fā)的生機。

文運與國運相牽，文之運勢要有自己的團體與組織。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組織成立最早、影響和貢獻非常大的文學社團之一，文學研究會在時代大潮中應運而生。以沈雁冰（茅盾）和郭紹虞為首的社團發(fā)起人主張文學為人生，號召文藝家們以血和淚的文字揭露黑暗、謳歌人民；創(chuàng)造社發(fā)起人郭沫若、成仿吾也及時發(fā)出自己的文學主張，倡導文學為藝術，要忠于內心的需求，表達浪漫與唯美。而中國共產黨領導文藝運動的一個標志性事件是 1930 年成立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左聯的精神領袖是魯迅，實際領導者是瞿秋白�？谷諔�(zhàn)爭全面爆發(fā)之后，文藝界最重大的一件事就是成立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郭沫若、茅盾、夏衍、老舍、巴金等 45 人當選為該協會理事，老舍為總務部主任，主持日常工作。與此同時，延安革命根據地成立了陜甘寧邊區(qū)文化界救亡協會，為推動解放區(qū)的文藝運動作出了重大貢獻。

中國現代文學精神與風骨的突出表現在于：一大批優(yōu)秀作家具有敏銳的政治覺悟、執(zhí)著的藝術追求和強烈的愛國情懷。他們懷著熾熱的心接受革命先進思想的洗禮，自覺承擔起驅散黑暗、改造中國的責任與使命，冒著生命危險，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紛紛加入黨組織。據吳義勤初步統計，先后加入黨組織的作家有茅盾（1921 年）、蔣光慈（1922 年）、郭沫若（1927 年）、夏衍（1927 年）、馮雪峰（1927 年）、李初梨（1928年）、馮乃超（1928 年）、鄧拓（1930 年）、丁玲（1932 年）、田漢（1932年）、陳荒煤（1932 年）、周立波（1935 年）、柳青（1936 年）、劉白羽（1938 年）、田間（1938 年）、魏�。�1938 年）、何其芳（1938 年）、

歐陽山（1940 年）、蕭軍（1948 年）等。其中，在理想信念的強烈驅使下，丁玲、何其芳、蕭軍、艾青、田間、卞之琳等一大批優(yōu)秀作家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在火熱的革命斗爭和槍林彈雨中，他們經受住了嚴酷的考驗，揮灑著他們的理想、激情與智慧，彰顯了他們的精神、意志與風骨。

文脈同國脈相連。1942 年 5 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指出：在我們?yōu)橹袊嗣窠夥诺亩窢幹校懈鞣N的戰(zhàn)線，就中也可以說有文武兩個戰(zhàn)線，這就是文化戰(zhàn)線和軍事戰(zhàn)線。我們要戰(zhàn)勝敵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槍的軍隊。但是僅僅有這種軍隊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有文化的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zhàn)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一代偉人毛澤東把筆

桿子和槍桿子聯系到一起，充分肯定了文學無可替代的戰(zhàn)斗作用，是對中國傳統文論中所提出的蓋文章，經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的承繼與超越。

本書所聚焦的 24 位作家是中國現代文學波瀾壯闊發(fā)展史上的縮影，他們的生命連同他們的作品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天空留下了永不湮滅的暗香。

看，他們一個接一個出生了，帶著啼哭和吶喊，在暗夜的長空劃下一道道閃電：他們是中國現代文學的靈魂、硬骨頭魯迅和新文化運動的旗手胡適，是狂飆運動中鳳凰涅的郭沫若、林語堂、茅盾、郁達夫、徐志摩，是廉潔正直以自清的朱自清、老舍、聞一多、俞平伯、沈從文，是太陽照在心河上的丁玲、巴金、趙樹理、周立波，是別樣風景的張中行、曹禺、錢鍾書、蕭紅，也是憑窗遠望，白云悠悠的孫犁、蘇青、汪曾祺和張愛玲。他們出身不同，背景各異，個性鮮明，但他們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主力軍，是國家的脊梁，民族的魂魄。他們懷著對文學的巨大熱情，懷著改造中國的美好愿望，以及對中國未來的殷切期待，

用自己的青春、熱血、才華乃至痛苦、眼淚和苦悶寫下了屬于自己的辛酸、榮辱及不悔的人生。而今，他們的生命雖已消逝，但他們的精神與風骨將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萬古長存、熠熠生輝。

改革開放以來，文藝創(chuàng)作者扎根文化母土，將優(yōu)秀外來文化經驗本土化，創(chuàng)作了無數精品佳作。但是，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等錯誤思潮不時出現，網絡輿論亂象叢生。更有甚者，一些文藝研究者缺乏文化自信，崇洋媚外，習慣用西方理論剪裁中國經驗，自我矮化，淪為西方的發(fā)聲器，附和西方個別鼓吹者全面否定中國文學，稱中國文學是所謂的垃圾，抹黑中國文學的成就，其錯誤的價值導向不僅對文藝創(chuàng)作發(fā)展無益，甚至嚴重影響了人們的思想和社會輿論環(huán)境。

梁啟超曾在書中自述他在巴黎拜會哲學家蒲陀羅（Boutreu，柏格森之師）時的情景，蒲陀羅告誡道：一個國民，最要緊的是把本國文化發(fā)揮光大……我希望中國人總不要失掉這份家當才好。不久，梁啟超在巴黎和幾位社會黨名士閑談，我說起孔子的四海之內皆兄弟不患寡而患不均，跟著又講到井田制度，又講些墨子的兼愛寢兵。他們都跳起來說道：你們家里有這些寶貝，卻藏起來不分點給我們，真是對不起人啊！梁啟超聽后十分羞愧，覺得登時有幾百斤重的擔子加在我的肩上。梁啟超之所以感覺肩上壓著幾百斤重的擔子，原因在于很長時間以來，許多國人失去了自信，妄自菲薄，沒有一個東

方古老大國民眾應有的尊嚴、胸懷與境界。

文化興則國家興，文化強則民族強。如果我們自己都不珍視這些為中華民族創(chuàng)造了豐富精神食糧的文學大家，我們今天就沒有資格談論文化自信。而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就沒有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生長在盛世繁榮的新時代，每個普通讀者都要像櫻花熱愛春天一樣熱愛這些留下暗香的文學大家。廣大文藝工作者則應以謙卑的心秉持這些文學大家的風骨與精神，自覺承擔起舉旗幟、聚民心、育新人、興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務，時刻牢記國之大者的創(chuàng)作宗旨，承續(xù)光榮傳統，賡續(xù)民族血脈，努力做時代的記錄者和歷史的見證人。

1837 年，愛默生在哈佛大學發(fā)表了一個著名演講，他鄭重提醒美國青年，不要成為在美國的德國學者、英國學者或法國學者，而要成為立足于美國生活的美國學者。他認為美國人傾聽歐洲的時間已經太久了，以致美國人被看成是缺乏自信心的，只會模仿的，俯首帖耳的。

愛默生的演講促人警醒，也發(fā)人深省。我們一味地詮釋、解讀和謳歌歐美文學的種種先進和美好，卻忘記了中國現代文學大家所彰顯出來的民族氣節(jié)、審美風范和家國情懷不比世界上任何國家的文學遜色。由此可見，一個不重視作品的價值追求、不聚焦母國文化的文藝家或文藝理論工作者，怎么對得起腳下的這片厚土以及給他們以崇高榮譽的祖國和人民？因此，廣大文藝工作者應當自覺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文化建設，注重用社會主義先進文化、革命文化、中華優(yōu)秀傳統文化培根鑄魂，努力提高創(chuàng)作的信心與能力，牢牢把握歷史脈搏，堅持與時代同步，創(chuàng)作出既有世界視野又有中國風骨、中國精神、中國氣派的文藝精品。這是全國人民的期望，也是中國文學的使命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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